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书写不但为我们保留了城市的特有风貌,而且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城市形象。秦中自古帝王州,长安作为汉唐故都,历来就是文人墨客寄托自己文化乡愁的不二选择,长安与功名、抱负、怨怼有着挥之不去的联系。但到了近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相伴随的是,诗文中的西安也不多见。20世纪30年代前后,西安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西安在各类书写中逐渐展示出不同的形象。

繁华落尽后的空间想象

“五四”以来,关于西安的各类书写总体上并不很多,就写作的视角而言主要集中于两种视角。提到西安必然想到长安,这种挥之不去的故都情结从古至今制约着读书人对西安的想象,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视角。不论是纸面神游还是实地勘察,首先被唤醒的毕竟还是作为故都的长安。而在另外一种视角下,西安则呈现出残破、衰败的景象。近代以来有关陕西的舆论大多与灾难有关,陕西在一些媒体的渲染下几乎成了“土匪世界”,不只闭塞而且险恶。生于斯长于斯的王独清,在其自传体小说《长安城中的少年》中,便将以上两种关于西安的想象,混杂在一起。小说刻意提到的空间形象,一个是慈禧流亡西安的行宫,一个是被称为“大观园”的戴家大宅院。王独清在小说中没有细描行宫、“大观园”的具体面目,布局、装饰也都较为含糊。虽然两处空间看似富丽堂皇,但掩饰不住其中的腐化与萧瑟衰败。西安因帝都而辉煌,也因帝都时代一去不返而苍凉,王独清并未给我们提供关于当时西安的新图景。

鲁迅曾经有写作长篇小说《杨贵妃》的打算,1924年的西安之行正好给他一个实地勘察的机会。可当双脚真踏上这块充满文化乡愁的土地,却发现一切并不那么美妙:“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鲁迅想象中的西安,由于环境的闭塞和历史的厚重,古色古香,乃至原汁原味的帝都风貌得以保留,足以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空间,也即所谓“唐朝的天空”。曾经帝都的辉煌,经由历代文人墨客的渲染,已经成为西安这座古城的基因,不论是普通的游客还是别有怀抱的文化人,想要独辟蹊径难上加难。但在另外一层意义上,鲁迅关于西安的想象被“打破”,也恰恰意味着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生成的可能。

背街里巷中的切身经验

新旧混杂、斑驳陆离的城市空间让鲁迅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西安的想象,甚至反思自己关于空间问题的认识。西安新旧混杂最为典型的代表莫过于现有城墙东北片这块区域。层垒的历史让西安的东北角斑驳陆离。辛亥革命后,陕西都督府下令拆除清代所建的满城,由此打破了西安城自古以来在规划建设上的诸多禁锢,平民百姓生养其间的日常生活形态,也即背街里巷中的西安,在破败的满城基础上逐渐孕育。

在林语堂的小说《朱门》中,男女主人公分别来自西安城最有特色的小庭院和大夫邸。杜家的“大夫邸”匾额高耸,顶端有“皇恩”两个小字。客厅的西墙上挂的是“翰林”两个大字,东墙上则是翁同龢的一副对联,旁边是一幅马远的巨幅山水画。作为老西安的象征,杜家“大夫邸”总给人一种压抑、颓败的印象,这也是女主角杜柔安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原因。反观男主角李飞的家,则是另一番景象:李家的房子是用黏土盖的,有些地方刷了些洋灰。门前的街道旁有个大池塘,边上长满了浮萍。李家不过是一幢极为普通的庭院,但生活在其中却让人倍感放松和亲切。更为重要的是,李家小宅院恰恰位于“古城墙的东北角”,正是满城拆除后在纷繁杂乱中逐渐生长起来的新的城市空间。与“大夫邸”相对照,“小宅院”不怎么起眼,却能够使我们生发出关于这座城市的另外一种想象。背街里巷中的西安也许空间局促、格局有限,却是西安人最经常最切身的经验。

城乡参差中的身份游离

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西安不像沿海沿江城市可以大量借用外来资源,只能就地取材,其最可凭借的资源就是周边农业社会的吐纳能力。所以,乡村对于西安而言,既是他者,又是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代有关西安的各类文学写作都离不开乡村的影子。书写都市而以乡村为参照,几乎成为当代陕西作家一个基本思路。

从乡村视野对西安的观照绝非简单的“传统与现代”可以概括,贾平凹的系列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关于西安书写的一种新的可能。从最初的《商州》《浮躁》,到最近的《古炉》《老生》,城乡对照书写可以说是贾平凹写作的一个基本框架。相比之前的书写,贾平凹笔下的西安有些混沌不清、晦暗不明,城与乡不再楚汉河界般界限清晰,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城与乡在这里形成一种参差对照的格局,此种格局既是西安的城市现实所决定了的,也是贾平凹刻意追求的立场和写法。

《土门》的故事围绕着仁厚村和房地产公司之间的矛盾展开。房地产公司依托资本和权力,它们的欲望和诉求决定了城市化的动力与方向。城市化的结果使得西京城里的市民脱离土地,精神浮躁。仁厚村地处城乡结合带,一方面有着浓厚的乡土性,另一方面也面临都市生活的想象,既凭借城乡两种资源而存在,又在与城乡两种传统对抗中确认自己。贾平凹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正是要走出城乡对立的二元思维,在参差对照中寻求城市化的另一种可能。城市只有扎根于乡土才有无限生长的空间,乡村也只有在继承历史、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不断改良,才能根深叶茂。

不论是背街里巷中的西安,还是城乡参差对照中的西安,与城市平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形态的出现,让西安逐渐走出汉唐故都的抽象范畴,展露出平民化的都市形象。这极大地拓展了历来关于西安的地域空间想象,而且提醒我们重视对本土化城市经验的挖掘。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文化’在陕西的传播”(2016J04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