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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新书《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部十四万字非虚构作品是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冰河》《凌汛》《激流中》系列自传体、记录中国文学文化历程的最后一本。近日，这一系列书的责编脚印，与人文社社长臧永清等赴天津拜访冯骥才，并围绕新书《漩涡里》简短对话。

编辑：我知道这一年冯先生都在紧张兴奋的写作中，上半年写作《漩涡里》，下半年创作长篇小说。现在，您最看重的，记录您二十多年艰辛努力的《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终于出版了，我想把这本书精神气息传达出来：这是一个自觉的文化人和纷繁时代的故事，是一部行动的书，也是一部启蒙的书。读者一定非常好奇，您是如何转向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冯骥才：我在书中对于我如何由一个作家变为一个文化遗产保护者有详细地记述，它实际上记述的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历程，所以我说它是一本生命之书。在过去二十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比文学写作对于我来说更重要，也更艰难。

我心里一直很崇敬陈寅恪、罗振玉、刘半农那一批抢救敦煌藏经洞经文的人。那时文物被伯希和盗走，陈寅恪他们在巴黎念书，每天就带几块干面包到国立图书馆，抄完经卷文书后，把这些稿子拿回国。

编辑：您的行动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您有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历史文化责任感，您是有很强大的意志力和行动能力的人，才能做常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冯骥才：我经常到古村落去，有时看到很多古村落面目全非了，很感慨。做文化遗产保护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心血，看到很多有历史的、有承载的东西无可挽回地消失，有时候觉得茫然。但我们还要努力去做。

回想开始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很艰难。好多非遗传承者还没等到我们记录就不在了。就像我在《漩涡里》提到的，一次我们的普查人员在甘肃发现一个老太太唱的民歌“花儿”极其珍罕，想录制下来，但没有录像机，就回到北京设法弄到一台摄像机。再赶回甘肃时，老太太已去世，临死前她还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呵!”我们每天都在抢时间，你现在不做，那些宝物就永远消失了。

后来我们做的一本书《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把少数民族的刺绣、染织、服装、服饰、祭祀、生活、建筑等全部收在里面。出书过程中实在没钱了，一度搁浅，后来收到捐款才得以完成出版。

编辑：您的行动感动了很多人，也做出了有价值的成果。您认为这二十年努力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冯骥才：这二十年的文化遗产保护，悲欣交集。我能感欣喜的是文化遗产保护观念深入人心。有一次我到安徽徽州的一个村庄，当地人想让我看他们村落的保护情况，我忽然看到一根电线，房顶是灰色的，墙是白的，白电线被涂成了灰色。我问，这个线是谁涂的？涂完后电线和房屋就协调了。村民说，这不是您的观点吗？古建筑保护要注意每一个细节。我特别安慰。我们这些年一直呼吁的观念被老百姓接受了。保护文化遗产者跟作家的想法一样，作家最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被老百姓接受。

编辑：您这些行动还承担着文化遗产保护的启蒙作用。您在作品里提到，对“旧城改造”，“重视古村落建设”等口号十分警惕，在您看来有很多美好的珍贵的东西会在这种气势中毁掉。所以冯先生这些年的行动有着巨大的价值，即便很多东西留不住了，但是能够用影像、文字把它们留下来。比如用抢救的速度留下大量影像，在书里可见。包括民间故事，非遗的各种艺术，整个用文字图像呈现出来，工程实在太大了。

冯骥才：我们国家在民间文学的创造上，是一个很了得的民族。世界上哪个国家也没超过我们。口头文学、史诗、叙事诗、神话、谚语、歇后语、歌谣、小戏等，我们现在已经整理好进数据库的是八亿八千七百万字，没有进数据库的大概有二十亿字。很幸运的是国家给了资金，先出一千部，光民间故事就有一百一十六万个，全是文字，进入数据库。明年希望能把这些书做出来，每部二十万到三十万字。 格莱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