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茅盾《虹》重读:时代症候与人性困局

来源:鲁29(微信公众号) | 张俊平  2018年12月09日00:29

茅盾的《虹》写于日本,时值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在矛盾与痛苦中失落徘徊的茅盾得知国内革命运动经过了挫折之后又开始走向复苏,深受鼓舞,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又萌生了一线希望。于是根据自己的革命经历,以熟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创作了这部小说。意图展示一代知识分子从“五四”到“五卅”战胜挫折,寻求革命的心路历程,同时为知识分子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相对于之前的《蚀》系列小说沉闷灰暗的色调,《虹》无疑是增加了一抹亮色的,它标志着茅盾思想的转变,是他对于自己的由大革命的失败而产生的悲观、消沉情绪的否定。

然而细读这部小说之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并不是知识分子的从此振奋,也不是中国革命的从此转变,而是知识分子前进道路上所遭遇的种种羁绊,甚至是知识分子本身的种种弱点。后者使这部小说弥漫了一种低沉的情绪,笼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于是小说似乎在不经意间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照理说,一部指引光明,展示昂扬精神风貌的小说与这种灰暗的色调应该是绝缘的,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灰暗的色调无意中成为这部小说的亮点。原因在于,茅盾所展示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正是人类常具有的,知识分子人生道路上遭遇的羁绊也正是人类常面对的,所以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困境也就代表了人的困境。由此,小说的主题也就超越了时代与社会的背景,上升到一种普遍人性的高度。

这种人生的困境表现在小说中,首先是梅女士的人格缺陷导致她时时感到失落的空虚与寂寞的痛苦。梅女士的人格缺陷一是浓厚的理想主义。梅女士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表现出盲目的乐观与自信的心态。她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问题理想化、情绪化,而从不采取应有的措施,结果是当现实来临之时,只能陷入手足无措的尴尬局面。同时,受“五四”个性解放与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梅女士低估了守旧势力的强大,陷入一种盲目的冲动与自信之中。在她眼里,似乎一切都不足以成为阻挡她的障碍,“她的特性是往前冲,她唯一的野心是征服环境,征服命运!”对于家庭强加给的婚姻,梅女士虽然也感到苦恼,要求反抗,却始终没有明确的目的与方法。她曾将希望寄托在爱人韦玉身上,但韦玉懦弱的性格让她大失所望。唯一的希望破灭了,她便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消极抵抗与虚无的等待的所谓“现在主义”的道路。当父亲不止一次地向她提出婚期将近时,她的回答始终是“将来的事,将来再说;现在有路,现在先走!”对于好友徐绮君“一定的目标和将来的准备”的忠告,她也不置可否。梅女士不仅对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与思考,对未来也没有清晰的打算。“五四”新思想的刺激使她在面对现实与未来时往往取一种理想主义的情绪化态度。梅女士曾借出演《娜拉》的机会对剧中的人物有过深入的研究。她鄙视娜拉所有的不过是几千年来女子所秉持的性的观念,赞赏林顿夫人的超越性的观念的束缚,忘记自己的女性身份。这种认识渐渐在她心里生了根,并影响了她的处事方针。于是,她渐渐不再把终身大事看成当务之急,而是准备“献身给更伟大的前程”,然而这伟大前程的轮廓在她却全没有印象。于是她对婚姻有了新的看法,“你以为一个女子和不爱的人结婚便是不可恕的罪恶么?结了婚不能再离异么?你承认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么?”对于自己的未婚夫柳遇春,她竟萌生了一种故意挑衅的念头:“我要给他人财两失,我要给他一个教训!你以为嫁了过去便是自入牢笼,我却不怕!我要进牢笼里去看一下,然后再打出来!”这种乌托邦式的憧憬与信念在婚姻真的到来之后,便全化作了泡影,“但当最后一幕揭开来时,她像一个初次上台的戏子似的慌了手脚,她的预定计划——她的理想竟陷于全部的失败”。

梅女士的人格缺陷之二是她的孤高的性格,这种性格使得她与世人之间筑起一道厚的障壁,结果使她时时感到被孤立的痛苦。我们当然不能忽视梅女士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她追求自由之路上的种种无奈之处,但这种性格确实对她所经历的挫折负有一定的责任。梅女士厌恶与她同行的文太太,“憎她的风度太庸俗,憎她的眼光只有半寸长”。自然,相比于梅女士文太太是不那么“完美无缺”的,但是对于一个深受封建思想侵蚀而能投身革命的中年妇女,求全责备也是不应该的。对于学校里的同事,梅女士也是“对于左右前后那些猥琐的俗物不胜其憎恨”。所以,梅女士时时觉得“她的环境和自我永远相左,永远不能恰好的吻合”。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推测,梅女士的性格注定了她无论身在哪里都不会很好地与周围环境相融合。《虹》尽管没有写完,尽管小说结尾处写到梅女士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投身到人民群众的集体中,但笔者认为,以梅女士的性格,她在革命的队伍中呆久了同样会与周遭发生龃龉,同样会时时感到不被理解的痛苦与失落。

如果说梅女士的人格缺陷构成她人生道路上的第一重困境的话,那么当时的社会与周围的人群则构成她人生的另一重困境——人彼此之间的隔膜与误解。梅女士固然因其思想的激进与父亲、情人、乃至同事产生隔膜,但对于与其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他们彼此之间也并非彼此洞明,毫无芥蒂的。事实上,梅女士与周围人群的隔膜也并非完全出于思想上的差异。这是不是可以揭示一个已为众多作家反复讨论过的话题——人在本质上是难以沟通的呢?

正如梅女士所说:“我一个人跑到社会里,社会对我欢迎吗?自然,社会上有些个人会笑嘻嘻地来接近我,然而他们还不是另有目的?”这并非梅女士的神经过敏,事实上确实如此。在卢州师范学校这个看似充满新思想的环境里,我们看到的是女教员之间的相互嫉妒与猜忌以及男教员的虚荣好色的丑态。他们与梅女士关系的亲疏远近无不与自身的利益有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梅女士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沟通,有的只是相互利用与猜忌,致使梅女士感觉到“在这里混过半年,只受到满身伤痕,这种天天打仗一般的生活,我不愿意再领教了。我更不愿意还要和一个本来我爱她的人成为仇敌”。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在醍醐阁的荒唐氛围中,梅女士挺身而出为受男教员欺辱的赵佩珊打抱不平,换来的却是赵佩珊的怀疑与防范。无意中窥到了张逸芳与陆校长的秘密的梅女士为消除猜忌,借游山的机会主动向张逸芳示好,等待她的也只是对方精心设计的反击,一腔热情换来的却是陷入被动处境的尴尬。而当忠山事件的不良影响消弭后,梅女士一跃成为县中的公众人物,于是先前视梅女士为危险人物、极尽侮辱与诅咒之能事的一班女教员一改僵冷的态度,照旧和梅女士融洽起来。梅女士终于厌倦了这种虚伪隔膜的环境,毅然选择了离开。

由此,梅女士的人格缺陷——理想主义与孤高的性格具有一种高度的真实,即使抽离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是令人信服与值得反复回味的。而小说中展现的人们之间彼此的隔膜更是古今中外众多作家反复探讨过的。这种双重的人生困境的展现使得这部小说超越了一般的革命文学,具有了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