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激发生成，到2016年曹文轩先生获得世界儿童文学大奖“国际安徒生奖”，历经一百多年，中国儿童文学已然成为一个世界儿童文学大国。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儿童文学图书总印数占比在整个文学图书中突破50%，由此一斑窥豹，亦可判断童书发展已达到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繁盛状态。可以说，无论在儿童阅读领域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甚或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儿童文学现象均难以被忽视。童书是儿童最早接受的文学，于儿童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因而写作者巨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总是在这种文类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现，这种文类便天然地与儿童问题包括儿童观、教育观紧密相连；但另一方面，童书同样可以抒发个人感情，反映社会现实，因而常常表现为一种别有趣味的叙事策略和美学选择。童书的发展因而不仅受制于家国想象与教育设计，也受制于具体的美学风潮和文化思潮，但童书创作绝非被动的观念适应，因童书直接沟通儿童的精神世界，它往往表现出非同凡常的创造力和揭示力。儿童文学研究定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回头一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要补充，必将对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提供无尽的灵感和启示。

史料乃学术之本，搜集、整理史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学科“历史化”的内在要求。儿童文学长期以来被视为边缘学科，当王泉根先生长达百万字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摆在眼前，人们或可蓦然之间感受到中国儿童文学的“厚度”以及王泉根先生的“非常之功”。

《编年史》以逐年纪事的方式展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实绩，延及文学外部的各种促动因素，包括时代思潮，文化运动，对外交流，以及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联等等，从而使我们获得对于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印象。《编年史》将时间起始点设置为1900年，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世纪的开始，而彼时中西文化碰撞的基本格局已然形成，新文化新国民观念已然在酝酿，正如梁启超在1900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中所彰显的那样。初始的现代儿童文学正是新文化新国民观念的具体体现。王泉根先生将史料梳理的起始点设定为1900年，恰恰是将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的发生理解为一个流动的过程，而非单一事件的激发。另一方面，王泉根先生一直主张以系统论观察儿童文学，强调“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与具有自身独特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强调从作家作品到出版传播到评论研究到学校教学、阅读推广——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少儿图书出版行业的每一次变革与转型，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每一次课改与教法，官方、民间多种形式的阅读推广举措，外来文化的渗透与交流等等，无一不在影响甚至制约着儿童文学的前行姿态”，因而“用系统论观察与探究儿童文学，这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必然践行的研究方法”。故此，《编年史》除了记叙作家作品，更延及1900年代以来相关的文学运动、观念变迁、文学思潮、文艺争鸣、社团流派、报刊沿革、文学交往、文学会议、文化与文学政策，以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等背景材料，同时全面记录了与儿童文学有关的出版传播、学校教学、阅读推广、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事项。“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不是一个独立事件，而是多维语境多种话语交织的结果，而这，恰恰是理解儿童文学何以成为儿童文学的要义。

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事实进行系统的钩沉、清理和考辨，并非简单的材料堆砌，史家的文学观与志趣，眼界与眼光，皆成为非常重要的因素。王泉根先生强调所记事象的事件重要性和事实准确性原则，强调编年史的“准确”应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高屋建瓴、全局在胸的史家“眼光”，是取舍与判断，也即不但竭泽而渔网罗资讯，同时对于记什么不记什么有严格的学术考量，是谓“事件重要性”；其二是细节之真。所谓史家功夫正体现在这两点上。

“编年史也是史，而且应该是信史”，然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料的取舍提炼，文字的表达，入眼事象的广度与相关度，实在体现编纂者的识见、胆略和胸怀。正如著者所言：“文学编年史是记叙文学的历史，是文学史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史料故而具有话语的意义。王泉根先生对此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有心的读者会看到，1900年至1949年的纪事，每年纪事起始段皆有一小段概要，字里行间有判断，这是我最喜欢读的段落。如1900年的纪事起始段中便写道：“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与江南书局第一套儿童寓言故事书《中西异闻益智录》的出版，拉开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幕。《八十日环游记》作为第一部被译成中文的西方科幻小说，同时进入了中国人的文学史领域。从此，中国儿童文学沿着中外结合、创作与翻译并重的轨道不断前进与发展”。但王泉根先生并未将这一体例贯彻到底，大约基于愈晚近而线索愈庞杂有关，而愈晚近愈客观，以待后人论断，也是一种史家态度。

资料讯息的准确无误及讯息的广度和相关度，核心资讯和外围资讯的边界判定，资料搜集的来源、途径和方法，乃至编年史的体例安排，等等，要求的是编著者的资质和功力深浅。这样一项工作或注定由王泉根先生来完成。司马相如有言：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王泉根先生之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的编著，应可以“非常之人”“非常之事”，乃至“非常之功”称之。虽说没有王泉根先生的参与，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仍会顺应时代潮流逐渐壮大，然可以说，如果没有王泉根先生的摇旗呐喊和身体力行，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很可能以另一种样貌出现。王泉根先生对人才的扶植和培养，对众出版选题、相关文学奖项和相关科研项目的策划和推动，对文学动向的及时总结与大胆判断，以及对不同历史阶段相关史料的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收集与整理，等等，只要想想“这些事”与“这个人”是怎样有意无意促动这门学科以更大的声势引起世人的关注和政策层面的支援和扶助，并直接催生、激发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与“这个学科”的密切关联。

王泉根先生作为学者，其首要的身份是文学史家。王泉根先生1987年出版《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1989出版《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彼时他接续上胡从经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的工作，开始矢志不渝地爬梳儿童文学的渊源及整个发展脉络，其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在整理“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时，王泉根先生应该直接受到了以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等一代现代儿童文学先驱者的精神影响，从此开始以全部的热忱和坚定的意志力扑入儿童文学事业之中。这一选题同时开启了王泉根先生的史料收集的自觉，70万字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便是见证。这本文论的学术价值或许并未被广大学术界所了解，然熟悉这本书的人都知道，自1984年王泉根先生完成了关于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的硕士论文后，即开始辗转于北京、上海、浙江、长沙、重庆等地十余座大小图书馆，查找、摘抄、整理了自1902年至1949年间几乎所有重要的涉及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的文章，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系先生首次从发黄的故纸堆里手抄复印，继而得以重新面世。文章分六辑列出，并为每篇文章做了阐释说明（名为“砚边小记”），彼时先生心中已有宏图。他在后记中开篇即谈的是鲁迅先生在《我们是怎样教育儿童的？》中的寄望：“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王泉根先生接着鲁迅先生的话说道：“中国的儿童文学，自然也应包括在这‘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的‘历史’之中；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自然也应有‘明确的记录’儿童文学发展轨迹的史书”。事实证明，王泉根先生正欲以其毕生之力立“功德”，他先是梳理了自晚清至建国时期的史料，继而一路顺时而上，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则作为一个自觉的历史亲历者以极大的热忱参与、跟踪、观察儿童文学的发展变化，网罗一切可能获知的各种相关信息，并表现出了一个史家特有的敏锐和判断力。

史料钩沉和现场观察相结合，使得王泉根先生自始至终对于儿童文学有一种极为清醒的整体性的、全局性的关照，他的文学批评、理论著述和活动策划无一不基于他对史的观察之上。更重要的是，他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和记录者，更是历史的参与者与创造者。他自觉将自身置于时间之流和历史之流中，接续传统，并以极大的意志力参与到对传统和历史的创造与建构之中，这是他突出的文化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在《进京十年》一文中，他曾谈到：“凡是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事，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做：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文学现象批评，从作家作品评论到青年作者扶持，从学科建设到学术交流，从研究生培养到各类评奖，从图书策划选编到媒体发声”。圈内人都知道王泉根先生不辞劳苦与会、发言，甚而被圈内人誉为“劳动模范”，实则先生不仅仅在不遗余力地支持、发展中国儿童文学事业，而且他要亲历现场，做“史”的记录。这就是为什么先生总是客服一切困难，或主持或参与被邀约的各种相关活动，而且每次必要亲自为活动存照留证，若请他人拍照，必定每帧照片都要亲自检查觉得“合格”后才罢手的缘故。近年先生开始着力梳理“十七”年儿童文学及古代儿童文学，并在最新著作《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多有呈现，再结合先生所撰写、所主编的各种著作，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坚定的儿童文学史家的身影。

王泉根先生以其数十年之功，成《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呈现丰富史料，描画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轨迹，真乃“非常之人”以“非常之功”，完成一“非常之事”。该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王泉根先生为代表的第四代中国儿童文学学者对于儿童文学事业的彻底的忠诚与热忱，以及“彻底的奉献和担当精神”。中国儿童文学能有今天这般“气象”，与一代又一代学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本文作者

李红叶，儿童文学评论家、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