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档案

武歆，1962年生，祖籍山东省，自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至今累计约500万字。著有长篇小说《陕北红事》《密语者》《树雨》《延安爱情》《重庆爱情》《天津爱情》等9部，中短篇小说自选集《诺言》，散文集《习惯尘嚣》等。在《当代》《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文学刊物发表大量中短篇小说。作品被多种文学期刊转载，有作品译成英文、韩文，并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等,现任天津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文学创作一级作家。

“贵州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记 者：武老师，你多次来到贵州，能不能谈谈贵州给你的印象？

武 歆：从去年12月到今年10月，我去了3次贵州。这应该是最近几年连续去一个省份最多的一次。与贵州还是颇有缘分的，当然都是文学之缘。说到贵州给我的印象，安静、舒缓、沉思，看不到急切的人，似乎什么大事在贵州人眼里都是小事。今年五月份是参加贵州文学院的活动，我住在南明河边上的一家客栈，南明河水从窗前流过，甲秀楼的灯光倒影印在河水中，那种不动声色但又暗含无限的飞扬，还有漫无边际必须拥有的思绪，连续两天晚上我几乎没睡，一个人坐在窗边，望着河水，有着一种无法描述的久远的感慨，许多不曾有的写作想法慢慢溢出。还有一个特点，贵州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我去过黔东南，去过安顺。黔东南的侗族大歌、安顺的文庙，一个“动”，一个“静”，让人震惊和回味，回来后我写了两篇散文随笔。前不久到贵州，也是贵州文学院的活动，在花溪举办的，细雨中的散淡和略带忧伤的天空，还有关于文学的无边际的漫谈，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记 者：你读过哪些贵州作家的作品？

武 歆：老一辈的蹇先艾、戴明贤、李发模，后来的作家，读过作品也见过面的，有的还在微信里的，写小说的欧阳黔森、谢挺、王华、戴冰，写诗的唐亚平、李寂荡，更年轻的作家还有王剑平、黄冰、李晁等。

“把国家危亡时期有理想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人生经历书写出来”

记 者：你的“红色爱情长篇系列”让人印象尤为深刻，你当初是怎么想着写这个系列的，其间有什么机缘和经历？黄桂元曾说你对“红色”题材怀有“敬畏”，你是如何完成了由“敬畏”到“青睐”的书写变化的？

武 歆：创作“红色爱情长篇系列”第一部《延安爱情》，源于我的一位20年的“忘年交”。老人今年将近90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出身于官宦家庭的他，当时正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他抛弃家产，中断学业，历尽艰辛，投奔去了延安。大约在2006年，我去看望老人，在聊天中，老人忽然望着窗外，动情而又伤感地对我说，他特别想回到延安看一看，可是身体原因，再也回不去了。于是，老人给我讲述了当年他在延安的生活、学习以及爱情。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听老人断断续续地讲过，但那时没有在意。在2006年那个春天的午后，老人眼含泪花，整整讲了一个下午。我受到极大的感染和震撼，后来我查阅资料才知道，在1938年的5月至8月，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投奔到延安抗日的青年学生有3万多人。我想，为什么有这么多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去投奔延安、追随共产党？延安肯定有着独特的魅力。这是一座丰富的创作宝藏。于是，我决定创作抗战期间青年学生在延安革命的小说。应该说，是老人令人敬佩、感动的革命经历，还有晚年他对延安的思念，才促使我拿起了笔，走进了“延安”。我当时的思路就是想以抗战期间，“解放区”“国统区”和“敌占区”里的青年人生经历为主线，以爱情为视角，讲述一些所谓“小人物”在时局动荡中的人生故事。至于如何完成从“敬畏”到“青睐”的书写过程，其实源于我十年前在陕北的深入生活经历所致。我是中国作协首批定点生活作家，在陕北生活了半个多月，走了十几个县。在此之前，我还看过上千万字的有关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相关资料。那年我来到延安后，经常一个人在街上四处游走，看着那些熟悉的地点，想着当年那么多青年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感觉从遥远的敬畏视角，逐渐还原到平实的对视，再也没有那种想象中的遥远……把在国家危亡时期有理想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人生经历书写出来。其实就是把他们与我之间，在感情上有了一个“拉近”的过程。大概这就是评论家黄桂元先生所讲的，从敬畏到青睐的过程吧。也没有特别的复杂，好像心里那道坎一下子就迈过去了。

“历史永远是躲不开的背板，它就矗立在那里”

记 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遗忘——忘掉过去的不幸、忘掉过去的艰难，忘掉过去的被损害，忘掉过去的历史。”你是如何审视“过去”的？在创作中又是如何表现的？

武 歆：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过去”也就是“现在”。所谓审视“历史”，也就是对照“现在”、思考“现在”。其中有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很多年前，我在安徽大别山区采访，在那里待了十多天。有一天晚上，与当地人一起吃饭，大家相互熟悉了，也就有什么说什么，不再拘谨。聊天中，他们忽然激动起来，随后互相“攻击”。这个人说，你爷爷过去是“小保队”的（类似地主民团组织），我爷爷就是你爷爷杀死的。那个人说，我爷爷还不是解放后，被你爷爷开公审大会枪毙的。他们越说越是激动，看样子要动起拳脚，但很快就“烟消云散”，随后开始热烈畅谈，继而推杯换盏，这些“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后代，如今在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在一个餐桌上谈笑风生。他们的父辈曾经不共戴天、曾经刀枪相对，为着各自的主义和理想而拼杀。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后来写了一篇很有反响的中篇小说《枝桠关》，这篇小说就是关于审视历史的。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那天晚上昏暗小酒馆里的一切仿佛依旧历历在目。我总在想，一切脱离“过去”的“现在”，肯定是残缺的，一定是不完整的。历史永远是躲不开的背板，它就矗立在那里，不管你看见还是没看见。

记 者：“红色爱情长篇系列”有多部被改编为影视剧，广获好评，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革命”与“爱情”相结合是一个吸引人的亮点，但是也容易落入程式化的窠臼，你是如何规避窠臼把小说写得这么吸引人的？

武 歆：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句话”回答，也可以用“许多话”回答。用“一句话”回答是，在尊重历史前提下、在细节真实情况下，去精心构思情节、去精心塑造人物。“许多话”就不说了，真的无法展开来说。

“一个写作者应该理性写作，而不应该凭着激情写作”

记 者：庞余亮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与你在“鲁院三期”看别人后脑勺的日子，能否分享在鲁院学习那段时间有趣的人或事？庞余亮曾说你的样子特别像写过《小巷》《美食家》的陆文夫，但你听后很着急，急忙用手势制止了他。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为何着急，制止的原因是什么？

武 歆：在“鲁院”的日子，想起来，已经过去十四年了。前不久到贵阳，还见到了唐亚平，我们也是“鲁院”同学，都是“鲁三期”的。在那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有着许多现在回想起来依旧感慨、感怀的事。除了庞余亮写过我，还有雷平阳在《文艺报》、胡学文在《中华文学选刊》也写过，还有一位同学马力，写散文很棒，他在我们天津报纸上也写过我，我都牢记在心。当然我也写过好多同学，文清丽、乔叶、胡学文等。我们那一期同学中，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作家，与他们相处，有许多的快乐，我也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了可贵的友情。有趣的事、有趣的人太多了，不举例了，总之难以忘记。至于你说的，我急忙用手制止他（庞余亮）那个细节，因为不想让余亮兄那样比较，尽管余亮兄只是从神情上还有曾经的工厂经历上比较。陆文夫先生是文学大家，与之比较，不管从哪个方面来比较，都会令我不安。主要是我性格使然吧。

记 者：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回忆先锋文学时，不要忘了伊格尔顿。”你对伊格尔顿似乎很是推崇，能否谈谈你所认知的伊格尔顿，他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启示？

武 歆：这句话说过，这是一篇读书笔记的名字，是给《文艺报》写的。源于前两年，许多媒体在回忆先锋文学的历史，我就想起了伊格尔顿。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是认识许多上过大学的人，还有许多读过博士的人。在我与他们交谈中，他们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时，导师给他们开列的书单里，一定会有伊格尔顿的书。其中最知名的那本书，就是《二十世纪西方理论》。伊格尔顿是英国知名批评家。我也了解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理论还比较匮乏的时候，这本书便翻译过来，不仅搞评论的人看，写作的人也看。完全是基于“好奇”的心理，我就找来看了，也想“提醒”人们，在说马尔克斯、卡夫卡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人家伊格尔顿，毕竟人家在那时西方理论还没有完全涌入中国的时候，他给我们解了渴。至于创作启示，我想可能对我这几年关注理论有关。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应该有自己的写作理论体系，应该理性写作，而不应该凭着激情写作。

“我只想让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更加有趣”

记 者：你曾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澎湃”，当年的先锋文学确实在文学界引发了一场风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暴渐息。有人总结先锋文学“生于绚烂，终归平淡”，你印象中的先锋文学及其现状是什么样子的？

武 歆：我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写作的，那时候没有任何写作经验，阅读量也不是很多，周边的人中能够相互探讨的也不多，更多的是独自拥有一种激情。我记得那时候总是能够听到一些新名词，意识流、后现代……等等，也读那些书，像《尤利西斯》什么的，但是读不懂，也曾效仿过，但后来还是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喜欢整齐划一的人，给人感觉似乎传统，但我总想着叛逆，尤其是在写作上总是要有所新意。我不认为先锋文学“风暴渐息”，也不认为“终归平淡”，它永远有着自己的生命力。就像现在说的现实主义，似乎只是意味着社会现实主义，其实还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我是一个不适时宜的人，过去先锋文学火热时，我现实主义；现在到处现实主义，我又想先锋一点。我没有太大的野心，我只想让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更加有趣一些。每天重复一个模式的样子，有什么意思呢？我已经过了追求发表数量的年岁，现在宁肯写得少一点，也争取让每篇小说有点“意思”，至于太过惊悚的想法，也没有吧。

“我喜欢意犹未尽，不喜欢直白”

记 者：小说《脸谱疤》对老郭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老实中又带着一股子犟劲，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却是董坏球，你对董坏球虽然着墨不多，但这个人物却在纸上立起来了。小说中有一句描写董坏球的句子是“‘假坏人’抓住了‘真坏蛋’”，但后来“陷害”老郭的情节又让人觉得董坏球是个“真坏人”，小说最后也没有交代董坏球“陷害”老郭的原因，更没有交代是真陷害还是假陷害，这让读者产生了想象的空间，也许这也是你特意为之。如果可以，我还是想替众多读者问问：董坏球“陷害”老郭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武 歆：我喜欢意犹未尽，不喜欢直白。我给一位作家写评论时，曾经提到过中国山水画。宋元以后，中国山水画讲究“可入、可望、可居、可游”；后来逐渐抛弃如此细腻笔法，泼墨豪放，近看一团乌黑，只有远望始见磅礴气势。但是“四可”对于写作小说是有借鉴意义的，在“四可”之外，还应该有个问题特别注意，那就是“留白”。“留白”对于喜欢“意犹未尽”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小说应该让人琢磨的。

记 者：能不能介绍一下你接下来的创作打算？

武 歆：今年刚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接下来，慢慢写几个短篇小说。最近特别喜欢短篇。还想写一篇大一点的读书笔记。最近几年，我特别喜欢读书笔记，不仅发表了不少，还把读书笔记“揉”进散文里、随笔里，甚至“揉”进小说里。我一直想把阅读笔记变成小说中的一个细节，或是一个情节，或是一种弥漫在文字缝隙中的气息，或是和小说文本凝结在一起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