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作家尹学芸来说，写作更像一种生活方式，她很少想功利这回事。作为偏远山区县的写作者，她远离大都市，也因此她的写作“永远是默默无闻”。这种状态反而对身为作家的她的心性、品格和意志都是考验。但她说，人一直是潜在深水里的感觉，想要漂浮都难。她想她能坚持，除了喜欢，还是喜欢。好在，这份坚持终于拥有了沉甸甸的回报，她凭借中篇小说《李海叔叔》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由此广受读者的关注，这位“现实观察家”捧出的“李海叔叔”激起了一代人的回忆。

尹学芸，天津市蓟州人。自2014年以来，在《收获》《十月》《当代》《长江文艺》《北京文学》《江南》等发表中长篇小说45部，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著有代表作《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菜根谣》《士别十年》《我的叔叔李海》等，根据小说《一个叫素月的女人》改编的电视剧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曾荣获首届梁斌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本期嘉宾 尹学芸

青年报特约访谈人 王艺妃

1 远离大都市，其实也远离了名利场，只要你不出挑，你的写作永远是默默无闻。这种状态对心性、品格和意志都是考验。

王艺妃：你从事写作已30余年，佳作频出，涉猎的范围包括散文、诗歌、小说等，我很好奇，你创作的动机和动力分别来自于哪里？你被称为“现实观察家”，你是怎么形成自己目前的写作风格的？

尹学芸：我出生在天津市北部山区县的洼区，那个地方名叫蓟州，是史书上记载的千年古县（蓟县），曾产生过《三字经》里的人物和“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典故。城西有座独乐寺，牌匾是明代严嵩手书，这是可以确定的。正殿的匾额落款是太白——唐代一干诗人喜欢到蓟县来是一定的，因为有诗为证。2016年底撤县建区，千年古县从此走进了历史。但对于我来说，我笔下这座叫“埙”的城市，永远在时间和空间中定格。比如，“李海叔叔”远从大山深处走来，就是从埙城外围的国道南下，去我的家乡。也许坐标不甚明显，但在我心里，它这样活着。

我一直想说，蓟县是整个大中国的缩影。有高山、平原、大洼、库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有小范围的移民。不仅有移一代、移二代，现在又有了拆一代、拆二代。行政区划解放前后一改再改，但属性一直没变。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是想说我身处的这个环境，是个完整的社会大环境。这个城市又很小，轻易就能看到舞台中心。人在背景中特别容易凸显。“支桌麻将，好凑人手。”所以有人说我善于写人物，也许这是原因之一。

其实，我说出生在洼区不是很准确。准确地说是南部洼区边沿上的一个村落，在我的笔下称为“罕村”，坐落在津围公路不远处，可以让李海叔叔从容地自远而近走来。明确一下方位，有时对解读和熟悉作品有好处。比如，我经常说村庄三面环水，只有南边有条通天路。有时读者会纳闷：为什么要这么写？生活就是这样的构架，你不写自己熟悉的也难。

很多作家都是半路出家，我想我不是。我从会认字就喜欢讲故事，听别人讲，自己也讲，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写的字能变成铅字。这在我，更像一种命运。第一次听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我心说，那是你没出生在靠山屯。一个乡下孩子，父母都是农民，周围没有一个从事与文字相关的人，要实现作家梦，得需要多少机缘和巧合，得耗费多少时日和心血。偏偏，我又没走寻常人的路，高中毕业刚满十七岁，就着急八荒地来到了生产队。后来才知道，很快就要包产到户了。这半年小社员的经历，也不知能抵几页课本。每天上工的钟声一响，我第一个到派活的地方，坐在放倒的电线杆上，与姐姐们一样，手里拿着针线。那是我此生做过的唯一一件针线活，要为不知哪位做双鞋（也许是自己）。针锥也学别人在头发上抹一抹，然后在鞋底上穿针引线。那肯定是只非常难看的鞋底，手艺都不怎么敢示人。我那么想活成一个与别人没有分别的人。我会的，别人可以不会。但别人会的，我一定要会。

写作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嵌入了生活。开始在《蓟县文艺》发表诗歌和小说，那是文化馆的一本内刊，后来逐步走进《天津日报》和《天津文学》。我不单没有野心，我甚至不存奢望。一切都按部就班，没有潮起潮落。我总是写我能写的，干我能干的。看到的，感悟到的，跟随岁月的更迭和变迁，进入一种再寻常不过的角色。偶尔往外地投稿，也能发表，但一直也没建立起良性循环关系，让世界认识并记住你，真的很难。像我这样的作者太多了，我身边就有不少。当发表变得毫无障碍，时间已经到了2016年，在这一年中，我发表了14部中篇、3部短篇。几乎覆盖了所有约稿的期刊。很多读者隔空喊话，说阅读的速度跟不上我发表的速度。他们要想尽办法，到处买刊物。

对于我来说，写作更像一种生活方式，很多年里，我甚至很少想功利这回事。作为偏远山区县的写作者，远离大都市，其实也远离了名利场，只要你不出挑，你的写作永远是默默无闻。这种状态对心性、品格和意志都是考验。但好处是，人一直是潜在深水里的感觉，想要漂浮都难。我想我能坚持，除了喜欢，还是喜欢。

“社会观察家”的称呼来自中信。这让我好好回想了下几十年来所走的路。岁月逶迤而过，寂寞中更容易拾得沉淀，也更方便使用眼睛甚或心灵。你不在别人的目光下，别人就容易在你的目光中。创作风格的形成肯定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于我而言，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很多时候属于灵机一动。

王艺妃：你的众多创作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母题？

尹学芸：应该说不存在同一母题。这大概与我的经历或者性格有关。我一直是种率性写作状态，从无计划，也无规划。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到哪儿，算到哪儿。老百姓有句话叫天养人。说的是过去的土地靠天吃饭。多下几场雨，秧苗就活了，就丰年了。遇到大旱，可能颗粒无收。

创作与其何其相似。

王艺妃：有人将《李海叔叔》与鲁迅先生的《故乡》作对比，认为不论是《故乡》中的“我”还是《李海叔叔》中的“我”，都是时代变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且都存在性格中的“污点”，那么你这篇小说是有意在批判知识分子吗？

尹学芸：关于李海叔叔的各类解读已经很多了。我也留意到，有评论家把这部作品与鲁迅先生的《故乡》作对比，评论家王春林说：“不管是故乡中的‘我’，亦或是《李海叔叔》中的‘我’，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就此而言，也如同鲁迅先生一样，尹学芸也还是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阶层，挖掘和批判知识分子皮袍下面藏着的‘小’。”

坦率地讲，批评家的眼睛何其尖锐，总能透过脉脉温情的文字表象看穿肌理。我初写的时候，其实没想那么多。可在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渐有了重心和总体把握。李海这个人物不孤立。小说发表以后引发热议，有知名作家，有业余作者，也有普通读者。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都说，家里也曾有过这样一位李海叔叔。甚至有个湖南读者留言，他的叔叔就跟李海叔叔一模一样，总是估摸着他父亲发工资的日子来讨酒钱。而父亲又慷慨，每每看见叔叔，一家人都心惊胆战。我想这部小说之所以能打动人，是触发了很多人共同的情感记忆，那段共和国的日子饥肠辘辘，所有的李海叔叔们莫不与此相关。

相比闰土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日新月异的改变中，大概不含幽灵这个物种。乡间的传说中，幽灵不老甚至不死。它很像痼疾或者顽症，在一代一代人的灵魂里驻足。闰土和他的“老爷”如果活到现在，不知都会变成怎样的人物。按当下的规律看，应该不难想象。

我还基于一个朴素的创作理念。在日常阅读中，第一人称的作品占有很大比例。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书写者在对“我”的描述中，总是有些情难自禁，那种代入感经常让人莞尔，你会发现，他总是在小心的规避着什么。这个现象让我警觉。所以处理“我”这个人物时，我丝毫没有手软。

2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各有各的责任和使命。你不能说瓦匠就做一辈子瓦匠，做木匠就是错的。

王艺妃：现实生活中造成悲剧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我相信作家有独特的敏感，对你来说，今天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所展示出的显性的和隐形的问题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文学及其创作者能够做什么？

尹学芸：你说的这些问题我其实很少专门去考虑。但拿到这个采访提纲我还是认真琢磨了一下。这个时代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尽管很多时候我们稳、准、狠，或者越来越高、精、尖，你会觉得，构成命运的元素越来越摇摆。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深有体会，那时的日子简直是凝固的，一天跟一年没有什么两样。一年跟十年也没什么分别。有些人家冬天和夏天穿一套衣服，只不过，夏天把棉絮掏出来，冬天再塞进去。我从十多岁的时候就参与集体劳动，那是麦假或秋假，跟着大人去地里拣玉米、拾麦穗，是为了享受地里的那份热闹。有社员专门从远方的河里挑来水供大家饮用，为防止奔波时水往外泼洒，会在水面上放一朵麻叶——跟荷叶相仿佛。从场院，到地里，再到家里。这是很多人的活动半径。村里唯一的变化是，谁死了，或者谁出嫁了。而且没有什么嫁得好与不好，大家惟一关心的是，你嫁的那户人家是不是贫农。生活没有意外，命运也很少有。但冷不丁会有一个好好的人得了癔病（其实就是神经错乱），现在想，肯定是她或他的心灵遭受了难以承受的重创。但那时不会这样想，大人说，那是被黄鼠狼迷住了，我们便从她或他身上找符合黄鼠狼的特征。眼睛黄了，喜欢追老母鸡，哭的时候像小孩。至于造成悲剧的原因和隐情，不会有人关注。

这个时代应该是文学的时代，社会给文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小说就是不确定因素的集大成者，很多社会事件比小说更像小说。经常有作家感叹，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文学创作者也越来越懂得关注人的心灵。不管别人怎样，我是在尽最大可能书写我的认知和生活。我的生活和感悟只属于我自己，没有谁能代替。我不写，就不会有人替我呈现。就如李海叔叔这样的主人公，在我的意识里潜伏了若干年，若不是衍变成艺术形象呈现给读者，就与这个时代擦肩而过了。

王艺妃：你的新书《我的叔叔李海》包括四个中篇小说，其中《李海叔叔》这篇主要讲述了两个家庭之间的人情往来，小说本身也是作者和读者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但今天人际交往有了新的形式，那就是通过手机和互联网。你怎么看新形式带来的变化？文学，在这个人与人频密交流的时代里，其价值何在？或者说，你认为文学的存在在维护着什么？

尹学芸：新书的四个故事互无关联，它们也是偶然走到一起，成就了这本书。虽说信息时代人们对读书这件事越来越隔膜，但喜欢读的人，喜欢读纸质书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隐匿。大概也是人以群分的缘故，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纸质书的爱好者。有个在哈尔滨银行工作的朋友已经去世了，有些书买不到，他就用打印机打印下来，自己装订成册。他说他一年读的书，比他的身量还高。我今天谈起他，也是想表达怀念，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在一个朋友圈。

大家也都知道，六零后的作家撑起了一个文学时代。有时我会想，除了那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在童年和青年时代读书有些便利，很多生活在小城镇或乡下的孩子，接触书籍的机会都非常少。我十多岁的时候都不知道世界上有杂志这回事。第一次接触十六开本的“大”书是《河北文艺》，我至今都记得里面有首儿歌是写抗旱的：一对水罐两头栓，挑担水，上南山，咯吱咯吱走得欢。社员南山正抗旱，我送担水去支援。浇一瓢，绿一点。浇一担，绿一片……还记得里面有个小说写矿工，说塌方被堵在矿坑里，却发现墙壁上有血书：某某某是叛徒，他出卖了工人大罢工……当时被震撼的山摇地动。记忆能储存的这样牢固，肯定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当时物以稀为贵。

我想说的是，即便是童年和青年时代有限的阅读，也奠定了一个人基础和走向。读书有一种仪式感和庄重感，能强化一种向内的力量。有次我下乡，在一个大堤上看到一个看杏园的漂亮小妹拿本戴尔·卡纳基《人性的弱点》在读，那是一个有着大太阳的午后，整条大堤上只有她一个人。一大片杏林，杏子已经泛黄了。这个场景会让人生出感动，我们短暂交谈，交换了微信。后来，我还给她起了名字叫青杏伊人，她现在都还用着。

你如果说文学有多重要，很多人肯定不同意。但换种说法，对有些人很重要，估计就没有异议了。我七岁上一年级，到初中毕业的时候，读了147本小说。那是我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的书名决定的，现在我也很怀疑，当时是不是记错了。那应该是1971年到1977年间，小学五年制，初中两年制。从哪里淘换了那么多的书我自己都觉得成迷。关键是，那些书都没在我的脑子里留下特别的记忆，它们单只把我变成了一个小书虫。

文学维护着一个人最起码的精神高度。一个读小说的人，肯定是个善良的人。

文学能对复杂的世界给予相应的解释。

王艺妃：你经常从多个维度来分析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现实关怀，善于抓住人的生命中的痛点，你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社会事件有什么？

尹学芸：我的创作更贴近生活和现实，这是由经历决定的。创作强调生活的重要性，这一点，写的年头越久，体会越深。没有哪段生活是白费的，没有哪一段人与人的交往没有意义。认识一个人，就是认识了一个世界。文学让我变得温柔，开阔，包容。受委屈的时候不会那么难受。不会刻意为难谁，也不会刻意为难自己。喜欢看世道人心像自然一样改变颜色。对一只秋虫都心怀悲悯。我总能看到自己前进的脚步，文学让人生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我当然是关心社会事件的。有些事件搞不清楚我会找朋友弄清原委，但我的创作不依赖社会事件。我喜欢写寻常人的正常情感，觉得这更具有普遍性。像《士别十年》这样的话题，不只是属于主人公郭缨子，也属于生活中每一个人。十年中肯定会有所改变，我也正经问过朋友，他给我的回答是，能喝酒了，惰性大了，看见领导会笑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痛。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变得麻木且习以为常。但有个体的清醒者，年龄越大，越拒绝浑浑噩噩。假如文学是一盏灯，创作者便是星星之火。我曾经被文学这盏灯照亮过，我也期待这盏灯能照亮更多的人。

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这跟拍照有点类似。拍群像时摄影师经常会喊：插空。就是找两个人中间的缝隙，站在那个位置，可以最大限度的显示自己。写小说就是填补生活中的缝隙。只是，准确的捕捉和把握，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是揭示给读者。

王艺妃：这次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都有什么感想？

尹学芸：获奖在个人的生活中是大事，意味着你的创作得到了更广泛的承认。甚至一方土地上的人们都觉得是荣耀，毕竟天津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获奖了。我获了这个奖，当然也是高兴的。但说心里话，这份高兴沉甸甸的，因为自然而然会想到使命和责任。想到会给随后而来的创作增加困难系数，因为读者会对你的文字有更高的期望值。所以获奖是动力，也是压力。

王艺妃：你为什么拿这个小说参评鲁奖？

尹学芸：首先说明一下，鲁迅文学奖四年一届，是一项浩大繁杂的系统工程。全国有一两百种文学期刊，四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简直多如牛毛。所以鲁迅文学奖评委会不接受个体参评，而接受集体报送。比如，各地作家协会、出版集团、文学期刊都是报送作品的主体，他们把四年间出版的优秀作品报送上去，顺带也做了初评委的工作。你如果想让自己选报的作品入围，那一定是期刊或出版社出版的优秀作品，这毫无疑问。

中篇小说《李海叔叔》发表在《收获》杂志2016年第1期。小说发表的时候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在当年的收获排行榜中名列榜首。被专家评委誉为“写尽人世间种种微薄的艰难和微薄的善良”。就在最近的领奖期间，还有一同获奖的作家告诉我，当初他注意到这部作品，是因为另一位知名作家的推荐。“最近《收获》有个小说特别好，你不妨看看。我看了以后果然非常好。”他这样告诉我。事实是，普通读者的反应更强烈些，因为他们觉得故事和人物都离自己的生活很近。有许多朋友留言说，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位叔叔。

所以《收获》杂志拿这部小说去参评我不意外。好的作品一定与你的生命和生活息息相关，很庆幸我的生命中拥有这样一段生活，而且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的成长，这让作品显得厚重。能在文学长廊增加李海叔叔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3 我愿意沉下心来，细细品咂岁月风尘中的凡人过往，在生活的缝隙捕捉有意义、有意思的人和事。

王艺妃：你看别人写的书么？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

尹学芸：阅读在生活中占的比重特别大，我不喜欢看电子书，对纸质书更有感情，而且喜欢回头去看过去看过的一些经典著作，经常有再去看哪本书的冲动。比如，我最近一直想重读一遍《红楼梦》。这对时间是个挑战。每年出版的书籍浩如烟海，对自己的胃口而又能被自己发现的并不多。所以有的时候出差，甚至不愿意冒险看本新书。今年去湖北，带了福克纳的一本书。去年去新疆，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都是许多年前看过的。

这些经典的好处是，你总能在字里行间有新的发现。而这种发现不单会让人愉悦，还让人感到温暖。

当代小说看得也非常多。看同时代作者的作品，有时也能间接丰富自己的生活。

王艺妃：现在很多作品都紧跟时代热点，你却坚持写小人物，为什么？

尹学芸：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创作风格会有天壤之别，这跟生活、阅历、积淀甚至为人处世之道都密切相关。有人愿意紧跟时代热点，我则愿意沉下心来，细细品咂岁月风尘中的凡人过往，在生活的缝隙捕捉有意义、有意思的人和事。在历史的长河中，人都是一粒微尘，能为此作一个形象保留，也是作家的责任。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不可或缺，所谓的小人物都是相对的。小人物并不真的“小”。

王艺妃：你的小说故事人物都是真实的么？

尹学芸：创作是生活的投影，我常说一句话，生活提供什么我就写什么。但这是笼统而言，具体到每一个个体，肯定就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了。生活中经常能碰到有故事的人，经历能写一本书。但，实际操作时你就会发现，再丰富的人生也难以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还要依靠作家的想象填充。当然，这个想象填充一样来源于生活，只不过要旁逸斜出。但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会触发你，一句话，或一个细节，也许就能诱发你完成一部作品。所以创作来源于生活再正常不过了。创作离不开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和沃土。

王艺妃：文学创作有没有社会责任？

尹学芸：这毫无疑问。也许作家在书斋里不会因为社会责任而提供作品，但作品一旦走进市场，便成了公共产品。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意识，为自己提供的公共产品负责。

王艺妃：或许因为经济的冲击，小说家编剧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你怎么看待？

尹学芸：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各有各的责任和使命。你不能说瓦匠就做一辈子瓦匠，做木匠就是错的。我年轻的时候试过写电视剧，但吃过两次盒饭，就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文学事业神圣而伟大，但对个体而言，仍然是生活方式而已，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过是谋生的手段。但有远大抱负的另当别论。我最近换了新单位，拐出来就是条步行街。我特别喜欢整条街的烟火气。一出门，就是小商小贩的摊子。卖煎饼、毛蛋、铁板鱿鱼、炒螺狮、烤白薯，煮玉米、馅饼子，真是应有尽有。我愿意看食客吃东西，很多都是时尚的人，围在一个脏乎乎的板子上，把麻辣烫吃得津津有味。也愿意看小老板，忙的时候投入，闲的时候自在从容。有时半天没有一个食客，也看不见他们着急。有知情人告诉我，他们每年都有十几万的收入，这个说法让我心安。

有天我没在单位吃早饭，分别考察了山西抻面和酱香饼，最后还是选择了肯德基，要了杯豆浆和油条。想起我有次去扬州和镇江，对街上的小吃摊着迷，每晚都溜过去，几乎吃遍了一条街。这里有心理因素，值得好好想想。

王艺妃：要成为作家，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尹学芸：人的禀赋在个体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有人善于动手，有人善于动脑，有人善于长跑。今年观摩了一次国际马拉松，有很多感受。那些选手有的很小，只有十几岁。有的很老，年龄最大的七十六岁。按照寻常人的理论，该颐养天年了。还有装了义肢的残疾人，他们万里迢迢自费来跑一场马拉松，除了热爱，找不出别的理由。

热爱是对天赋秉性最有效的开发。

文学创作也一样。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创作需要枯坐书斋，更显其清怜寂寞。但真正热爱的人是耐得住这份寂寞的。唯其耐得住，才能在这个领域有所斩获。你不负天，天亦不负你。对于作家而言，天底下没有白付出的辛劳。没有哪段生活是白费的，没有那一段人与人的交往没有意义。生活在你创作的场域无孔不入，就像随手记下的一些文字，早晚会用得着。

王艺妃：你现在身兼数职，还有时间写作吗？

尹学芸：我一直在基层工作，基层是没有专业作家这样的岗位的。当年我评职称，想走作家系列，就横竖走不了。当时还想不明白，现在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我一直是个业余作者，有一摊自己的工作，这在我也很习惯。获得鲁迅文学奖以后，也有朋友替我惋惜，甚至问我愿不愿意当专业作家。我觉得，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工作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认识一些事物，这对写作都是有帮助的。今年初，我转岗到旅游局，等于又给创作打开了一扇窗。全域旅游是个新概念，我多了解些，也对创作有好处。

王艺妃：你现在政协和旅游局任职，是名誉上的还是要做具体工作的？

尹学芸：我在政协是兼职，实职是安排到旅游局当副局长，上半年一直分管开发开放和对外宣传。后来因为要写长篇，组织上也给了一定的照顾。我能取得成绩，与这方土地的滋养分不开，也与组织上的关心和关怀分不开。这不是客气话，我从村里的小姑娘一路走到今天，过去的县领导、现在的区领导，包括单位的领导都很关怀和照顾，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要借助很多外力。

(王艺妃，北京财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