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中国文坛普遍流行的一种代际观念来看，所谓的90后作家正在以其充满新锐色彩的小说创作而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不容忽视的作家之一，恐怕就是我们这里将要具体谈到的顾拜妮。尽管说作品的数量并不算多，但顾拜妮却毫无疑问已经在形成着自己独有的思想艺术个性。这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在看似带有人生虚无色彩的貌似荒诞不羁的行径描写中，真切地触摸并表现一代青年内在的精神痛苦。这一点，在其近期的短篇小说《奇怪的人》中即有着鲜明不过的表现。

作品之所以被命名为“奇怪的人”，是因为出现在其中的青年形象，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甚至包括外形装扮都表现得非同寻常。

比如，曾经与马媛媛谈过一阵恋爱的宋小龙也即小Tony。在理发店工作的宋小龙的奇怪，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外在造型上。除了人为地在耳朵上留了一个大洞之外，出现在旱冰场上的他，非常“杀马特”（时尚的，非同一般的，刻意模仿的）：“小托尼宋小龙站在阳光底下，已经扮上杀马特的造型，头发像《火影忍者》中的鸣人，与理发店里那个给别人洗头的小托尼判若两人。他眯着小眼睛，靠在栏杆上，摆出一个自认为很酷很拽的pose，让我们叫他托尼·宋。”

其实，并不只是宋小龙，出现在旱冰场上的差不多全部都是奇形怪状或者奇装异服的“杀马特”：“冰池里全是不良少年和杀马特，好孩子不来这里，一切都太新奇了。杀马特们化着浓妆，很难看清楚真实的面目，染着红红绿绿的头发，发型稀奇古怪，衣服搭配得一塌糊涂。”

其中，最具有诡异甚至带有明显自残色彩的，是那个名叫张伟的男孩：“我看着眼前这个黄头发的男孩，想要捕捉他妆容之下的面貌。头发挡住了他的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画着黑色的眼影。”张伟的最奇特处，在于他竟然有两条舌头：“说实话，他的舌头确实吓到我了。一开始我以为他有两条舌头，后来看清楚，那条粉红色的舌头从舌尖的位置一分为二。他很得意地扭动自己的舌头，像一条蛇一样来回吐着信子，两条舌头一会儿缠绕在一起，一会儿张开，十分灵活。”

关键在于，第一，张伟的舌头并非天生如此，而是专门做手术的一种结果。为了动这个手术，张伟因为不慎感染而发高烧，差一点死掉。第二，他做这个所使用的，竟然是自己打工挣来的第一笔钱。把打工挣来的第一笔钱用来做这样一个只是为了成为“杀马特”的手术，细细想来，无论如何都不是个滋味。顾拜妮借助于这样一个细节所传达出的那种复杂况味，端的是怎一个“杀马特”了得。

张伟与宋小龙这样典型不过的“杀马特”之外，即使如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初中生“我”也即方婕，实际上，也在竭尽所能地追求着发型与服饰上的与众不同。先是发型：“为了能保住刘海，不将脑门裸露出来……我索性把头发剪短，上面短下面长，一层一层的，头顶像刺猬一样，一根根竖着。”然后是校服：“我发明了不同的穿法。在肥大宽松的裤脚里缝一圈细细的松紧，窝起来穿，看起来有点接近后来的哈伦裤，长袖外套改造成蝙蝠衫，领子往后穿。前短后长。”

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诸如张伟与宋小龙这样一种衣装服饰打扮乃至其面貌，的确称得上是奇形怪状，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必须看到，掩藏于此种奇形怪状背后的，在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一种被压抑的桀骜不驯的精神个性，或者被扭曲的心灵世界。

“神话故事总是试图告诫人们，生活里充满禁忌和界限，不想变成怪物就要学会压抑自己的天性和欲望。这样的故事叫人难过。”这样的一段叙述话语，看似在谈论美杜莎的神话传说，其实却可以被看作是张伟与宋小龙们所作所为的一种象征性注脚。

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意义层面上，我们才能够理解顾拜妮借助于叙述者之口发出的各种由衷感慨：“原以为升入初中，一切会更加自由，结果刚来就吃了人家的下马威。”“每当我兴致勃勃地想要对抗生活里的无聊和权威时，总会发现无聊和权威太强大了。”万般无奈的“我”，于是只能“回归稀松无趣的日常”。

请注意，在这里，“自由”“兴致勃勃”与“无聊”“权威”以及“稀松无趣”形成了异常鲜明的一种对照。潜藏于这种对照背后的，毫无疑问，是一代青年那精神不羁的青春个性与实际上充满着以剿灭个性为集体无意识的社会现实之间一种尖锐的矛盾冲突。

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一代青年之间，才会一度流行一种很多人看不懂的所谓“火星文”：“屏幕上是一大堆火星文字——由繁体字、日文、英文、通假字、同音字和各种奇怪的符号表情组合而成，我父母看不大懂这种文字，这让我感到安全。”

很显然，所谓“火星文”，就是一种“正常使用语言的人不容易搞懂的加密文字”。质言之，如此一种“火星文”之所以会在一代青年之间普遍流行，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这些青年的个性不被主流文化轻易地裹挟而去。

其实，也不仅仅是“火星文”这一细节，除此之外，曾经以不小篇幅穿插于主体故事中的所谓“城市涂鸦”计划的相关描写，充分凸显出的，也一样是青年人的个性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

关于个性化书写的主题性意向，文本中先后两次讲述过“我”的一个奇怪梦境：“梦里所有人穿着一样的衣服，站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面。广场中央有一辆高高的军用车，所有人举起右手的拳头，朝同一个方向走去……我不敢停下来，一直跑，忽然听见有人在哭泣，不一会儿那人又放声大笑，哭泣和笑声都无比真实。那人渐渐把脸转过来，我发现是自己，或者说是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们望着彼此。我突然醒来，车窗外下起很大的雨，一条条细长的雨水在玻璃上滑落，像无数条河流，也像一个人的哭泣。”

毫无疑问，顾拜妮借助于这一曾经重复两次的梦境，所象征隐喻的，其实正是一种个性化失落所必然招致的严重心理恐慌。这一方面，无论是“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还是“我”忽然间发现的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自我，皆属于其中不容忽视的核心细节。

既然是一篇青春小说，那对于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少年爱情的关注与表现，就一定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一方面，顾拜妮既写到了叙述者“我”也即方婕对王雁南的暗恋，也写到了马媛媛与宋小龙之间无疾而终的爱情，以及马媛媛对王雁南这样的一种追求者的不屑一顾。或许与小说所涉及到的爱情书写有关，我们注意到，顾拜妮不仅曾经专门提及到歌德的爱情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而且还借助于马媛媛之口引述过其中的一段叙述话语。然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到了顾拜妮的《奇怪的人》中，与其说这些年轻人在为爱情而苦恼，莫如说他们所真切感受到的，更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之烦恼。

唯其如此，才会有“我”与马媛媛的这样一种对话生成：“我问马媛媛，你有自己的梦想吗？她说，为什么问这个？我说，我想当一个有梦想的人，可我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她说，有梦想会痛苦。我说，没有梦想也会痛苦。她说，那倒也是。”

虽然从表象上看似极端虚无的一代，但其实他们却也还在情不自禁地思考着梦想的问题并因这种思考而倍觉痛苦。

还有就是，当“我”前去探望因为摔断腿被迫卧床休息的马媛媛的时候，马媛媛曾经对“我”描述过行走在墙头上的一种奇妙感觉：“你知道吗？那种感觉非常奇妙，就好像那些平时压在你胸口的压力和生活的烦恼都在你脚下，非常轻松自由，仿佛是一种理想生活的样子。”

这里，借助于行走墙头的一种奇妙体验，传达出的实际上是马媛媛们对自由的由衷向往。也正是在这次探望时，“我”不无意外地发现，看似玩世不恭的马媛媛，事实上一直在不无痛苦地思考着人生：“马媛媛说，忽然发现，我们大概都逃不出生活的掌心。”“但目前看起来她的困惑不比我的少，她说，过去我以为自己明白，但其实我什么都不明白，我不明白人一天天这么过下去有什么意义。折腾得越多越虚无。”

质言之，借助于“我”与马媛媛们的人生烦恼以及他们对人生的思考，顾拜妮所意欲传达出的，其实是貌似玩世不恭的充满“奇怪”色彩的一代青年人那潜藏于不羁行为深处的精神迷茫与精神痛苦。

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书写一代青年不羁人生的同时，顾拜妮也不无尖锐地洞察并表现出了其中一些“奇怪”青年人性世界的精神分析学深度。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恐怕就是“两条舌头”的张伟。

一方面，当“我”不无诱导色彩地询问张伟“你的舌头有思想吗”的时候，张伟的回答令“我”倍感失望：“他摇摇头说，也没什么动机和思想，年轻人就是爱搞事情。说完他又继续去滑了，我有些不满足，或者我只是想听到一个肯定的回答。”

但在另一个方面，在与张伟看似无意的聊天过程中，“我”却不无惊讶地了解到，张伟竟然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一次，就是因为他偷偷地把妹妹生日蛋糕上的奶油兔子全部吃光了，所以便与家人发生冲突，吵架后从家里跑了出来。“他说，我早就不过生日了，他们已经彻底放弃我，我妹妹不是我妈生的，是我后妈生的，现在她是我们家里的希望。”紧接着，他又不无突兀地来了一句：“但是没有人希望自己被忽视对不对？”然后，“他望着地板，动了动嘴皮，不再继续讲下去，整个人又蔫巴下来。”

虽然只是看似不经意间的一种点染，但顾拜妮揭示出的，却是张伟之所以会成为杀马特这样一种“奇怪的人”的根本原因所在。很大程度上，张伟之所以要不管不顾地做分舌手术，要成为以奇形怪状而引人注目的杀马特，或许正与他日常生活中因妹妹的存在而被家庭忽略紧密相关。唯其因为总是处于被忽略的状态之中，所以张伟才会以杀马特的奇怪形象期盼引起公众的注意。就此而言，这一看似放荡不羁的人物形象身上一种精神分析深度的存在，乃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在充分肯定顾拜妮《奇怪的人》所具有思想艺术价值的同时，笔者最后也想从具体的文本分析中跳身而出，谈一谈对于90后一代作家的一种普遍性看法。

同样是90后作家，相互之间其实最大存在着八九岁之多的年龄差异。其中，年龄长一些的，差不多就要30岁了。年龄小一些的，很可能还晃荡在20岁上下的样子。在所谓的“00”抑或“零零”（问题是，会有类似于这样的一种说法流行吗？）后新一代作家粉墨登场之前，包括顾拜妮在内的这一批90后作家，一般被认为是当下文坛最年轻的一种写作力量。

必须承认，相对于年龄更长于他们的作家来说，这些作家看上去真的很年轻。然而，有时候，只要我们把关注视野从闹哄哄的文学现场稍微移开一点，回顾一下其实并不算遥远的文学史，想一想曹禺20多岁的时候就写出了话剧《雷雨》，王蒙19岁的时候写出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22岁的时候就完成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张炜只有30岁的时候，就捧出了长篇小说杰作《古船》，就会不由得生出一种较为沮丧的感觉来。

与这些很早就写出了明显带有文学史经典意味的代表作的作家相比较，所谓的90后作家，实际上已经很难说有什么年龄优势了。虽然从本质上说，文学创作是一项老少无欺，与年龄大小并不存在绝对关系的事业。这一方面，已然是耄耋之年的黄永玉先生，才突然开始在《收获》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而且一连载就是十年，一直到现在都未见丝毫颓势，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管怎么说，你都不能质问黄永玉先生，为什么一直迟至耄耋之年的时候，才突然间倾心于小说创作。但反过来，从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说，一个作家，到差不多30岁的时候，其实也应该相对成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90后带给我们的是惊喜，反倒不如说是某种高远思想艺术期待的不能够满足。

就此而言，我们完全有必要向90后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能够早日写出自己带有经典意味的代表作来。

2018年7月8日晚22时35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