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近三十年中国城市化扩张速度极为迅疾，对于乡村的开疆拓土使得近现代以来城乡二元格局的界线似乎正变得愈加模糊，但所谓的“城乡一体化”并没有回复到前现代时期那种城乡互为支撑的浑朴未分状态，而变成城市缺乏回馈的单向汲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回首现代文学以来关于城市知识分子“返乡”书写、农民“进城”母题、带有怀旧意味的“乡愁”缅怀，不免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本文回顾、分析了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和逻辑，以及相关的城市书写。城市发展经历了从农业转向工业，继而又向服务业倾斜，目前商业化被资本化所笼罩，又伴随着新兴技术与媒体对日常生活的覆盖，这造就了不同的城市文化，也要求文学形式与理念进行变形与转化。关于城市的书写需要走出既有想象与运思模式，将书写建基于此种现实感与主体性之上，不仅仅止于描摹、拟仿或者解释，而是参与到城市文明的批判与再造之中。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纯文学的时代无论从技术、形态到观念与价值上都行将终结，我们需要寻找包含文字、图像、动态视频、参与式的多样化书写形态，并将自己归入到再造城市文明的本身之中。

 

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毛泽东

城市既是人类解决共同生活问题的一种物质手段；同时，城市又是记述人类这种共同生活方式和这种有利环境条件下所产生的一致性的一种象征符号。

——刘易斯·芒福德

全球彻底工业化是必然的趋势，全人类在一方面为商品生产或流通做贡献，一定程度上参与资本积累过程，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愈发依赖对这些商品的购买。……一个新的科技无产阶级明显正在诞生，但它是否真的这样定位自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乌苏拉·胡斯

如果确有一种“新城市规划”，那么它不会以秩序和全能这两个相似的奇思妙想为基础；那将是不确定性的登场；它将不再关注对或多或少的永久性研究对象的整理，而是关注潜能对研究领域的浇灌；它将不再以稳定的结构为目标，而是以创造新的领域为目标，这种领域能够调节拒绝形成具体形态的过程；它将不再是关于细致的定义和对范围的限定，而是关于对概念的延伸，对界线的否定，不是关于对实体的区分和识别，而是关于对难以命名的混合物的发现；它将不再为城市所困扰，而是关心如何运作基础设施以满足无休止的强化、多样化、捷径和重新分配的需要，这一切都是心理空间的再创造。

——莱姆·库哈斯

一

任何一个普通人，哪怕没有任何经济学及城市规划的常识，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晚近三十年中国城市化速度的迅疾，对于乡村的开疆拓土仿佛“恋爱中的犀牛”，“毁灭桥梁，烧干河流”，向着城市奔驰。吊诡的是，貌似非理性的城市扩张背后，却是一套严密而坚决的理性逻辑。它起源于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但在与工业化、商业化、科技化密切相关的进程中，因为主客观条件的移易尤其是 “公”“私”之间的制度与观念转换，而衍生出一种“经济人”式的单向度思路——一种在发展的诉求下谋求各类资源整合从而最大程度上获取资源、赢得在内外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位置的努力。

近现代以来城乡二元格局的界线在这种现实之中似乎正变得愈加模糊，但无疑所谓的“城乡一体化”并没有回复到前现代时期那种城乡互为支撑的浑朴未分状态，而变成城市缺乏回馈的单向汲取。回首现代文学以来关于城市知识分子“返乡”书写、农民“进城”母题、带有怀旧意味的“乡愁”缅怀，不免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以“农村包围城市”奠定胜利基础的中国革命原本是农村的胜利，但革命胜利之后，首先面对的要务是“进京赶考”式的“进城”并以“城”为新的根据地来进行以公有制为核心的新国家、新社会、新人的改造、规划与建设。这个规划程序形象地体现在周而复构思《上海的早晨》（1958）时的线索上：“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第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第三部写民主改革；第四部写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消灭私有制。”[1]作为农业大国，农村的公有制改革当然也是重要任务，合作化运动对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其目标也在发展农村的工业企业和促进农业工业化——这必然意味着从革命的“农村的胜利”向建设的“城市的胜利”的转型。

 

这种转型一方面基于国内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则是应对国际竞争和冷战格局所要进行的工业化举措。工业化的设想早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在领导人的设想之中，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进入北京之前在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重申了这一点。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愿景：“中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3]这套顶层设计的“现代化”构想要改变分散的小农经济，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快速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将资源向城市集中，预示着革命话语向现代化话语的让位——尽管在当时的文学主流表述中这一点并不显豁。

因为生产资料与消费市场的有限性，彼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是城乡二元制度的安排，并最大程度地汲取农村、农业与农民以供给城市，从而造成了城乡差别的鲜明化。在持续了数十年的“工农业剪刀差”之后，农村、农业与农民尽管在政治地位上虽然仍然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盟友，但经济地位上却日益下滑，这造成了农民在主体性上的挫伤。我们可以看到柳青《创业史》中立足农村并力图改造家园的梁生宝式新人在经历了“一大二公”激进化运动失败后的蜕变——他们重新成为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古华《芙蓉镇》（1981）中的自私、奸猾的郑百如、王秋赦，或者高晓声《大好人江坤大》里主体性萎靡的无原则“好人”，与“老中国的儿女”如出一辙，变成了“国民性改造”的对象。对比西戎《宋老大进城》的自信昂扬与高晓声《陈奂生进城》的猥琐卑微，可以看到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新启蒙的表征，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所在，而农村则成了有待启蒙、焏欲远离的对象。[4]农民中那些不甘心于现状的雄心勃勃的人物，则如同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和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一心要摆脱既有的身份限制，进入到城市及其所表征的具有优势资源的体制之中，比如路遥《人生》（1982）中的高加林：庄稼人与干部、工人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经济上，更多还有来自于文化上的差异，高加林让刘巧珍刷牙以及用漂白粉对井水进行的“卫生革命”无疑更多带有模仿现代性的象征意味。

 

高家林的个体人生遭际是整体性身份政治的悲剧，因为在户籍、粮油供应、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禁止农民转工进城等规定，当其实施时是应对现实困境：粮食供应困难，人口流动的交通、住宿、就业压力等。但是一旦形成制度后，就具有刚性的压抑意味，某种程度上它挤压了农民的权利，使得个人在面对集体“大局”时被迫做出牺牲。但是“经济自由是城市化的根基”[5]，现实的“单干”实践反向倒逼国家权力向松动管制、放宽政策、承认农民更多的自由并给予保障的方向改革。《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6]（20世纪80年代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写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可以视作农民由乡入城合法性的起点，用周其仁的解读来说：“改革开放是从扩大底层消极自由的空间入手的”[7]。农民进城的合法化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与国家自上而下集中资源所形成的工业化城市如北方的沈阳、长春相比，这是自下而上的商业化推动力则由华东及南部沿海一带展开，它在90年代市场经济转轨之后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新时期”以来的现代化话语之下，公与私，国有、集体与民营、个体之间的关系在关于城市题材的书写中突出表现为工业化改革中的艰难，而阻挠改革进程的无疑是前现代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被简化和嫁接为“封建”的旧思维）。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1）中郑子云与田守诚所表征的其实是不同观念的人格化，而该小说从诞生到获奖中屡次主动、被动修改的过程也凸显出社会转型的艰难[8]。在类似这样的作品中，主人公以巨人的形象行进在时代之中，城市场景是被无视的，或者说空间在时间性命题（改革的历史与现实进程）中并不重要。这种情形在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1988）中发生了改变，这个以天津为原型的小说，一开头就描绘了中华区、新市区、卫海区及至普店街的地理区隔，这个城市空间是规划性和等级性的，对应的是市委书记、饭店经理、街道大妈等不同人物。空间成为人物活动的静止的制度化舞台与背景，虽然通过市政工程改造展现了城市化的一面，但这种空间的生产并没有衍生为人物心理与精神空间的生产。

 

巨大的变革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市场经济兴起的是商品化、日常生活美学和消费主义。那些“正面强攻”国企改革题材的作品再也无力形成影响力，比如谈歌的《城市守望》，需要靠个人的牺牲来挽救企业的命运，本身就构成了自我的解构。小说开头是西北风越刮越硬的年底，太阳机床厂面临燃眉（燃煤）之急，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结尾依然是“漫天大雪飘飘落得正紧”[9]。这个无意中形成的闭合结构，暗合了在资本与权力结合之下，旧有体制的回天乏力，被锁死在时间之中。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王安忆《长恨歌》，池莉的《生活秀》、《来来往往》，甚至那些以“主旋律”之名出现的如刘醒龙《分享艰难》等不同题材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兴起。它们呈现为两种脉络：一种是“新写实小说”所展示的庸凡人生，一种是逆向地在怀旧中缅想逝去的黄金城市形象（尤以民国上海以及其他具有历史记忆的老城市为主）。与之在现实中相应并行的，则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建立起来的老工业基地如同“锈铁带”般在体制转型中的衰败，以及符号消费与拜物主义在东南沿海城市的遍地开花。世纪之交的这个转型与“新时期”伊始不同的地方在于，城市化在此际才在中国大地上大规模展开，它伴随着土地从城市国有、乡村集体所有逐步向商业租赁的私人权利让渡而出现，城市作为主题真正被刻意书写是在这个时候。

就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的实践而言，一方面是巨型城市的出现，它使得自身成为一种黑洞式的存在，吸附了周边乡村的物力与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平衡发展与地方性文化相结合的小城镇的蜂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新兴“成功人士”、带有虚无主义倾向的小资阶层的出现，不仅改变了社会阶层结构的组成，也同时在城市书写上表现为不同的途径。因而新世纪以来的城市题材出现了两种强劲的主流：一种是纯文学中的城市日常体验与情感遭遇的个人化叙事，而以制造并消费欲望与焦虑的商业化文学尽管看上去与前者不同，两者其实都共享了共同的模仿式中产阶级价值观与美学底色。但这种带有复辟色彩的价值观与美学无疑有着自我瓦解的意味，刘复生雄辩地论述了从王安忆《长恨歌》到《繁花》所证明的不过是怀旧与重建市民社会的不可能，[10]而堆砌商品及炫耀性消费的卫慧《上海宝贝》、郭敬明《小时代》则更证明了小家子气和暴发户般的粗鄙和刻奇。另一种是“底层文学”，这个由“流水线上的雕塑”[11]（新工人）、技术无产者（新穷人）组成的后现代的“流浪者”[12]与“脱嵌”（disembedding）[13]的异乡人，无疑是现代性和城市化进程的牺牲品。进城的新工人遭遇的是阶层日益固化、上升路径重重阻碍的困境，个人奋斗已经被《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2013）所证明失效。老工人随着体制化城市规则的瓦解同样失去了原先的主人翁地位，如果说曹征路的《那儿》（2004）以左翼革命的激情抒发工人阶级落魄的愤懑，双雪涛的《飞行家》（2017）则用幽暗的笔法营造出集体所有制瓦解后的迷茫，“底层文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无论从文字到结构都从粗糙转为精致，然而也失去了原初粗粝的冲击力，其情感结构也从愤怒到悲凉再到怅惘，大致在纯文学话语中将激情规训为忧郁。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在于，即便如此两种主流叙事之外，高加林的那种要进城的执拗，仍然延续着新世纪以来刘庆邦《红煤》的宋长玉、《到城里去》的宋家银那里，只不过前者那种带有启蒙者的高贵已经荡然无存，蜕化成卑劣投机——这是新的城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

 

二

晚近四十年的主流城市书写多呈现为都市想象，它与社会主义中国初期的城市改造不同，更多在“进城”、“到城里去”中体现出价值的转移。1990年代之后，尤以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审美占据主导地位，表征为符号消费、景观社会和内倾化的个人。关于上海想象的论述已经较多，我想以北京书写中的形象嬗变略作归纳，从而管窥城市书写的实绩与不足。

这个形象谱系的开端无疑是“新时期”伊始的“改革者”，张洁《沉重的翅膀》中郑子云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个“优秀的人”无疑承载着时代的重负勉力前行，然而在他伟岸的主体性背后也留存着阴影——可以抵抗宏观改革的阻力，却无法面对真实的内心，“为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他可以说出许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观念，然而在许多时候，却是执行旧观念的楷模。高、大、全的形象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在为事业而献身的后面，没有一点对个人功名的追求吗? 有的，有的，何必不敢正视这一点呢！哦，他怎样地为自己描绘着一张圣徒的像啊，为了头上那道光圈，他抛却了一个人的真情实感。”[14]这种自我剖析是一个先觉和先行的精英者的反思意识，但是遵循某种“礼制”、维护“高大全”的形象，在《都市风流》中已经被喷薄欲出的欲望逐渐侵蚀，新的恋爱、婚姻、家庭乃至性的观念，映照着渐呈教条之态的意识形态观念，到了王朔的《橡皮人》（1986）、《顽主》（1987）那里则已经荡然无存，那些油腔滑调、玩世不恭的主人公经历着崇高意识形态消退而商品观念日益兴起过程中的迷惘和无奈，出于对僵化观念压抑的不满，片面强化乃至漫画化了“一个人的真情实感”。“改革者”与“顽主”只会出现在北京这种有着高度意识形态背景的城市，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充盈着时代弄潮儿的隐秘欲望。“顽主”们的反讽表面上是精英意识的降解，实际上在“混不吝”的“痞子”皮相中依然有一种傲慢，并不能全然转化角色投入到市场中去，因而他们并非虚无主义的表征，而是思想困惑的新多余人。如果要做一个精神分析式的推导，不妨可以视作大院子弟感受到了市场力量涌起的威胁和自身原先由于体制性原因而具有的“特权”在这种威胁中的沦陷，却又不屑于全然投入到泥沙俱下的商海潮流之中的折射。

王朔得风气之先，敏锐地体验到了某种变革前的山雨欲来之势。1988年有四部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分别是米家山执导的《顽主》，夏钢执导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黄建新执导的《轮回》以及叶大鹰执导的《大喘气》，因而这一年被戏称作“王朔年”。但这种辉煌的巅峰自身就隐含着文学的黄金时代即将落幕的消息——影视文化开始在大众那里成为声音最响、传播最广的媒介，它从技术与市场两个方面夹击着文学，随之而来的则是接受维度上的转变，此后可以观察到的当代文学史事实是，几乎所有重要的小说作品都或多或少与影视结缘，并借助于大众传媒的传播优势获得更广泛的受众。看上去相辅相成之中，轻重之势已然发生静悄悄的位移，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脚步预示了以平面载体为主的纯文学的式微。

 

出于对迅疾的商业化及与之同行的人的情感结构与伦理观念的变迁的反拨，一种退缩式的怀旧轰然兴起，当然这股潮流的复杂之处在于它也是内在顺应了新时期以来对于革命话语的“去革命化”的总体潮流之中，其突出体现为叶广芩对于“旗人后裔”的书写。对比于邓友梅《那五》（1982）中对于“八旗子弟”的“国民性批判”式描写，出身叶赫那拉氏的叶广芩在《采桑子》中对于金家大宅门子弟群像的书写则不免有缅怀叹惋之意。小说通过 “我”——“金舜铭”作为世家衰落和子弟遭际的穿针引线者，既是所有事件的听说者、参与者、见证者和转述者，又是评述者，这注定了“我”是精神分裂的：既有对失势家族昔日辉煌繁华的怜惜及其所代表的精英文化的认同与怀念，也有对同类子弟的同情和怜悯；有对于家族走向历史的必然衰败的无奈，还有对于“倒驴不倒架儿”的末世子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提笼架鸟熬大鹰”的批判和讽刺；更有在时过境迁后，隔了岁月烟尘逝水的距离返观历史的冷峻审查。因为是在过去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想象重组出一个曾经烈火烹油而今花果凋零的家族往事，这必然使得整个小说笼罩上一层乌托邦的幻梦色彩，主观上的情感认同与客观上的理性认知之间的撕裂使得这个重建的乌托邦注定要坍塌。[15]然而废墟之中亦有遗产，体现为下沉到老北京底层市民那里延续着的礼仪传统。在新世纪之后以“京剧”剧目（比如《逍遥津》、《状元媒》、《大登殿》、《盗御马》等）为题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中，叶广芩刻意营造了一种礼失求诸野的原型书写。这些作品都可以视为文化记忆：那些在首善之区的悠久历史中凝结为民众生活集体无意识的风俗、习惯、情感与价值认知，都被置诸时代变化的考量之中，它们必须应对市场化的消费社会、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与忧郁、被新媒介手段改变了日常生活方式的现实。她的所有主题都指向了一个追问：在我们喧嚣剧变的时代，如何让“传统”与时代进行对话，如何激活那些文化与精神遗产中还有生命力的东西，进而使它们成为连绵不绝灌注而下的涓涓清流。叶广芩在各种文本中屡屡表现出对于礼仪和规矩的重视，固然有着旗人文化积淀的影响，同时也是在新的社会变迁中对于“礼崩乐坏”的忧虑。“旗人重礼”固然是满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里则泛化为北京文化的基质，那就是尊重社会秩序、规范道德伦理、人情的古道热肠等所构成的整体性文化场域。这个场域在当下无疑遭受着来自商业逻辑与权力变异的双重冲击，既定的文化构成已经千疮百孔，而新的道德尚在建立当中，转型的过程中充满了创伤与阵痛，叶广芩捕捉这种时代的讯息并将之铭刻在文字之中，从而在失落的记忆中尝试留影存真。

正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所说，城市“无一不是时间的产儿”，“历史文化遗迹遗产一代代保护下来了，时间就会向时间挑战，时间就会与时间发生冲撞：以往历史上的各种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生活理想，都因此流传到来世……就这样连续积累，一层叠一层，以往的时间记录不断积存在城市之中，直至城市生活本身都感到透不过气的威胁：于是乎，纯粹出于保护的目的，现代人发明了博物馆”。[16]叶广芩的此类小说也可以视作“博物馆小说”：塑造出一个在时间中沉积的城市文化形象，过去的时间及其携带的文化如同琥珀被凝结在空间之中，从而具有了永恒性。事实上早在1999年，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就将这种永恒的城市象征发挥到了极致，小说中胡同女孩白大省那“傻里傻气的纯洁和正派，常常让我觉得是这世道仅有的剩余”，虽屡遭欺骗、背叛、利用仍不改初心，其性格的极端化和静态化使得她成为一个符号人物。正是基于白大省的理想化存在，才使得北京具有了“永远的性质”，她以及她的胡同已经与某种城市精神达成同构，让一个外来者找到归乡的感觉：“就是脚下这两级边缘破损的青石台阶，就是身后这朝我背过脸去的陌生的门口，就是头上这老旧却并不拮据的屋檐使我认出了北京，站稳了北京，并深知我此刻的方位。‘世都’‘天伦王朝’”‘新东安市场’‘老福爷’‘雷蒙’……它们谁也不能让我知道我就在北京，它们谁也不如这隐匿在胡同口的两级旧台阶能勾引出我如此细碎、明晰的记忆”[17]。北京被赋予了“仁义”这样具有普遍与永恒意味的价值。我们会发现，北京的白大省与从上海到台北的“总也不老”的交际花尹雪艳尽管在身份、背景、性格、经历上截然不同，却都葆有了超越时空的特性，后者所表征的现代风流与世故让她在不同的时空里都游刃有余：“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的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人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18]。她们都是外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现代纯文学话语的构拟物，是现实的逆向折光，因为此时由于社会整体性语境变化已经出现了全然不同于她们这样悬想人格的“都市新人类”[19]——类似于1930年代上海由“Light，Heat，Power”催发的“新感觉派”，驳杂混乱的当代都市也生成了自己的新感受力。喧嚣不已的“变”促生出怀旧为底色的“不变”，正是都市现代性发生以来经久不衰的母题之一。

 

时隔多年再回头看90年代中后期所书写的“当代都市感”，北京与上海并没有太大区别，作为时尚与流行文化在文学中的反映，新的感受力被窄化了，留下的仅是符号化与物质的碎片，然而区别于由老舍时代所确立的“老北京”、新中国初期的“新北京”及新时期与“改革北京”，90年代末到新世纪以来的“欲望北京”，其书写明显与主位/局内人/土著视角区别开来。由刘庆邦、邱华栋、荆永鸣、徐则臣所塑造的外地人，他们是野心勃勃的外省青年、挣扎生存的打工者、疲于奔命的北漂、失败的奋斗者……农村已经远远地被抛在了身后——因为那里早已不再是牧歌时代的桃花源，而是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崩溃后的人心涣散、无法生存的所在，而城市则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用邱华栋1995年的《手上的星光》开头的话来说：“我和杨哭从东部一座小城市来到北京，打算在这里碰碰运气。我们都很年轻，因此自认为赌得起，更何况北京是一座轮盘城市，传说这里的机会就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漂亮小鱼儿一样多，我们来到这里也就在所难免。我们都是属于通常所说‘怀揣着梦想’的那类人。……灯光缤纷闪烁之处，那一座座大厦、购物中心、超级商场、大饭店，到处都有人们在交换梦想；买卖机会、实现欲望。……当我们站在三元立交桥上眺望遥远的北京城区时，我想我们想在这里得到的不只是名利、地位，还有爱情和对意义的寻求。……我们站了许久，我取出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我朗读了该书中的一个充满了雄心的人物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郊外一座小山上，俯瞰灯火辉煌的巴黎夜景时所说的一段话：‘巴黎，让我们来拼一拼吧！’”[20]“我们”与拉斯蒂涅的互文饶有意味，凸显出如同资本主义上升期的信念与信心。

寄托着温情记忆的胡同，“自从有了外地人，这里的秩序就变了”，“到这个城市里来的外地人不是为了梦想，就是为了生存”[21]。在荆永鸣一系列直接以“外地人”为名的短篇小说中，城市与乡村之间候鸟一样来去的外地人背井离乡是被动与主动结合的无可奈何之举，而城市并没有给这些底层人士以“仁义”的呵护。事实上，无论是“为了梦想”的小资还是“为了生存”的底层，他们都是城市的“闯入者”，必然要迎头遭到文化震惊乃至痛击。他们共同的城市感受，就像邱华栋曾写道的：“觉得自己是这座森林中的一只鸟，一只奇怪的鸟，也许还瘸了一条腿，像某种鹳类那样在大街边向城市眺望”[22]。邱华栋乐于书写外省青年如同大街边的鹳类一样眺望城市，然而尽管意识到当代城市的本质如同绞肉机，他们也要奋不顾身地投入进去：“在我们面前，毁灭和新生的力量和实践一起在等待着我们，等待着我们以城市为战场与它交锋”[23]。在这个战场中，温情脉脉的老北京浑然不见了，只有尔虞我诈和丢弃良心的搏杀。“这个时代的骄子们，也正是在这里进行着厮杀拼搏，勾心斗角与明枪暗箭，你来我往与利益均沾。在城市中那复杂的人际关系里，在蜘蛛网一样的利益格局里，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员都在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在一个转变的大时代里，谁能够成为一个利益链条中的上游分子，谁就铁定赢了”，并且“时代不一样了，传统制造业占据的地方，如今全部都变成了现代商业、金融业、传媒业和网络经济业的地盘。这里过去都是一些衰落的国有企业的老厂房，像什么机床厂、木材厂、纺织厂、轴承厂、酒厂什么的，都衰落下去了。现在，老厂子通过土地置换和买卖，把自己置换到郊区去了，继续苟延残喘，十多年的时间里，在这些老厂房的地皮上，很快崛起的就是这些新的写字楼和高级公寓建筑群了。在高级公寓里居住的，是这个社会新出现的中产阶级和富人新贵们，他们就是这些新兴行业的从业人员，白领、金领、职业经理人、老板和传媒从业者、艺术家”[24]。因为1990年代中期的体制改革提供的巨大而混乱的空间，当初那野心与信心兼具的青年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就有可能成为富人新贵，他们的生活对于普通人而言是神秘而封闭的，在上引的长篇小说《教授》中，中产阶级也无法窥探真正的富人阶层生活之一斑。

邱华栋《教授》

这是一个资本飞升的短暂时代，绝大部分失败者永远无缘得知“成功”与“失败”的真相。邱华栋笔下对着北京三环经济中心意气洋洋的外省青年在短短十年后到徐则臣的北漂那里，面对四环就感到心虚气短了：“车子上了四环，北京就变得阔大和荒凉了。四环外一片野地，灰蒙蒙的夜晚开始从野地里浮起来。四环里面万家灯火，灯光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亮。在这样的冬天傍晚，环线内外比较一下，真的让人心里没底”[25]。那些办假证的、买光碟的与摆地摊的、收垃圾的都处于底层，一旦他们试图跨越阶层的鸿沟，就不得不铤而走险，如同石一枫写到的陈金芳那样，用骗来的搬迁费去进入到资本市场，其结果不免头破血流——而陈金芳的故事其实还暗含着另一层乡村试图进入城市努力的新失败，这个失败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堵死农民通过个人奋斗达至阶层晋升的可能性：世间已无陈金芳。北京的现实在晚近三十年中呈现出的魔幻面貌，似乎只能用科幻才能铺展。然而在乌托邦想象和批判性上，比如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关于城市的想象依然是19世纪式的，以工业文化作为基本的构思前景，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其继承了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继承的同时，其实是滞后于资本全球化形态的认知的。

这个从改革家到顽主，从仁义市民到溃败的底层的形象画廊，部分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面相，但是匮乏于知识分子视角以及“时代英雄”维度，也没有开掘出新的可能性，那种可能性隐藏在流行文化、非虚构作品中，而人物的形象也许有着金融家、开放商、创业者、科技英才等不同的维度。这可能是职业作家的去精英化所带来的对于社会结构高阶层面暗昧的结果。如何揭示土地、资本、权力与人在城市化过程中彼此博弈的关系，进而发现中国当代城市化从工业化的源起到商业化的狂飙突进，再到因为地方多样性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新质，重新表述其中的复杂性，而不是在某种习得性的惯性认知中重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模式，可能是再造城市书写的掘进方向。

三

当整体秩序变更，政治与文化资本兑换成的文化货币通货膨胀和大幅度贬值的时候，城市生活就成为一场冒险生涯，所有人都生活在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而又容易失控的氛围与环境之中。这在新世纪以来的城市书写中导向两个方向：一是以暴力与死亡呈现的激烈场景；一是以内倾反抗及虚无与犬儒呈现的佛系生相。前者突出地体现在刻绘貌似稳定秩序的不稳定性上，聚焦于核心家庭的破产以及平静生活下的危机四伏，这在中青年作家那里比比皆是，比如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鲁敏的《三人二足》《坠落美学》、黄咏梅的《负一层》、孙频《我看过草叶葳蕤》《万兽之夜》、宋小词《直立行走》，多以罪行和不可遏止的噩运结局，弥漫的是社会结构转型中的不安与焦虑。这种情绪与状态无疑是当代城市中产阶层（或者更准确的说小资阶层）普遍性的情感体验，就文学书写而言则未尝没有模仿欧美中产阶级美学的意味，隐约可以从中看到《美国丽人》、《绝望主妇》的身影——“二手生活”似乎与“二手写作”达成了默契与同构。后者则体现了更年青一代的情感结构：当社会流动变得日益艰难的时候，知识、技术与奋斗的激情也无法改变命运，即便没有被时代飞轮甩出去，也顶多只能充当其中的一个螺丝钉时，他们就成了更新一代的“零余者”，甫跃辉的一些短篇就直接将主人公命名为“顾零洲”，他们居住在逼仄的出租屋里，城市幻化为动物园，他们则成为城市动物，“会有种窒息的感觉，就如一条被闷在水箱里的鱼，他将什么也做不了，就像那头走来走去的狮子，只能不停地走来走去”[26]。困兽已无斗志与野性，那些在被单维化的城市价值观形塑的“失败者”转而从犬儒主义转化为虚无感，逃避到遁世般的“无所谓”和“宅”之中，周嘉宁的《假开心》、马小淘的《章某某》、《毛坯夫妻》就是直观的体现。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对于进取型资本主义观念（那种如同邱华栋的外省青年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的消极抵抗[27]，然而渺小的个体在庞大的城市之中的主体性孱弱乃至消解则是无疑的。

在上述两种趋向中，个人都是城市化大历史的牺牲品、溃逃者与失败者，城市的主体变成了惟恍惟惚的符号与物质，空间在以一种单向度的方式产生自己的对应物，城市想象则在以经济主义为主导的思维模式中变得日趋以上、中产阶级为目标对象。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中认为，城市的各种要素之间是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它“就像生命科学一样是一种有序复杂性的问题”[28]。但是城市现代思想史却一直模仿物理科学的方法，比如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开创的“花园城市”规划概念主要就是住宅（人口）数量和工作数量构成的两个变数体系；而到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的辐射式梦幻之城规划则采用的是概率和统计分析。雅各布斯讨论的基本上是霍尔（P. Hall，1932—2014）在《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中梳理的历程，在她看来这一系列的观念和计划其实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城市成了牺牲品，而城市的根本是人的生产与生活，这需要创造一种具有自我再生能力的“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这些理想规划试图调和城市与乡村，然而经济学家往往更多强调城市的发展。在大众读书界颇为流行的格莱泽（Edward Glaeser）《城市的胜利》一书，吸收了雅各布斯的许多智慧，但是他并不同意前者过于平民化和个人化的一些观点。在他看来，城市对人类发展的种种好处首先是收入水平相对农村的大幅度提高，其次是密集的人群对文化、艺术、科技进步起到的重要作用。好的城市注重商业、贸易、教育与创新，同时积极接纳新进入的移民，这样的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如纽约。依靠重工业、受教育不多的工人的城市，在产业升级竞争力下降后必然会衰落，如底特律。当然，城市也可能是不平等的地方，尤其是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从芒福德以来，城市观察者们往往都会将城市描绘为罪恶的渊薮、堕落的根源、暴力和丑陋的策源地。尤其是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做比较的时候，城市的道德也是颓败的，我们在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屡屡会遭遇这样的场景。但是格莱泽认为这一切不过是在浪漫主义怀旧病下构想出来的二元对立，这些问题不是城市造成的，即以城市的贫困而言，贫民窟不是造就贫民的原因而是农村贫困的结果，他以里约热内卢为例，说明贫民窟比边远穷困的农村的生活还是要好——有意义的统计数据是长期处于贫困线下的人口百分比，而不是静态的贫困人口比例，因为城市的吸引力之一正是大量改善贫困的机会。城市贫困因而会产生悖论：城市越是花力气解决贫困，它就越会贫富分化，因为会有更多的贫困人到城市去；也许不是城市导致了贫困，而是乡村的贫困人口被城市所吸引。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霍尔《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

格莱泽《城市的胜利》

格莱泽有着经济学家那种“理性人”的市场迷恋：相信竞争能够使城市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维持较低的成本。比如，限制高度和保护老建筑能确保价格的可承受性，而价值实际上是由供给与需求决定的。保护建筑遗产并非总是错的，却是有代价的，巴黎曾经因为接纳落魄艺术家而闻名，而现在是只有富人能享受得起的精品店城市。而高密度尤其是向高度垂直发展的城市，可以使得更多的自然土地得以留存，反而更环保。这种观点无疑与人文关怀大相径庭，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发展主义者揭示出保护城市遗产话语背后的邻避主义诅咒——它的危险在于很容易从原先的以抵制危害性风险为主转变为抵制一切可能改变现状的建设和生产，结果就是走上了冻结现有可能毫无历史文化价值的普通社区，更严格一点说，是“剥夺其他人的权利和降低其他人财产的价值”[29]。邻避主义隐藏着两种巨大的心理学偏见，一种是现状偏见，即抱残守缺地依附于当前状态；另一种是影响偏见，过高地估计某一事件可能给他们的幸福带来的莫须有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需要辩证地来看。

以上“城市的胜利”论调颇有为集约化大城市鼓吹的意思，其实城市与乡村的分野是个现代性问题，传统中国的城市直到20世纪初期还保持了与乡土的密切联系。即便是现在，城市也不足以构成对乡村的诋毁，特别是公共服务完善的发达乡村。无论是城市的垂直发展还是水平发展，根本问题是程度优化的问题。需要回答的是城市社会学家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在1960年代就发出的追问：“城市的地域面积以及技术方面的发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组织的自然但却恰当的调整相匹配？一个城市能够与社会组织的变化相同步的正常扩张速率应该是多少？”[30]城市发展从长时段来看就像是生物的演化，是特定时期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结果，其大势不会为规划师或某个政府的抉择而改变。格莱泽的长处是从能源和交流角度拓展了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的视野，但缺陷在于历史视角的不足，只有带有历史的眼光观察人与城的认同、情感联系与现实利益，才能指向一种有切实未来感的瞻望。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将城市集约的管理成本问题淡化了，也没有涉及资源供给的问题，仅仅强调人的聚合和创新不可能解决复杂的城市实际问题的。城市的规模、人口的密度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发挥聚集的最大效益，如何合理地安排城市空间才能让城市真正达致最优的人居环境，有待更良好的公共服务、更完善的教育、更恰当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所以，问题不是城市的胜利，而是什么样的城市才能够胜利。

经济学的城市及其文化的规划如果脱离政治学进行单纯的讨论，往往容易丧失现实感。尤其是回到中国现实的时候，城市化同行的市场化过程中，农地、农房能否入市以及如何入市，怎么样分权、分责、分利才是关键。如何打开城乡之间的市场之门，是“以城带乡”地进行“新土改”？[31]经济学家往往采取此种单面思路，但是城市化是一个综合工程，即便仅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奥沙利文（Arthur O'Sullivan）在其经典的城市经济学著作中所设立的分析框架就除了市场化、土地租赁与使用模式，还有贫困与住房、政府管理机构、交通、教育与犯罪诸多方面[32]，更别提文化生态等方面。晚近三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资本与农民/市民在土地使用上的利益分配可能是最为突出的问题，正是土地征用与房地产的过度开发造成了诸如流动与迁徙、房价与“蚁族”、环境与交通等社会问题。问题的复杂性呈现为既有正面的经济上的提升、基础设施与配套医疗、娱乐机构的发展，也有负面的失业、贫困、犯罪、污染、堵车以及既有道德伦理、情感模式的转变。晓航在其科幻长篇《游戏是不能忘记》的中对工具理性规划的“城市胜利”进行了反思：“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必须是一个平衡的世界，既拥有好人所秉持的道德，又拥有大多数人所渴望的利益”[33]。我们最终要考虑激情/欲望与利益的统一，它不是目的论式的规划，而是实践论的生成——“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人类依然是强大的，乐观的，具有韧性的，他们从古至今一直在上演关于解放、关于自由的舞蹈，从未停止……”[34]而从技术的角度着眼，智慧城市、创意城市、景观城市和文化城市的建设也正在以特色化的道路，重构着人与城、民与国、地方与全球的关系。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的乌镇同时也是全球戏剧的展示舞台；贵阳安顺新区这样一度处于偏僻腹地的城市如今在而是大数据产业的中心；杭州、西安、成都则既是有着古老文化遗产的古城，也在数字文化生产和IP构建中呈现出创意产业城市的风貌……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情感劳工和情感消费，已经不仅存在于“传统”服务业，更遍布于直播平台和视频网站和APP之中。面对中国城市进程的现实，走出既有关于城市书写的想象与运思模式，需要建基于此种现实感与主体性之上，如此才可能不仅仅止于描摹、拟仿或者解释，而参与到城市文明的批判与再造之中。

四

在对资本主导的城市文明批判之中，社会主义革命与集体性的遗产焕发出奇异的力量。石一枫《特别能战斗》构成了一个值得分析的文本。全民所有制的电子设备制造厂退休职工苗秀华这个人物可以说是近年来的城市文本中少有的新形象，作为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大妈，她继承的是从集体制时代的精神遗产，从起先的被动战斗到后来集体制瓦解之后的主动战斗：“新的体制和新的创造又会带来新的困惑，于是只有战斗变成了永恒的真理”[35]，葆有着不畏任何强权（从官方体制性领导到资本家）的“单纯”的特质，以至于在与物业公司维权的斗争中，作为旁观者和被动参与者的“我”都不禁要感慨自己的暮气沉沉和她的昂扬激情之间的差异。苗秀华通过激活革命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思想资源几乎孤身应战，既令人惊叹又不免让人心生怜悯，她那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在已经变化了的社会语境中注定难以持续。其背后的原因如同鲍曼（Zygmunt Bauman）所分析的，因为乌托邦政治的失败，一个想象的/假设的整体崩坍，可以说社会的顶部被摧毁了，“幸福社会不再是国家的责任，它取决于无数的个体本身。现代国家政治曾经宣布要负责的任务都落入了生活政治的领域”，“追求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成了生活政治的主要使命，这种使命从建设一个美好的明天转移到热切地追求一个不同的今天”[36]。个人化与当下化，是现代城市及其价值观始料未及的后果，“我”和其他人几乎都是这种价值观的产物，而苗秀华必然要成为此种乌托邦消散的生活政治的牺牲品。有意味的是，“我”作为一个城市新移民也未尝不包含着诸种创造性的可能。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非虚构作家桑德斯（Douglas Saunders）曾大胆预言到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农业人口迁徙的规模与范围在人类历史上将后无来者，上一次如此剧烈的迁徙潮发生在18世纪末与20世纪初之间的欧洲与新大陆，其结果是直接造成了人类的思想、统治、科技与福利彻底的改头换面，大规模的城市化造就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并随之带来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变革。而当下的这次迁徙则是全球性的，他通过对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采访与考察，预言这场人口流动的前景是移民将过渡的地点变成扎根的落脚地。[37]这种全球城市化的过程会带来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谓的“消散的现代性”[38]，因为人口与信息是同时双重流动的，必然使得现代化话语中的城市权重发生位移，地方性的生产也成为一种新的空间力量。

这一点放置到中国内部，由多样性和不平衡空间所造成的城镇化趋势可以说是鲜明的印证。如同有学者观察到的，近十年来，80、90后出生的“农二代”引发了代际革命，在经济特征上体现出期望更好地融入城市经济的倾向，在社会特征上体现出很强的入城不回村的倾向，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普遍对城市价值更为认同。这一方面使得乡土变成故土，另一方面则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形成，单向城镇化转向了城乡的互动与融合，城乡分工的明确与合理化，进而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融共生。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处于城乡中国的阶段。[39]“城乡中国”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处于城乡中间状态的“小镇”，我曾经以参差不齐的“灌木丛美学”描述过当下中国文学中的城镇书写，在通约性时间中的不平衡空间显示了城市想象的潜质：“小镇如同两栖生物，如果以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小镇似乎是乡村向城市发展中的未臻完成状态，是城市的半成品，但其实它们是不同的生物，就像动物不是由植物演化而来的一样。小镇是乡村与城市的中介，连接着两头，与它们有着切割不掉的联系，但自己也是独立的一份子。它构筑了一种城乡结合部式的暧昧空间，这个空间在世界日益被某种相似的语法所统治的语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异质性存在——它是全球化中的一个个凸点，突显了在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因为它们的存在，世界才不是那么光洁顺滑地成为平的”[40]。林森的海南小镇（《小镇》、《关关雎鸠》、《暖若春风》）、田耳的佴城（《天体悬浮》、《风蚀地带》）、路内的戴城（《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花街往事》）、鬼子的瓦城（《瓦城上空的麦田》、《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所呈现的正是这种混杂空间，它们的城乡结合部式的粗粝、庸俗和“土味”无疑区别于乡土与农村书写，也冲击着20世纪末盛行延及当下的都市中产阶级美学，并且反哺这二者，改写着“现代化”的秩序与规范。

路内：《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花街往事》

另一面，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组织性变革与智能城市构想的出现，也突破了工业化思路中想象城市的方法。如同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描述与分析的，信息化使得提高利润率手段增多，也是加强政府对资本积累和支配进行干预的强有力工具，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而信息化发展模式的组织部分，在知识生产过程和决策过程的集中不断加强。系统灵活，改变了劳资关系是一方面，模糊了公司界限是另一方面，也能更为机动地应对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变化。权力集中的公司转化为由形式不同的公司机构组成的权力下放的网络系统。“新的社会形式和新的空间变化从这个历史性的融合中产生了”[41]。卡斯泰尔主要是以20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城市区域化为例进行讨论，如果搁置在八十年之后的中国，会发现这个历程更为剧烈与明显，如果要举例子，张江和中关村可以说上海和北京的城外之城，一个完全异乎既有关于城市的定型想象中的存在，更主要的是信息化改变了城市运行和城市文化的法则。

不平衡发展与技术带来的信息化，让新的城市文明悄然生发，突出地体现在喊麦、抖音、动漫、电游这些泛称的新媒体大众文化之中。我们会发现技术如同温和改良和暴力革命一样，解放了生产力和创造力，不仅带来物质与现实世界的变化，而带来了心理、认知和感受力上的实践。与劳动、生产、传播、消费并行的人口及其社会角色的变化（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让某些怪异的、“接地气”的、不能为主流中产阶级话语所接受的新文化也许蕴含其中。回到关于城市的具体规划之中，库哈斯（Rem Koolhaas）曾经有段宣言式的言说：“如果确有一种‘新城市规划’，那么它不会以秩序和全能这两个相似的奇思妙想为基础；那将是不确定性的登场；它将不再关注对或多或少的永久性研究对象的整理，而是关注潜能对研究领域的浇灌；它将不再以稳定的结构为目标，而是以创造新的领域为目标，这种领域能够调节拒绝形成具体形态的过程；它将不再是关于细致的定义和对范围的限定，而是关于对概念的延伸，对界线的否定，不是关于对实体的区分和识别，而是关于对难以命名的混合物的发现；它将不再为城市所困扰，而是关心如何运作基础设施以满足无休止的强化、多样化、捷径和重新分配的需要，这一切都是心理空间的再创造。城市已经四处扩散，因此，城市主义再也不会关注所谓的‘新’，只会关注‘更多’和‘改进’。它不会关注文明社会，而是关注文明欠发达的社会。”[42]这种理念与其说是理想预言，不如说是应对现实的必然选择。城市发展从工业向服务业的倾斜，商业化被资本化所笼罩，新兴技术与媒体可能会提供替代性的选择，与城乡融合通行的是媒介融合，进而是文学形式与理念的变形与转化。关于城市的书写同样也遭逢如此巨变，它必须意识到既有当代文学沉积的模式与惰性，同时挖掘过往被遗弃的遗产，更主要的是意识到一个纯文学的时代无论从技术、形态到观念与价值上都行将终结，我们需要寻找包含文字、图像、动态视频、参与式的多样化书写形态，并将自己归入到再造城市文明的本身之中。

原载于《小说评论》2018年第6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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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而复：《七十年文艺漫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7、1080、1081页。

[3] 关于“现代化”提出的简明线索，参见王金峰编《前进号角：四个现代化构想首次提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4-16页。但该书将“现代化”构想的提出全然归为周恩来，并不全面客观。

[4] 刘大先：《三农问题与“社会分析小说”的得失——公私之间的高晓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5] 周其仁：《城乡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70页。

[6] 《经济日报》1984年6月12日。

[7]周其仁：《城乡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96页。

[8]苏奎：《<沉重的翅膀>的“沉重”修改》，《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