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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联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和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于2018年11月8日至11日在绍兴市越秀外国语学院召开以“回到源头：文学翻译与鲁迅精神”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在开幕式上，越秀外国语学院书记费君清对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表示衷心祝贺。费书记回顾了越秀外国语学院近年来取得的可喜成绩，并表示要将越秀外国语学院打造成一个促进各地学者交流、推动中西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的平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在致辞中谈到《世界文学》与鲁迅的渊源，与《译文》的承继关系，并指出如今的《世界文学》仍在遵循鲁迅曾说的创办精品杂志的宗旨，高举“五四”文化先驱曾用血和泪洗染过的那面旗帜，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陈所长认为《世界文学》向世人展示的是世界文学的真实样貌，其中不仅有欧美文学，更有亚非拉文学，“一切真实的、美好的、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陈所长将此次纪念《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的学术聚会称作“寻根之旅”，是“民族复兴的一枝迎春花”。本次会议的协办方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先生在致辞中强调《世界文学》在推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高度评价译林出版社与社科院外文所近年来在推出重大出版项目方面展开的一系列合作。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会长吴笛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鲁迅作为新思想文化的开启者对境外文学所作的译介工作及其对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此次关于文学翻译与鲁迅精神的研讨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到源头，不忘初心”。

此次会议涵盖鲁迅思想、文学翻译、外国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或影响等领域的议题。不少与会者探讨了鲁迅留下来的包括翻译理念在内的思想遗产。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聂珍钊教授以其文学伦理学批评为武器，展开对《阿Q正传》的解析，其观点别开生面。他认为在鲁迅笔下，阿Q是农民中的先知先觉，是革命的坚定探索者，阿Q精神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探索革命的乐观精神，是中国宝贵的精神遗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栾栋教授认为鲁迅的艰涩文章和清涩风骨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独特的“涩学”，对矫正当下文明弊端和治疗国民劣根性有一定借鉴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蒋永国将目光转向日本鲁迅研究，指出国内学界有必要将日本战前战后的鲁迅研究进行时空重构，这对贯通百年日本鲁迅研究、发掘其横向多样性以及认识日本中国学史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程巍研究员着重讨论鲁迅的“硬译”思想和现代汉语的创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鲁迅使用“硬译”策略，是为了改造白话文，增强汉语对陌生文化的接受能力，进而改变和丰富中国人的感知方式。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吴笛教授认为鲁迅所倡导的“硬译”或“直译”原则是对文言文意译的颠覆。这种颠覆策略具有进步意义，背后有更深的考虑，即借助翻译来克服汉语本身的局限或弊端，充实汉语的表达形式，以实现文学语言革新、文化启蒙和思想深化的目的。

不少学者的发言涉及文学翻译形势分析、文学翻译理论、文学翻译家、具体作品的翻译策略等话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梁展研究员对冷战与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文学翻译作了回顾，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互译使世界文学这个战场发生了根本的形势转变。浙江财经大学章汝雯教授在大会上阐述了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领域的影响，尤其对深化认识翻译与权力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宁波大学王松林教授从文学文体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李商隐的《无题》为检视对象，强调文学翻译要注重文化差异性和审美差异性问题，同时更要注重准确性问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李永平研究员向与会者介绍了德国诗人里尔克对冯至创作的影响以及冯至翻译里尔克的心路历程。他指出冯至所写的十四行诗在意境和思想意味上与里尔克的十四行诗多有暗合之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助理研究员戴潍娜简要介绍周作人在古希腊文学翻译方面取得的成就，强调他与女诗人萨福之间的精神联系。南京师范大学杨靖教授以当代乌克兰幽默小说家尤里·维尼楚克短篇小说集《维尼楚克的奇幻世界》的翻译实践为例，说明语用学中的会话合作原则以及关联理论可以帮助译者更准确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幽默元素，更忠实地传达原著的风格与精髓。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助理研究员叶丽贤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人但丁·罗塞蒂的十四行诗集《生命之殿》的几大音律特征展开分析，并以个人译作为例来说明如何复制、调节或补偿原诗所具有的声音效果。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郭曦薇以《野草》的德译本为例来说明汉语中的规约性反义关系在德语中发生的变化，由此来解释两国语言文化在规约性反义关系方面的差异。

外国文学研究也是不少参会者纷纷发表观点的学术领域。南京工业大学陈世华教授对日本老年题材文学作了分类介绍，简要概括了不同年龄段作家的作品在思想意涵和叙述形式上的特点，并强调这类作品对社会制度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王卓教授指出整个英美诗歌现代派运动，无论意象派、客体派还是黑山派，在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时，都会回到东方文明去寻找可用的理论资源。华中师范大学苏晖教授以“脑文本”为工具来解剖易卜生《社会支柱》的四个稿本，探寻其间的脉络。苏教授认为这部戏的四个稿本是作家脑文本的“分身”，而稿本的变化是易卜生把脑文本解码成书写文本过程中伦理选择的体现。宁波大学段汉武教授认为《远大前程》对泰晤士河的描绘以及两个人物（流放犯马格韦契和海上寻梦者皮普）的经历都与19世纪英国的海洋帝国地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狄更斯的小说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帝国意识形态建设。江苏师范大学张生珍教授从美国公民教育史出发来解说青少年文学在塑造青少年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构塑青少年的政治、公共伦理意识，培养他们对多种族、多宗教并存的世界的尊重。温州大学教授傅守祥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声称将“英雄崇拜”和“理想品格”内化为一种“责任”和“荣耀”，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在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大转型后依旧经典迭出的内在性和主体性因素。

也有个别学者论及比较文学问题。上海戏剧学院俞建村教授简要勾勒了外国戏剧形式对中国话剧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韩冰对中国、俄罗斯和西欧的文化学著作中“风格”和“作者风格”概念作了比对分析。参与此次学术研讨会的，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即作家、杂志主编和音乐人。他们的演说主要围绕《世界文学》的历史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等话题展开。浙江文艺出版社编审沈念驹介绍了《译文》（《世界文学》的前身）创办的时代背景和译坛状况以及《译文》与鲁迅、茅盾、黄源等人的关系。《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女士认为《世界文学》向中国人打开了一扇展望经典的窗户，为中国人提供了世界意识以及跨文明交流的形式，正与《花城》一道推动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明的大潮。诗人和散文家汗漫在谈话中肯定了翻译家对推动汉语更准确客观地表达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认为《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开放性、先锋性建设的意义。汗漫指出：“正是翻译，一点一点更新了汉语的、或者说中国的灵魂和容颜。通过翻译家的工作，那些异域他乡种种崭新的词汇、语式、言说，使汉语乃至汉人的生活，不至于因陈腐而灭亡，反而通过混血而生动有力。”音乐人和作家钟立风以《字吸，歌呼》为题，谈到了自己与《世界文学》的邂逅，外国文学对其音乐创作的滋养。他说：“如果音乐是我的白天，那么，文字就是我的夜晚，是它们完成我的呼吸，字吸歌呼。”

此次研讨会既有学者的理性批评，也有创作者的感性坦言，既有对异域文学的探析，也有对中国文学的再回首，既有翻译理论家的宏观评点，也有文学译者的微观考量，既有对鲁迅等“五四”前辈筚路蓝缕之功的肯定，也有对未来“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的展望。正如《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在会议总结中所说，“此次研讨会充满了严谨规范的学术气息，同时又有迷人的文艺色彩，是个完美的会议。在《世界文学》的老主编鲁迅的故乡举办纪念创刊活动，本身就具有精神和灵魂意义。”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校长叶兴国在最后致辞中指出，在当前这个时代仍有必要学习鲁迅智慧，继承鲁迅的遗产，继续发扬鲁迅精神；文学传播将有助于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

参与主持各场主题发言的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周启超教授、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傅守祥教授、《世界文学》编辑部主任苏玲编审、社科院外文所徐德林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