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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李希凡老师

来源:文艺报 | 孙伟科  2018年11月12日07:46

10月29日凌晨,李希凡老师溘然长逝。他的突然离世,让人措手不及。因为前一个星期,我们还在筹划着下一周与李老的见面,想放松聚聊一次,也向李老汇报计划中的《红楼梦大辞典》修订的进展工作。我们印象中的李老,精神矍铄,虽是90多岁高龄,依然脑力健旺、思维清晰,时时刻刻系念着红学事业,《红楼梦大辞典》的修订是他一直关心的事。

他逝世的不幸消息让我难以抑制悲伤,时而眼眶润湿,不免落泪。以往接触、交往、座谈、聆听教诲的情景历历在目,恍然如昨,令人挥之不去。他总是将他最新的著作签上名赐我一份,他总是以谈学为主兼及生活安排,他总是问学界最近有什么新发展,他总是问我们还应该做什么科研大项目,以推动学术事业的提升等等。如今,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再也不能获得他的鞭策与鼓励了。

2013年上半年,我曾经到家采访过李希凡老师。问的话题事关1954年他红学批评的起步之作,话题有些老,但他依然耐心地回忆并讲述了当时客观的历史契机和真实的批评意图。这些话题虽然老早就是历史的聚焦之点,但是却不断有新内容。比如有些怀疑者总是以窃斧之疑看待这次重大历史事件,认为暗地里必然有未曾揭秘的幕后交易,不能当作是一场文学批评来看。他们认为李希凡没有将全部历史事实描述出来,其中隐藏着关键环节。初出茅庐的学生,由于向名人发起了不妥协的学术批评,而受到毛泽东支持,因此一夜成名天下知。有的人不相信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能写出引起重大历史思想冲突的文章,刻意求深地认为还有其他玄机。其实,了解李希凡当时的知识结构和人生追求的话,就不难看出历史偶然中的必然。他此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学习,做了大量的笔记,一直尝试着将其作为方法论来展开思想辩论,加上自小对古典名著的喜欢,以及在山东大学读书时对文艺理论课的痴迷,使得他成为脱颖而出的时代宠儿。那个天翻地覆、改天换地的时代,有许多话题要变,有许多思想要变,有许多思潮要变,有许多文化、学术人物要变,甚至包括文体文风,包括提问方式、写作习惯等。创新中有继承,而这次创新更多地表现为对旧有学术范式、话语主题、文风的反叛。历史的当事人,后来都意识到了这场以思想批判为名的思想变革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在后来的历史聚会中,俞平伯和李希凡的见面,心中毫无芥蒂和障碍,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问题,而是从来就没有个人恩仇。他们都没有将此看作是意气之争、宗派之争,分歧就是已经表明的立场与态度,没有皮里春秋的虚虚实实,因此也不需要转化成为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谈到这段历史,李老显得坦然而自信,他说我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也不需要虚构什么,至于有些人说我虚构了向《文艺报》问询可否发表批评俞平伯文章的细节,实在是不懂当时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十分活跃的积极性和进取心。说到这儿,李老再次对山东大学的《文史哲》表示深深的敬意,对当时的主编和编委表示感谢。他们不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而且还是第一次将在校学生的学习报告发表出来,也是创了该杂志的一个新纪录。李老回忆说:我的第一篇文章《典型人物的创造》,本是一篇学习笔记,是文艺学吕荧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被吕荧老师推荐到《文史哲》上发表了,这也是《文史哲》第一次发表学生的文章,自然是一件新鲜事。说起来,后来引起毛泽东同志关注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并不是李希凡充满锐气的第一篇文章。

我曾经为1954年那次红学论争写过文章,不是为李老辩诬,因为李老不需要辩诬,那段历史也不需要辩诬。他一直光明磊落,一直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是以一个普通文艺批评者的身份来进行着心目中崇高的文学事业,没有政治投机的任何算计、任何得失计较。李希凡老师一以贯之地坚持着自己的批评方法,对于20世纪历次参加的批评活动,依然保持着自己角度的理解和个性的锋芒,在对以往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中也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他认为回顾20世纪我国文学批评的历史风云,不要过多地去揣测背后的所谓“个人恩怨”和不可告人的“历史秘密”,特别是对人物做评价时,有些人刻意去拨弄是非,夸大宗派情绪,从细节上去捕风捉影,没有大历史的观念,导致了严重的历史失实和扭曲。其实,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观点之间理论立场的差异与对立,以及对历史、现实的不同态度等。

2015年我的《红楼梦与诗性智慧》将要出版,我找李老为我写序,李老欣然应允。我知道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是我莫大的荣幸。但他不是一位随便给人顺水人情的人,而是郑重其事地谈起我的写作,李老说我的论文是“评多论少”,撰文、论争、批评的目的是为了立论,最终应该形成自己的全新系统见解和理论观点。1954年李老已经蜚声文坛,是很多文学爱好者的人生榜样,现在叫偶像,而11年后1965年才出生的我,居然能够得到李希凡老师的墨宝,心中自是难以抑制的兴奋激动。除此之外,当时已经80多岁的李老在认真地阅读过我这位小他38岁的学生的幼稚论文之后,提出这样中肯、恳切的批评和高标准的要求,令我感动,又感觉冒昧和汗颜。

探索李老的精神世界,不理解毛泽东在李希凡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无法理解李希凡的。他受到了历史伟人的人格感召,借助于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细致研读,深悟民族的复兴诉求与人民的愿望和追求,自觉将个人的奋斗与伟大的历史进程相融合,这使得毛泽东和这个“小人物”发生了许多间接但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几次关于文学以及涉及李希凡的谈话,既是鼓励也是教诲,几个回合之后,也是深深地反思之后,他默然领受了领袖对他的要求,立志终生做一个捍卫无产阶级文学立场的文艺战士,以主人翁的姿态,以对艺术负责的态度,展开以求真求美为目的的无私无畏的批评。李老回顾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尽管风云变幻,有时也有唐突和冒失,但人生无悔,并对自己敢于在斗争中不断成长走向成熟而自豪。他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没有论争就没有学术进步。说起当前的红学研究,李老认为,近几十年无论作品思想艺术的深入探讨,作家身世和版本研究的发掘和考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同样有回潮和灾害,如某些强势媒体和背后商业利润所驱使的“揭秘”文化流行,使红学这一显学成为大俗学。近些年来,各种不负责任的观点,各种没有根据胡编乱猜的观点,借助于炒作需要,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所谓的文化热点,这实际上是红学发展中的透支。针对这些乱象,有几位红学家进行了负责任的批评,但却被说成是“围殴”、“群殴”某人。这是很多人还没有看到这种透支的危害,这种危害不仅是学术上的,更是对民族优秀精神文化遗产的。

李老生前,红学界的老朋友每到年底或第二年初都会聚会一次,话题是《红楼梦》,气氛总是欢快和愉悦的。聚餐结束,李老总是让自己家人抢着付账,他说,和大家聚聚我很高兴,再说我的退休工资比你们都高呀!李老在我们眼中是如雷贯耳的历史人物,既是毛泽东所说的“小人物”,又是心底无私、襟怀宽广的大人物,但他把自己当成是我们红学会中普通一员。2010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换届选举,李老坚辞学会名誉会长,是因为当时会场全体代表的掌声挽留,他才无奈地领命荣受。当然,在和李老交往中,绝不是只有轻松的聚会,还有嘱托。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印象中,经常在周五,或者两周一次,甚至一周一次,李老总是给我打电话询问红楼梦研究所的科研进展情况。我不能忘记,李老总是说,红楼梦研究所是做事情的研究单位,要做大事情,以前完成《红楼梦》新校本和《红楼梦大辞典》,是两项大工程,今后还要做有重大影响、重大意义的科研项目。即使是当前,也要加紧对《红楼梦大辞典》《红楼梦》新校本的重新修订工作。要满足时代需要,要修正错误、精益求精,要与时俱进,要将更多学者的真知灼见吸收进来,使之与文学经典的地位相称。李老的话,我都真切记得,每一次都是他老人家主动打来,这更让我感到言之谆谆、意之殷殷的托付之重。

11月4日是李老八宝山遗体告别的日子,阴雨霏霏的天气,天幕低垂,大地凝重,近千人参加了悼念仪式。告别大厅肃穆庄严,鲜花丛中,李老安详地躺着,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的面色一如生前一样洁净明亮,犹如安然睡去。

李希凡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