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学者书札近年已成为拍卖与收藏的新宠。个中原因，除了写者的学术声望提升了其价值，信函相对的私密性，也使读者可从中获得更多、更真切的资讯。这样说，并非鼓励窥人隐私，实在是因为只比日记下一等，书信乃了解作者内心世界更为可靠的史料。当然，前提还要看与收信人的交谊如何，由此决定了作书人笔下文字的深浅。

天光云影楼主人孙文光先生是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先后担任过《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安师大图书馆馆长。长期在芜湖任教、工作的经历，使他在安徽学界广有人缘。而1960年代到北大读研究生的经历，又让他和北大为中心的京城学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93位师友书札以“尺素风谊”命名，结集出版，既是对个人交往史的一次总结，更为学界保留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书信乃是缘于空间距离而出现。在上个世纪网络尚未发明的时代，尺素传书仍是相隔两地的人们最常使用的交往方式。反而是关系最近的身边的亲友和师长，很少留下信札。我的一大憾事就是，因为一直追随左右，我只收到过一封季镇淮先生的来示，那还是因为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半年所得。相比同样受教于季先生的孙文光师兄至少藏有导师的23通书翰，我的艳羡可想而知。

文光师兄长年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尤以龚自珍研究名家，《尺素风谊》所收书札因此多与近代文学、尤其是龚学相关，并集注于一“会”一“书”。“会”指1985年10月在芜湖召开的“龚自珍诗文学术讨论会”，乃是由文光兄发起，北大中文系也受邀成为合办单位；“书”为1995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文光兄任主编，从筹划、拟目到催稿、成书，均一力承担。前会举办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一年，学术尚未上路；后书蒙主编分派，拟写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梁启超”等条目，由此也略知这册厚达一千三百多页的辞典成书之不易。

读有关信札，最令人感佩的是前辈学者的做事认真。《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卷首列出了五位顾问，即王季思、任访秋、季镇淮、顾廷龙、唐圭璋。与今日各书的 “顾问”多半只是挂名而已，这些当年寿登耄耋、名重学林的耆宿，却是字斟句酌地撰稿和审稿。81岁的任访秋先生受托撰写“中国近代散文”辞条，自述“当勉力为之”，并详告：“我曾应上海图书公司（邀）参加《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选工作，由我负责散文选部分。所撰 《导言》已发表。拟就《导言》内容，概括成文。写成后，当寄上。”同时承诺，“审阅稿件，届时当一并奉上”（1990年8月9日函），明确表现出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1906年出生的王起（季思）先生更是尽职尽责。委撰条目，则谦称“准备就《霜厓曲录》试写一条”；完成后，又客气地接连使用“草就”“附去”“不知可用否”（1990年8月8日、1991年2月13日函）等说法，并不视为不可改动的大家手笔。遵嘱审读样稿，王先生既秉承出任顾问时提出的原则——“望编审时能严格掌握，勿急于求成”，而提出总体意见：“各篇样稿都写得扎实。但书出众手，水平参差，文风亦难于一致，望加强通审工作，不必急于求成。”并且，细部也未放过，故“有些零星意见，已于样稿批注”（1990年8月8日、1991年8月12日函），实为“严格掌握”亲身示范。

就中，用力最多的顾问还属季镇淮先生。自1992年近代文学学会成立即担任顾问的季先生，早在1958年后，已把更多精力投入近代文学研究，于此一领域拓荒、耕耘，影响卓著。文光兄请季师担任顾问并为《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作 《序》，本是最适切的选择。而季先生“高兴地接受”，也意在“表示我对此事的支持和赞誉”（1989年8月10日函）。这一支持的力度，在辞典中最吃重的“近代文学”条目的撰写上清晰呈现出来。由于主稿者需要有总揽全局的魄力与眼光，也实非季先生不办。季师当年已是78岁，年老体衰，却仍奋力为此纲要性的辞条写下五千字。因超出了约定字数，特意函嘱文光兄可“删削”，只是要求“上下联贯，各段分量大致相等”（1991年1月10日函）。对学生辈的主编如此尊重，正体现了那一代学者不可企及的精神风度。

亲力亲为之外，季先生也切实履行了顾问的职责。一再叮嘱文光兄：“更望它完美精粹，避免仓卒求成的缺陷。”“要把稳质量关，切实核对原书、校勘文字，修饰不明白或多余词句，增补条目的遗漏，务期符合工具书的要求。”

（1991年5月15日、1992年1月14日函）此类尚属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季师更有高瞻远瞩、涉及全书结构的重大建议。1991年5月1日，文光兄将《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的目录寄呈求正，季先生阅后，迅速作出回应。15日的复信中说：

……我仍要提点意见，就是加进《少数民族文学》一个栏目，有综述，也有作家、作品条目。加进这个栏目很重要，不必说了。

文光兄心领神会，立刻遵嘱照办。现在辞典中“近代少数民族文学”一条，即出自北大1955级学生、长期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张菊玲教授之手。由此，一个严重的缺失得到了及时补救。

应该说，季先生对编纂辞典经验丰富。在此之前，由他担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已于1986年出版。作为其中“近代文学”分支的主编，季先生先已殚精竭虑，亲历了全过程。从给文光兄的信中，也可见其为编纂此书耗费的巨大精力。不算确定体例、分配条目、审读成稿，单是催促撰写，季先生便须不断发函。而即使尊为师长、心中焦虑，那些督促的话仍多半带有劝导的口气：“如其他工作拖住，请调协一下，赶此任务，企望之至。”“请你务必排除其它手头工作，陆续写好所承担的条目。这是无法摆开的一个沉重的包袱，早日用力完成任务早好。此后工作多得很，不要让这个包袱老背着，无法进行其他工作。”（未记年，6月8日、2月21日函）这些被温情包裹的“务必”，当然会让学生尽力做事时更觉暖心。

我曾经感叹季镇淮先生为集体项目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太多，以致影响了个人的研究。即如大百科的“中国文学”卷，按照我的统计，季先生认领并完成的条目多达17则，包括了《龚自珍》《近代散文》《近代文学》《近代文学史料》 《康有为》 《梁启超》 《刘师培》《湘乡派》《曾国藩》以及八种期刊。季先生当然会看重辞典所具有的历史定论意义，催稿时，也会提示：“新意见并不要，而要扎实的事实，准确无误的事业，而以简练语言表达之。”如此才可以经久不刊。这些道理都很容易领会。不过，对我而言，读这批信札更有意味的发现，是真正懂得了季先生的内心，他劝说文光兄尽快完稿，竟然是以 “共同完成一个吃苦而难讨好的任务”（未记年，2月21日）相勉励。无论编纂者如何用心，求全责备原是辞典逃不脱的宿命。我因此窥见了季先生忠厚诚信背后的明通，体会到几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

通览《尺素风谊》，亦可以感受到北大同学的友谊绵长。实际上，细检文光兄通讯的师友，北大研究生同学无疑是交往最深入的一群，所作书信也最好看。仅举一事：1980年，吴组缃先生应郭绍虞先生之约，6月初要去上海讲学一周。南师大的李灵年闻知，即想邀吴先生过宁，为南大、南师和江苏作协开讲。孙玉石将此意转达，吴先生很高兴。孙又探知吴先生 “生在安徽，却未去过黄山，很想去”，但碍于“学校经费卡得紧”，迄未遂愿。孙玉石因此写信给文光兄，希望他仿照李灵年的做法，“请吴先生去讲讲，顺便也就看看风景了”（1980年5月28日函）。而二孙和李以及张菊玲（孙玉石夫人），均为北大中文系1960级研究生，李与张且直接受教于吴先生。导师有意，弟子自当倾力助成。此行吴先生由南京至芜湖，终于上了黄山，了却一桩心愿。

这样一件今日看来稀松平常的小事，当日做成却是异常艰难。文光兄如何接待、陪同、支付酬金，他是当事人，未见诉说。但从李灵年信中所言，“大吴先生到皖，把您累得不轻，他心满意足，但学生办来实在不易”，亦可见一二。而此番感慨，原本出于李氏的切身体验。向孙文光打听“不知你们如何付讲课金的”，乃是因为李“与南大几经周折”，才各付了20元。应该是感觉实在拿不出手，李灵年汇款后“也不曾写信去”，并还在为“不知先生如何想法”惴惴不安。由此也不难明了，当得知小吴先生（吴小如）将接踵而来，“拟秋后到其皖南小儿处休息些时，返京时想走芜湖、南京，并希望‘沿途卖唱’‘以节省路费’”，其时李灵年的为难。“这些事真难办”（1980年7月26日函）的慨叹，并不表示学生对老师的薄情，实在是当年大学校园里的艰困情状令人心酸。

如今说来，这些都可算是珍贵的学界掌故了。而在欣赏诸位师长的笔墨之际，得以领略上一代学者的风貌，是我读《尺素风谊》最受益处。唯一不安的是，承蒙文光兄抬举，本人与夫君亦同附骥尾。因而有必要提醒此文与此书的读者，只需将我们两个“50后”除去，其他都名副其实了。

2018年10月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