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7年底到2018年初，因我那精通古汉语和版本学的老婆赴美访学，把我也夹带过去呆了一个月。沾老婆的光，这说起来固然不是特别硬气，所以跟单位请假的时候，头儿问我干嘛去，我的回答是：“履行夫权。”而我老婆还有一大功能，就是在一定要写所谓的“创作谈”或者“创作随笔”时，给她的夫也即我凑凑字数——说到底，那种文章比之于写作本身而言意义很可疑，就像买卖人的分内之事是埋头挣钱，如果混到被供在机场书店的液晶屏幕里教人挣钱的份儿上，那就和骗子也差不多了——还是压根儿不指望能骗着聪明人的蠢骗子。既然如此，还不如借机对自个儿老婆抒抒情。

类似的意思，我在前一阵的另一篇创作谈里也表达过。那篇文章说了我老婆将要出国和出国不久时发生的事，现在就接着说说我到美国和她汇合之后的一些情况。老婆还是那个老婆，如果说和在国内略有不同，就是到了西方世界之后，比原来更加政治正确了。比如大都会博物馆，售票方式很虚伪，告诉你“建议25美元”，但实际上给个一块两块，人家也不会拦着你。很多既是美国通又保留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中国情操的朋友，都不买全票进去。而我老婆则义无反顾地在网上买了全票，并教育我：省吃省喝，不能省文化生活，对吧？我只好一边痛感被美国人杀了瘟生还是主动伸着脖子被杀的，一边附和她：对对，埃及的一座庙都搬到美国来了，就冲这种牛逼气势，别说二十五了，二百五也不亏。其实心里还是觉得亏，况且吃喝也不省，博物馆里的三明治又比外面贵不少。

类似的小故事发生在纽约，纽约当然是个有故事的地方。比如逛到著名的“小意大利”，我会想象迈克尔-柯里昂先生曾经在此杀人越货，爬上布鲁克林大桥被吹得口眼歪斜，我还要哼哼几句“time and time again”—都是北京人在纽约，感受却与姜文演的王起明大相径庭。而好歹看罢西洋景，回到老婆的工作所在地芝加哥，等待我的就是毫无故事的美国生活了。我们住在芝加哥大学，该校的经济学成就斐然，有种说法叫“芝加哥学派统治世界”，但很讽刺，芝加哥大学边上恰恰是全市经济最烂的地方。失业率一高犯罪率就高，纳税一少配备的警力也少，这就造成了我在天黑以后不敢出门。每天唯一的户外活动，就是下午趁太阳还在天上，到边儿上的超市去买菜预备给老婆做饭，买完以后如果太阳仍旧在天上，而我又没被对中国人民感情深厚的黑兄弟打劫，就到一街之遥的密歇根湖边去遛一遛。

遛多了我就会瞎想，如果要想写一篇背景发生在这种地方的东西，那么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密歇根湖上来的风是硬的？是冷的？是浩大的？其实都不是。给我的感觉，密歇根湖上来的风是空的。那是掠过了浩大的水面而几乎未曾裹挟着人的气息的风。正像我每天在湖边乱走，见到的活物儿往往是几只鼠辈（松鼠），一群丫挺（野鸭），记得很偶然遇到了一个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大胖子，他也大喜，对我高呼：Hi，man！

面对这种挑衅，我无畏回击：What’s up，man？

除此之外，就剩下了窝在二楼的阁楼里看闲书、喝垃圾饮料、玩儿手机游戏，日子一长，还让我想起密歇根湖就会恍惚觉得那是瓦尔登湖。而我老婆每天去图书馆忙得不亦乐乎之余，终于想到我被夹带过来却穷极无聊，于是难得地鼓励了一下我的文学事业：你还可以写写东西嘛，难得这么有空。

又说：“怪不得美国人的学问做得那么好，都是环境使然。当然你那也不算什么学问。”

还说：“跟你名字特像那个诺贝尔奖作家，石黑什么来着，据说长期就在阁楼里窝着。”

我本来想矫情，我来美国是要过资本主义生活的，又不是来像八十年代作家所号称的那样“享受寂寞”来的，但知道矫情也白矫情，矫情完了该没人搭理还是没人搭理。于是果然听从老婆的建议，考虑了一下写作的事情——就算一时半会儿憋不出来，还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有没有可能写出东西，进而有没有可能写得更高更快更强。按照常理，这大概是很有希望的。作为作家，我这人最大的毛病恰恰是坐不住：在北京的时候，哪儿有点儿什么新鲜事必会冲在凑热闹的第一线，连马路上有人骂街都能兴致勃勃地听半个钟头；很多大段儿时间宁可在办公室跟同事扯淡，也不愿意在书桌前看看书查查资料；哪怕已经坐在电脑前面敲上几个字儿了，往往又开始忍不住这儿转转那儿转转，最后干脆还是找个人多的地方去凑热闹。我深知这个习性特别不好，不仅造成了工作效率大大降低，而且还使我的写作本身沉不住气。有时候发狠，也用老腕儿的话勉励自己：有本事他们就把我抓起来，关三年没准儿写出《红楼梦》，最起码也是一《飘》。现在倒好了，没关起来也跟关起来差不多，试想长此以往，有没有可能离写出那种自己心仪的作品更进一步？

非常遗憾也非常意外，答案居然是否定的。也不是说忙里偷闲地清净一下有什么不好，只不过这闲还真不能太闲，这清静还真不能太静。如果太闲太静了，我也许倒会被逼无奈地修身养性，谋篇炼字，让笔下的文字变得再精致点儿，讲究点儿，打磨掉那股自己眼里都看不过去的毛糙劲儿，从而更接近于心里的那个“艺术品”状态。但问题又来了：那样的话，我又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写作，或者说即使能的话，所写的又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如果大大咧咧地说些老话套话，大概又要扯到“不要脱离生活”之类的问题。那么再换个说法，权且讲讲自己的体会。在我看来，文学还真是有两股劲儿，一股是从人的里面来的，一股是从人的外面来的。再说开去，这个逻辑或许可以类比王国维所说的“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但深究之下又不尽相同。或者说，小说这个艺术门类会把内在和外在的力量体现得更极端，更分明，因为它归根结底讲的是“人的事儿”，可以讲自己的事儿，也可以讲别人的事儿。侧重于前者，需要更真诚，而真诚的结果是真切；侧重于后者，需要更繁杂，但繁杂的代价则是嘈杂。我倒不是说这两股劲儿哪个更有价值，更不是说哪条道儿上的写法更正确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说到底还是兼而有之最好，就像《战争与和平》里既有欧洲历史的风云际会，也有极其独特的个人的精神追求——但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作家都是先获得了某一个方向的兴趣与能力，才能在写作这条并不轻松愉快的路上走下去的。也很令人失望，我自己的那股劲儿首先是从外面来的。我似乎是对别人的生活，对中国社会有了研究的愿望，才确定自己能够认真写点儿东西的。我羡慕那些在文学内部就能自给自足的作家，但对于我来说，文学却一定需要有了文学之外的价值，才能令我获得将它从事下去的动力。我对于美国作家的喜爱，也是因为他们之中有着海明威、杜鲁门-卡波特和厄普代克，而加拿大的门罗怎么看怎么好，但我却知道那不是自己想写和能写的小说样式。

当然，以上随感并不负担“阐明一条创作思路”的任务，充其量也就是对自己为什么像现在这样写作，以及将来会怎样写作做个梳理，甚而还是为自己总也没法儿“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劣根性进行辩解。而我也知道，那些真正具有价值的创作，在强化自己某一方面的选择时，还必须费尽心思去弥补这一选择所带来的弊端。对于从事写作的人而言，或许那个过程才是更重要的，也才是体现着这个职业内在辩证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