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是谁助我文学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大约在二十年前，我曾为上海《解放日报》写过一篇感念的文章《文化素养，都市的风采》，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得出的结论：上海人绝非仅仅是“精明”，身上更具有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正由于这根本原因，才铸就了上海这国际大都会的日益辉煌。

虽然我已近耄耋之年，但回想起来，与上海之交往却历历在目……

大约在1957年，那时我只能算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少年。生活在远天远地“天似穹庐”的敕勒川上，上海只不过是我梦中才闪现的“海市蜃楼”幻境。但我还是不知深浅地向《儿童时代》投稿了，这就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林中遇险》，并被冰心先生选入了1957年的《儿童文学选》。1958年，我又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了小说《骆驼上晃荡大的孩子》，没想到后来为庆祝国庆十周年竟被苏联翻译了过去。随后就是以这两篇小说为基础，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才为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或称小册子更准确）。但随之便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我在乌兰布和大沙漠旁的小镇上的文学梦彻底幻灭了。是应该庆幸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大师王笠耘先生的意外到来，但更应感谢上海的诸多知名文学编审也在“垃圾堆中”努力“挖掘”我。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左泥老夫子带我第一次走进上海；是《收获》的原主编李小林先生亲自教诲我如何为人为文；是出版家江曾培先生的点化助我“更上一层楼”；是文学理论大师钱谷融先生领衔，由诸多上海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作家，为我平生第一次专门召开了作品研讨会……总之，我又在上海上起了社会大学，《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艺术世界》《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甚至包括《咬文嚼字》等均接纳了我。而且不仅使我的作品获得了全国及省区市多种文学奖，同时也助我这株戈壁荒原上的带刺的野生小草走入了文学的百花园。但我明白这绝不仅仅是为了我，而是上海高文化素质的视野一直在关注少数民族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决定为每一位老作家出版一套文集，意在为他们的文学创作生涯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而我这个“句号”该在哪儿画呢？当然应该是我的文学发祥地——上海！多亏有文学名编审陈先法先生牵线搭桥，而文汇出版社领导经认真研究随后也慨然允诺，并且派出文汇出版社的一员强将，专门到内蒙古助我完成心愿。这就是青年文学编辑张涛先生。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小伙子绝非是上海所谓那种“小男人”，而是一位行事干练、颇具阳刚之气的“帅爷们”。小张谈吐不凡，颇具现代意识，但又和我这老头子绝无代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仅仅一天的倾心交谈，一老一少却早已成为忘年之交了。因社领导要顾及全局工作，从此就是张涛具体助我画好这个“句号”了。虽然我们只见过这一面，但通过手机的联络却配合得相当默契。要知道我那些四五十年来的积稿有多么纷繁杂乱吗？有的待查，有的待找，就连我这老头子自己也觉得心烦头疼。而这位年轻编辑却梳理得那么耐心，那么认真，毫无怨言，并对我这八旬老头从来报喜不报忧。为这近四百万言的“陈芝麻旧谷子”，他真可谓熬“白了少年头”！还是那句老话：“文化素质，都市的风采”，从张涛的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他还曾给我带来过意外的“感动”。比如说，就是他告诉我：“社领导决定，文集中一本书一个书号！”天哪，这可有悖于给老作家出文集的常规做法啊！一般来说，无论文集包含多少本大都均用一个书号，文汇出版社这不是自找倒贴钱？莫非是因为内蒙古曾收养过上海孤儿，现在上海又将以此回报一个内蒙古老头儿吗？上海编辑似只顾传达，竟没有分毫自己的解释，却使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动。直到《冯苓植文集》将要出齐之际，他才告诉我说：“一本书一个书号，那是便于社里分门别类加以发行！多亏了社领导的高瞻远瞩，您的文集已在全国各大书店发行逾千套了……”这个文学生涯的句号画得是超乎想象的圆满，原来上海人深厚的文化底蕴里包含着真正的“精明”。常言说得好：责编和作家是推出一部好作品的“双翼”。光靠作家在一边穷煽呼，而无责编从旁助力，往往会是一事无成的。

我感激上海，更感激上海的年轻人！向你遥致草原诚挚的谢意，并期待我们在文学上继续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