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海外华文文学一下子就把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拓宽到世界的范围，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不仅融入世界文学之中，而且还动能地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学的演变。海外华文文学，既有华文的部分，这显然是中国文化的内容，也有海外的部分，海外不仅指作家的身份，同样也包含着海外的文化内容。所以海外华文文学是文化交流和对话的产物，是文化融合和文化碰撞的结果。当然，中国当代文学处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各地文化进行交流和对话已是家常便饭，但是，海外华文作家显然由于直接置身于海外文化语境之中，他们在写作中所遭遇到的文化碰撞更为直接和激烈，因此也会带来神奇的效果。从这一前提出发，我想专门谈谈陈河文学思维中的世界革命情结。

读陈河的小说，越来越觉得我和他是同路人，思想深处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我们都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俗称50后，50后生长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我们在革命的氛围中成长，从小就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但革命也让我们的胸怀变得宽广，因为当时的革命思想是关于世界革命的思想。在陈河的大脑里，世界革命的记忆仍然非常清晰。《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可以说就是由世界革命的历史记忆发酵出来的一篇小说。小说写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做生意。小说主人公李松做生意来到了阿尔巴尼亚。他来到阿尔巴尼亚的海滨小城吉诺卡斯特，发现这座小城是拍摄电影《宁死不屈》的地方。阿尔巴尼亚和电影《宁死不屈》，正是世界革命意象中的重要符号。这些符号唤起了李松的记忆。或者说，是唤起了陈河的记忆。他在访谈时就说到了这一点，他说：“但是在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种感觉，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一直看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比如《脚印》《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所以到了阿尔巴尼亚总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到阿尔巴尼亚第一年，有一次去边境的城市，那个城市跟希腊挨着。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结果去了以后，进入那个城堡以后看到那边有一棵树，下面有一个少女的雕像，后来我问说这个少女雕像是什么意思，人家告诉我说这个少女雕像就是《宁死不屈》米拉的塑像，就是电影里主人公的原形。当时为这个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宁死不屈》这个电影，当时在70年代就看过，那是一个很远的记忆，我1994年的时候到了国外，又接触到电影里的原型，当时觉得蛮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文学的时刻。”陈河将这一记忆称之为“文学的时刻”，这同样蛮有意思。所谓“文学的时刻”，并不仅仅是说他从这里发现了故事的线索，而是指这一切触发了深潜在他内心的世界革命情结，这其实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资源，他可以用文学的方式来处置这笔精神资源了。这就大致决定了小说的叙述方向：以复调的叙述来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和映照。历史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宁死不屈》所反映的阿尔巴尼亚在二战中的抗争，二是李松在“文革”时看《宁死不屈》后带来的精神变化。《宁死不屈》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充满着崇高感，吻合当时的中国政治激情，李松被它感染是理所当然的，米拉甚至成为他的暗恋对象。我相信，当时的李松如果有机会来到阿尔巴尼亚，一定要与米拉并肩战斗的。几十年后，李松终于来到阿尔巴尼亚，也寻到了米拉的足迹，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所认识的女孩伊丽达，也像米拉一样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却死在了情夫的枪下。而李松这位曾经为世界革命的崇高理想激动过的中国人，在阿尔巴尼亚做生意时被欧盟的军队抓了起来，关押他的地方也正是当年米拉被关押的地方。这篇小说的复调性也使得小说思想主题有了多重指向，人们有可能对其作出不同的解读。小说曾经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听听那些评委们的解读吧。袁敏说它“奇迹般地唤起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红色经典的深刻记忆”。而美国的王德威则说：“‘阿尔巴尼亚’‘黑白电影’‘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地理和艺术政治’是这篇作品的潜在关键词。”两位评委尽管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但不约而同地都抓住了小说的核心：世界革命情结。

事实上，世界革命情结可以说是50后的共同特点，在不少50后作家的创作中都有所表现，有的还残留着世界革命中尖锐的二元对立思维；有的则在刻意地回避那段记忆，或者决绝地表达自己与历史的割裂。但我更欣赏陈河的表现，他不仅充分运用了世界革命历史记忆的精神资源，而且挖掘出它的精神价值。这完全得益于他后来身处海外，摆脱了狭隘的文化语境和固定的历史思维，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经受文化碰撞，重新审视自己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他的世界革命情结也得到清理和淘洗，从而带来了一个文学的世界革命。文学的世界革命，以这种方式来描述陈河的小说显得很粗暴，但很抱歉我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说法。我想表达的是，因为新的文化视野和文化整合，世界革命情结在陈河的文学版图里成为一道靓丽的景观。

其一，文学的世界革命，意味着陈河能将世界革命情结从具体的历史场景和历史局限中超脱出来，张扬其中所蕴含的人类普遍认同的精神价值。比如《黑白电影里的城市》，有对历史的反思，有对现实的困惑，但这一切最终都归结到对崇高精神和理想信念的缅怀上。在陈河的笔下，女游击队员米拉对于事业的忠诚和坚定被赋予了一种庄严感和神圣感，这也是当年50后面对世界革命想象时所产生的心理状态。即使当年的庄严感和神圣感缺乏足够多的理性支撑，但在陈河看来，不必去纠缠具体的是非，重要的是，庄严感和神圣感才是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因此他在小说的结尾设计了一个情节，李松被押解着从关押地走出来，他所走的正是《宁死不屈》中米拉所走的通道，李松仿佛和米拉走在了一起：“米拉和女游击队员被德国鬼子押着从这条石头的通道里走出来。在那棵生长在城门口的无花果树上，绞索已准备在那里，她们正从容走向死亡。音乐在李松心里再次升起：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李松泪流满面，一阵对时间的悲喜交集的感动在心里汹涌成潮。”在陈河的小说中，充溢着古典的情怀，无论他写什么题材，都能感觉到他是怀着庄严感和神圣感去观察世界，他以这样的心态去讲述故事。把世界革命情结表现得最为充分的小说是《义乌之囚》。陈河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位仍然痴迷于实现世界革命理想的人物查理。查理本名叫杜子岩，也是在加拿大做生意的中国人。义乌是他的大本营，虽然他做生意也有挫折的时候，但他终于做得很大，“一切事情顺利得无法想象”，他也被人们称为“BIGGUY（大人物）”。不可思议的是，成功后的查理却要做格瓦拉式的英雄，他在非洲建立起根据地，渴望来一场惊天动地的“世界革命”。查理显然是陈河主观想象的人物，但他的主观想象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根基。这个查理当年是中国的红卫兵，还跑到了缅甸的金三角。陈河通过查理这一人物把今天的“全球化”与历史上曾经令一代年轻人狂热的“世界革命”勾连了起来。查理说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他说：“我内心里面有一块黑暗区，那种黑暗的程度是你无法理解的，它是一种有毒的会毁灭一切的物质。”在这篇小说里，陈河明确表达了他对世界革命情结的批判性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不仅指向历史，也指向现实。当陈河思考家乡义乌改革开放以来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时，他联想到了“黑暗区”。黑暗区是一个深刻的启示，正像小说所叙述的那样，黑暗区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与人心，也存在于文明系统之中。当一种文明照不透的黑暗与人内心的黑暗重叠在一起时，就会出现查理这样的疯子。那么，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达，而且会成为“革命”的沃土。

其二，文学的世界革命，还意味着陈河对文学想象具有一种世界性的胸怀，他不太拘泥于某一地域文化的自我满足上，而更倾向于将多种地域文化元素并置于同一平台上加以表现。他对民族性和地域性始终是保持着警惕的。比如陈河的《沙捞越战事》，这是一部反映二战以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小说，抗战题材小说在中国内地几乎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要突破都很难。这些年不少海外华文作家都写到了抗日战争题材，都有不同层面的突破，明显看出文化碰撞带来的思想成果。陈河写《沙捞越战事》同样带来了突破，他的突破与世界革命情结有关。在这部反映民族战争的小说里，陈河搁置了民族主义，而是从民族多元化的角度来面对这场民族战争，民族之间的仇恨和战争，自然就将人们的身份认同问题凸显了出来。小说不仅将中国抗日战争置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宏阔背景下，而且从文化身份认同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拓展了战争题材的主题。小说主人公周天化的身份非常特别，打下多种民族的印记，他的血统是中国人，但出生在加拿大，以后又在日本长大，说着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在加拿大参军，被派往东南亚对日作战，他的多重文化身份的便利使得他能够周旋于英军、日军和中国人组成的游击队之间，他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参与战事，但多重文化身份却在消解他的正义感，最终，他死于中国人充满猜忌和不信任感的枪口下。陈河的这一笔非常残酷，也非常深刻。周天化分明有着中国血统，他的内心也酷爱着自己的祖国，他是满怀着一腔热血投入抗日战争之中，他的行动在证明他的忠诚，但当你无法证明你的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的话，你就不可能获得信任。周天化死得很冤枉，但陈河并没有因此谴责中国人，因为在那样一个极端残酷的环境下，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人性的恐惧完全压过了宽容和友善。他们枪杀一名有敌人嫌疑的人又何尝不是出于正义的名义。如果说，很多作家从人性的角度深化了战争主题，那么，陈河所讲述的战争故事则告诉人们，人性是通过文化的镜子反射出来的。世界革命情结也强化了陈河的全球化意识。一般来说，海外华裔作家远离故土，更容易产生乡愁、漂泊感，后者往往也被看成是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主题，但是在陈河的小说中几乎感觉不到乡愁和漂泊感，相反他倒是有一种四海为家的豪迈。《西尼罗症》是一篇想象奇特的作品，这完全是一种地球村式的想象，一个中国家庭，移居加拿大，左邻右舍则是亚美尼亚人、美国人、印度人、韩国人，完全是一个地球村的缩影，作者的想象没有了文化乃至国界的障碍，自由地在地球村里漂移。海外移民的文化震荡和新奇感、漂泊感则是这种想象的酵母。至于他的《猹》，完全是一个关于生态问题的小说，看上去与世界革命情结无关，但仔细读来还是能发现二者的相关性。因为世界革命造就的博大胸怀，使得陈河在处理生态问题时没有去跟随生态文学的时髦，简单地对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批判，而是由斯蒂芬被浣熊入侵造成的烦恼以及他为了合法驱赶浣熊而发生的种种啼笑皆非的故事，揭示出地球村越来越小，人与动物的生存竞争正在成为一个现实性问题，这更需要人类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去处理。

在讨论陈河文学思维中的世界革命时，我有了更多的联想，这是否还意味着陈河这一批华文文学的“海外军团”，正在以他们的写作酝酿着一场文学的世界革命？在我看来，由中国的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来发动一场文学的世界革命，这也许并不是痴人说梦。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成就引起世界瞩目，由此也带来一个中国经验的话题，世界许多思想家和学者尝试解读和总结中国经验，中国经验必然也会为文学开拓新的精神空间。从这个角度说，它或许会刷新世界文学的格局和样态。而在这方面，中国作家占有资源的优势，应该把握这一机会，因此，由中国经验造成一次文学的世界革命，并非没有可能性。海外军团毫无疑问是这次世界革命的先头部队。他们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具有一种沟通性，消除了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隔膜和障碍；同时，不同文明环境的影响，也使得他们能以一种新的眼光和思维去面对中国经验，从而克服中国语境在空间和历史上的局限，更好地挖掘出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和永恒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