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4年，对我来说是命运转机的一年，先是收到县长的来信，不久又接到了白城地区通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在一个远离县城、封闭落后的小屯，这两封信，在村子里的震撼力不言而喻，至少让沉郁太久的父母亲长长舒了一口气，笑容春风一样拂在脸上。

我住的大段屯，位于科尔沁草原东侧四个县的交界处，人称“四不靠”。邮一封信，你等邮递员来，大约得一周；你自己跑镇子上邮，往返50余里，还得蹚过一条百余米宽的大段河。没有自行车，如果你早起步行，邮一封信要到日落才能归来。

那时，我当民办教师已经4年，除了教十几个学生，业余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和祖祖辈辈的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生活。我17岁考上民办教师，从那时开始，我受父亲影响，开始读书写作，心一直向往西河对岸的远方。学生放学了，寂静的校园，只有我独自坐在简陋的教室木凳上复习功课、读书写作，迎接师范学校的招生考试，常常是日落校园后的庄稼地里没了光亮才回家。三天两头，就把一封封装满稿件的信封交给邮递员，然后就是盼邮递员的车铃声，盼编辑的来信，盼报社的样报，盼广播新闻的播出，盼阅读过时的一沓沓“新报刊”。那时，我心中的天使就是邮递员，他的车铃声就是我心中最美的乐曲。村子里有麻雀的歌声、喜鹊的歌声、还有老鸹的歌声。当然，夏季还有蝈蝈、蛐蛐、杀杀虫、青蛙的歌声，而我最爱听的是忽然在教室门口响起的那一串清脆的车铃声。绿色的自行车、绿色的套装、绿色的邮包，还有递给我的散发油墨清香的报纸，一直使我迷恋。那时乡下邮递员隔几年就换新人，对我来说颇为失落，和他们相处久了，情感深了，一个个邮递员都成了我的知心朋友。那时苦闷、烦躁的青春，仿佛只有这绿衣天使才会送来希望和梦想。

1984年前后，在报上看到，吉林省不少地方办起了乡村文化室，室内备有报刊、科技资料、文学图书等。我所教书的大段屯偏远落后，农民科技种田意识特别差，文化娱乐活动几乎没有。人一没事干，搞迷信活动的、偷鸡摸狗的就多了。看到这些，我就想给农民办一个图书室，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政策水平和科技知识。大队书记是个大老粗，我曾去找他，他喝得醉醺醺的，东倒西歪，嚷嚷道：“什么文化室，你说能顶饭吃吗？能顶酒喝吗？”我没法说服他，反倒像被羞辱一样跑回家。想想还是不死心，一激动，就贪黑给当时的通榆县县长白广才写了一封信，把我想办农民文化室的想法滔滔不绝说给他。恰好第二天邮递员就来了，把信交给他，连同几篇寄给报社的稿件也交给了他。我父亲好舞文弄墨，支持我给县长写信，同意我给农民办个文化室，他还愿意当义务管理员。我母亲说：“你给县长写信，县长那么大的官，日理万机的，哪有工夫搭理你‘小嘎牙子’，消停点好好教书吧！”不管怎么说，信也邮出去了，骑瞎马过河，凭命由天吧。

这一天中午，父母亲铲地回来，正准备吃午饭，一阵悦耳的车铃声飘进院子，弄得院里鸡飞鹅叫，枣红马也抬起头咴咴打几个响鼻。最亲热的还是大黄狗，它跟着邮递员的自行车一边扫尾巴，一边亲昵地在邮递员身上立高高。年轻的邮递员李仁彪，也不理车前身后的大黄狗，举起手里的信亮开嗓门儿：“大哥，县政府来信了，是不是调你去政府上班啊！”一听说县政府来信，我和父母亲都惊讶地迎出门外，我接过这封牛皮纸信封，下面一行印刷体红字先映入眼帘：通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我迫不及待拆开信封，手有些抖，里面有两页纸，草书钢笔大字，龙飞凤舞，原来是县长白广才的亲笔回信。这草书，的确不大好辨认，连我父亲这个号称村里的老学究，也有好几个字硬是没念出来。我就拿信去找村里的老教师沈焕章，在他的帮助下，终于读了下来：

丁利同志：你好，来信收悉，作为一名农村青年，看到农村缺少文化科技和精神食粮，想办一个文化室，这个想法非常好，我支持你。你可拿这封信，找八面乡党委书记张余，有什么困难，当地党委、政府也会帮助你解决。期待你的农民文化室早日办成，期待你在新闻写作和教学上都取得好成绩。

白广才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

收到这封县长的来信，我们全家都非常激动。父亲乐颠颠地给邮递员小李沏茶倒水；母亲扎起围裙，到厨房给小李炒了一盘鸡蛋，我和父亲陪小李喝了几盅“草原白酒”。不胜酒量的我，脸喝得红扑扑的，走在外面，凉风一吹，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那天晚上，煤油灯下，父亲一边听广播，一边仔细翻阅这封县长的来信，那个背影烙在我的记忆里。

大概一周过去了。那天下午我正在学校上课，弟弟跑来告诉我，说乡文化站站长任育田带一个县政府的人来家找我。我匆匆跑回老屋，任育田起身给我介绍，那位中等个、黑脸堂的人是县文化局的干部，叫李士权。原来是这样，关于我要办农民文化室一事，县长白广才不仅给我写了回信，还把我的信批复给文化局，让他们深入我居住的村庄，走访调研，帮助具体落实。李士权人非常温和，一说一笑，把我的想法和具体困难都一一记在小本上。那天晚上，母亲炒了两个菜，一盘土豆丝，一盘煎鸡蛋，还是我和父亲陪同县乡两位文化干部，喝了几杯“草原白酒”。他们走的时候，夕阳染红了一段河水，他俩骑自行车走在西大坝上，倒影在河水里晃动。有几只大鸟被他俩的说笑声惊飞，飞向紫红的天边。在坝头我久久遥望，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满脸……

拿着县长的信，我找到乡党委书记张余，我和他汇报了办文化室的想法和困难，缺资金、缺场所、缺图书、缺桌椅板凳等设备……张余眼睛不大，却带有灵气，一张宽厚、富态的脸庞，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有气度有胸怀的人。他让秘书给我倒了杯水，热情地接待我，并让我拿县长这封信找村领导，他亲自催促落实。从乡里回来，我硬着头皮直接去了村书记家，他又喝多了，光着脚丫，头冲炕里躺着，当我说明来意，递上县长的信想让他看看，他摆摆手嘟嘟囔囔说：“我不认识字。”不一会儿歪头打起了呼噜。我拿着县长的信悻悻走出他家门，心想，真是大官好见，小鬼难搪……

就在我为办文化室的事奔波时，又一封来信，叫停了我办文化室的这个设想。这封信，是白城地区通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父亲说：“白县长那么重视咱开办农民文化室，你上学这一走，办不成了，得给县长回封信啊！”我母亲说：“你去城里读书，离县长近了，就去当面说声谢，开不成，咱也得感激县长呢！ ”

到通榆县城读书，我几次路过县政府门前，想去看看县长长啥模样，都没鼓足勇气。心想，母亲说得对，县长那么忙，哪有时间接见我这小人物。出于礼貌，回到宿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万没想到，一周后我又接到了县政府的回信，还是白广才县长的亲笔信，一页纸上，龙飞凤舞的几行字，我和几个同学斟酌了好几遍，才顺下来：

丁利同志：你好！祝贺你考入通榆师范学校，希望珍惜学习机会，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生养你的父老乡亲。写作一定要坚持，期待你在新的生活学习环境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祝进步！

白广才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

这天夜里，我头枕县长的信，躺在宿舍的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心想，我必须好好学，多多写，不辜负白县长的殷殷期望。

在校两年，我不断用县长的信给自己鼓劲加油。有耕耘就有收获。这期间，我的新闻和文学作品不断见诸报端或在广播电视台播出，《节粮王》还被中央台和《经济日报》录用，《沈家的杀猪节》被评为《吉林日报》首届好新闻奖，我一下成了小有名气的作者了。毕业不久，我被通榆广播电视台破格调去，实现了一个乡下娃的记者梦。这时，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没有谋面的县长白广才。我曾鼓足勇气去看他，到政府门卫一打听才知，白广才县长已经调到白城地委工作了。

在通榆广播电视台我从记者干起到部主任、副台长，一干就是十几年。当我采写的新闻《朱镕基总理牵挂灾区教育》在全国获奖时，当我的散文专著《远去的村庄》荣获省委省政府长白山文艺奖时，当我被评为“吉林省十佳新闻工作者”时，当我走进北京鲁迅文学院时，我都情不自禁想起白广才县长和他的那两封信。2007年6月，也是老县长给我第一次回信的季节，我调入白城市文联工作。此时，我又想起当年给我写信的白广才县长，都说他在地委统战部工作，我一打听，才知老县长已经作古，遗憾，痛惜，我再没有对他当面说声“谢谢”的机会了！

白城文联办公室坐落在万福麟百年故居，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回廊院落。当晚我住在这里，观景，没心绪；看书，读不下；躺下，睡不着，翻出包里的两封珍藏了二十几年的县长来信，一字一句再品读，读出文字背后令人敬仰的人品，在他那儿，老百姓的事真的没小事啊！

从农村到城市，从教师到作家，几经辗转，十余次搬迁，不少信件都遗失了，惟独白广才县长的这两封回信一直伴随我成长、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