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湖北日报讯 图为：觅诗图（国画）贺德昌作

我靠在椅子上，酒醉未醒。窗外是高楼树立的河东，过去，从这窗子直接可以看见北去的湘江，但每一次来，崛起的大楼都会把我的视野剪去一部分。朋友也坐在椅子上，不断讲述来往长沙的文人故事。

“这是枫叶吗？”我抬头突然发现，床后的墙上装饰着一大片火红的叶子。

“是啊，杜牧写过，停车坐爱枫林晚。”

“杜牧来过长沙？”

“当然来过啊，没来怎么写？”

我怀疑地看着他。想当年，范仲淹被贬到河南邓州，滕子京被贬到岳阳。没有去过岳阳的范仲淹，看着滕子京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就着酒兴，照样把《岳阳楼记》写得情怀壮阔、神采焕发。朋友无心思考杜牧的行迹，也对墙上的枫叶不感兴趣，只说往事。

往事说的是上海下放到新疆的知青，因为爱好文学，最后荣幸调到新疆一家刊物做编辑，退休后回到上海，今年来到长沙时已经七十多岁。他来长沙不是因为别的，只是想去一趟韶山。我这位朋友理当尽地主之谊，于是就陪着去了。韶山冲、滴水洞一圈下来，上海知青站在广场，面对毛泽东雕像，很久之后，真诚地问，南方人一般都瘦小，为什么毛泽东那么高大。

“哎呀！难回答咧。”他把我给的烟掐掉，说不好抽，还是芙蓉王好。尽管这些年，我的这位朋友写了很多报告文学，遗体捐献、临终关怀、动物保护，总之念念不离“生命”的主题，从基因库、太平间到沼泽湿地、动物保护机构，都有他的足迹，但他从未想过要考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身材高矮以及原因。

在离开酒店去高铁站的时候，他们俩竟然走散了。一个六十出头的男人，在地铁里寻找一个七十出头的外地男人。他冒着大汗，喊上海知青的名字，搜寻穿梭的每张脸，最后不停拨打手机，终于问清楚了上海知青的方位。原来地铁闸机需要将车票、身份证一同放进扫描口，还需要抬头让视频照相，以确定票、证、人的确是统一的。着急的是，上海知青反复尝试，总是出错，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出了错，就是过不了闸机。两个老友就此错过乘车的步伐，前面的上了车，后面的还在警惕地观察周围，一遍又一遍地在闸机口尝试，等待验证、放行。

“哎呀，你不知道，他看谁都像坏人，还特别能吃辣，比我还能吃啊。”朋友与过去相比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他剪了平头，显得更加精神。在我二十多年的印象中，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江上来的秋风把朋友的话迅速吹走，我从昨晚的醉意中醒来。我依稀记得他的讲述。这个知青，在新疆漂泊、隐忍多年，到了可以重新返回上海时，他却不走，他担心回到上海的安排，如果不能安排到有编制的事业单位，还不如不回去。他在那里等到了一个同样没有回上海的女知青，他们结婚、生子，像防洪一样守着自己的生活，一直把自己的身份和编制巩固到最后。

我能想象，一个习惯下江口味的上海人，如何在遥远的西部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热爱辣椒的新疆人。很多夜间疲劳驾驶的司机为了不打瞌睡，必须不断吃辣椒。我想人生之途，我们哪一个又不是疲劳的司机？只有让眼泪直落、让嘴始终张开的辛辣，才能不断提醒自己，不要麻木，不要放弃，同时，对来自四面的动摇和威胁，对来自八方的不明和诱惑，都必须千戒备、万审慎。如此，才能在陌生的异乡，圆满自己的一生。为什么一定要来一次韶山？在韶山高大的雕像前，这个古稀的老人一定想说点什么。他是要告慰自己的初心？还是要交出自己的人生和世界，表明从懵懂的少年到迟暮之年，自己证得了究竟？

我眼前的朋友何尝不是如此。他曾幸运地在珞珈山上沐风栉雨，每次相见，总要感恩教育家刘道玉开办了作家班。后来他也做过刊物的副主编，写过小说。几十年之中，也偶尔向我抱怨一些不平之事，好在他从不放弃。他的写作量不大，但每一念升起，必须让念头落实到作品。无论写遗体捐献，还是写临终关怀，我深知其中的困难。不说这些报告文学的材料来源，就是找一个殡葬工聊聊天，找一个医院采访，找一个家属说说话，都无比曲折。我至今记得他曾经说到，一个殡葬工跟他倾诉，这世界的人都不跟他握手，还何况恋爱。每次听完他的采访过程，我很长时间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现在他把对生命的关怀转移到植物和动物世界。如此，他念兹在兹的生命三部曲总算有个交代。

是的，终其一生，都是要对自己有个交代。前一日下午五点，我从七十公里外的板仓杨开慧故居赶往长沙城，去见几个三十二年不遇的同学。先是转三次公交，最后拦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冲进长沙城。此时的长沙，每条道路都是停车场，一座城市的光芒来自无数车灯的照射。时间接近七点，我终于见到了他们，他们中有的人，我只记得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但这不妨碍我们醉一次酒，这也是一次交代，对青春不舍的交代。

离开板仓前，我在杨开慧纪念馆读到几封家信。在公交车缓慢的行驶中，我的眼前不是从乡村到都市的面貌剪辑，而是杨开慧的书法，洒脱、清秀，不夸张、不虚饰，一眼就能看出家学与出身。12岁的杨开慧写给堂姐的信是这样的：“近维起居多祜，学业日蹭（增）为颂！现妹发头昏，且生痒子，请医诊治，总难见效。校中的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文白夹杂的措辞，言简意深，饱含对学业与身体的担心。在杨开慧早期的读书生活中，父亲每两年从国外回来一次，她的视野、知识、思想超过同龄人，我一点不奇怪，毕竟有著名伦理学家杨昌济的点拨与开化。1917年秋天，好友给她送了两盆菊花，她写信以诗作答：“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月夜幽思永，楼台入幕遮。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16岁的少女把密友间的友谊、思念，写得单纯而美好，一个“遮”字凸显出深厚的文字修养。换一个时代，她可能会成为一位大学者，或者一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就如墙上的枫叶，每一枚都不同，都有很多的可能。

但她遇到了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爱上了一个青年时代就要改变世界的人。1982年长沙县在修缮杨开慧故居时，从杨开慧卧室后墙的砖缝中，意外发现了她写的两封没有发出的信，一封是思念：“几天睡不着觉……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太寂寞了，太难过了……他一定是丢弃我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女人不能自控的倾诉，每一个字都像石头，可以锤烂任何一颗坚硬的心。这封信在一个朗读节目中，由一位演员演绎过，朗读者哽咽读完，不能自已，在场听众泪洒衣襟，无人能够承受。人间最有力量的是真诚，但真诚必须借助有力的文字抵达心灵，这两者杨开慧都有。

另一封则是嘱托。杨开慧预感到牺牲在即，她说颈项上，有一根从死神那里飞来的绳索，像毒蛇一样把她缠着。她必须对孩子有所安排，她写信告诉堂弟，“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我并不惧怕……我决定把他们……托付你们……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等不到爱人归期，抚养三个孩子的母亲，在生死关头把对孩子的照顾，对亲人的嘱托，对狂风摧折和绞索无情的感受，浓缩在短短四百多字中。竖着读，一列一列，每一列都是一把刀，扑入眼帘就疼。

从着急功课的小女孩、与女友私语的少年，到思念爱情的恋人、诀别留言的母亲，每一个形象都无比清晰、干净。这也是一种交代，交代得纯真、深情、壮烈。“停车坐爱枫林晚”到底写的哪一处枫林，有人说是姑苏的寒山，有人说是青州的仰天山，或者安徽的某座山。其实，哪一处枫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什么“停车”，是爱红色的枫叶。说到我，湘江北去，我却数次在岳麓山下驻足，是因为长沙旧友和他讲述的上海知青？是因为青年时代的同窗？是的。是因为他们，以及那些担着命运在湘水大地奔走的熟人、陌生人，他们都怀着对人生要有交代的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