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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怒《恍惚公园》:重访小说的绝境

来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赵卡  2018年10月12日08:51

那年,内蒙古音乐人纳森云游安徽,特意拜访了诗人余怒。没等回来,他便在路上给我打电话,一惊一乍地说余怒在写一个小说,估计不下三十万字。我听了,半信半疑,以我对余怒的了解,这一天迟早会发生的。

余怒甫一出手的这部长篇小说《恍惚公园》,就像他写那些惊世骇俗的长诗,每次都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密谋,躲藏一阵子,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在我的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他早已不满足现代诗歌这一文体,他需要一次不受困扰的释放;意料之外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他避开了那些纠缠着他的问题,找到了对应人的不可测度的命运的可能性。我的揣测是,对于一个始终围绕诗歌写作的人来说,解决小说这一古老的问题,或许有他的弦外之音。

作为一个风格奇崛的诗人,余怒在很多地方与史蒂文斯有着相似之处,态度坚决地与宏大、高贵一再划清界限,他的许多诗让他始终处于争议的漩涡中,我料定他的这部小说也会引来各种非议。在《恍惚公园》中,他将崇高果断打入万丈深渊,又骤然发现邪恶的道路也是布满了博尔赫斯式的分岔小径。他善于处理写作中停顿的那一公里,他将那一公里又分解为每一寸惊险的诗章,那么,几乎每一个小标题都是一个出色的短篇,无论“德克萨斯州的巴黎”“盲人瞎马”,还是“蜘蛛的上帝”“格利佛与花瓣”等。余怒有这个能力,早年,他与亨利·米勒息息相通,私下里拜过福克纳、乔伊斯的码头,比拉什迪还要无礼,比金斯堡还要放肆。如此,他的小说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四不像东西。如同一部分人对他的诗篇的不适应,这部小说也是戴着象征的面具,但它绝不是象征主义文本,它坚决站在了史蒂文斯的一边,是纵欲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的合谋。

小说的叙述是单元式的,讲了一个叫宋育金的大学生,在性与爱的交织难辨中混沌不清的状态。宋育金带着一副矛盾的面具,他耽于肉欲却又自我憎恶,在两个美丽的女人之间搜寻临时的归宿,他似乎生出了一丝崇高,而和书中的其他人相比,这种崇高恰恰是比较级的。我断定每一个人都会从他的措辞中读出残酷的诗意,而句法却是美国式的。

仿佛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里“流露某种激愤悲苦的情绪”,余怒在他的《恍惚公园》中则展现了现代人的因疯狂无聊而生出的无力感,身负锈迹斑斑的结痂,挣扎地活着,茫然地活着,牵强地活着。他的描写放弃了技巧但精确无比,一切陈词滥调如雾霾散去,英勇的淋漓尽致的喧嚣,哀歌式的放纵文字的不端和狂欢,在意识流的极端之处,余怒的疯言呓语如野蛮人抒情,显得支离破碎。

我对余怒的困惑一直在折磨着我,余怒朝向宏伟风格的努力为什么反而荒诞不经?小说绝不是他在风格上的尝试,该尝试的,他已经在诗歌中彻底尝试过了,他难道要解放另一个被困在原地的自己?不得不说,余怒有股凌驾于文体之上的气势,他善于左右手交替变化的互博。那么,从余怒中又分离出来了若干个余怒,或野心勃勃的余怒,或诙谐反讽的余怒,或观念的余怒、或语言的余怒,或被咒语控制的余怒,或艰难而贫乏的余怒。

令我们惊奇的是,这部小说表明了,是诗人重访了小说的绝境,将诗意赋形于新鲜的语言和共鸣式的结构,说到底,终究还是诗包装了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