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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现实 寻找真相——专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杨晓升

来源:中国国门时报 | 彭志强  2018年09月26日06:31

著名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杨晓升的中短篇小说集《寻找叶丽雅》日前由鹭江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录了《寻找叶丽雅》《丢人》《溅血的城市》《赌村》等十篇作家杨晓升的代表小说作品,用真诚的笔触,表达了自己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态度,字里行间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不断跃进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带给读者一种奇特的阅读体验。

作家杨晓升曾以报告文学名噪文坛,担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曾获2004年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奖和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科技忧思录》获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失独,中国家庭之痛》获首届浩然文学奖。

记者:《寻找叶丽雅》,收录了十部中短篇小说,书名定为《寻找叶丽雅》,看得出来您对这个小说的偏爱。就小说语言和故事创新而言,您认为《寻找叶丽雅》相比过去的小说有什么新的突破?

杨晓升:谈不上偏爱。《寻找叶丽雅》这个书名主要是出版社及这套丛书的主编野莽先生建议并选定的,他们认为这个题目较吸引人、更有市场感。确实,相比于本书的其他小说,《寻找叶丽雅》从阅读的角度讲,更具悬念也更有故事。这篇小说写的是南方某县级市公安局一个年轻美丽的警察莫名其妙坠楼而死的悲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她是“怎么死的?”如此一来,叙事便有了巨大的驱动力。“寻找叶丽雅”即寻找叶丽雅的死因,就是寻找真相。没有比探知真相的冲动更吸引人的了。如果非要说语言和故事有什么创新,那可能是这篇小说写的是警察内部的强权与腐败,更加直面现实和人生,因而更加尖锐,更加写实,也更加真实有力,像发生在咱们身边的故事。所以,评论家李建军将我这篇小说称之为“报告小说”,因为他觉得这篇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具有直击现实的力量和感染力。

记者:《寻找叶丽雅》这个书名让人瞬间想到了一个电影,就是姜文主演的电影《寻枪》。从叙述故事风格上,《寻找叶丽雅》和《寻枪》二者有无异曲同工之处?

杨晓升:抱歉我没看过《寻枪》,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原著都未看过。但《寻枪》与《寻找叶丽雅》相同之处都有一个“寻”字,前者寻物,后者寻人。但无论是寻物还是寻人,“寻”的过程就自然而然要产生悬念和故事,因而也就有了较强的可读性。这可能就是两篇作品的共同之处。

记者:叶丽雅作为男主人公的初恋,两人却因为毕业的不同选择,命运多舛。她以神秘死亡作为整部小说的线索,颇有侦探小说的味道。此人,在生活中有无创作原型?您是受到什么事件启发,创作了《寻找叶丽雅》?

杨晓升:创作这篇小说的初衷,原于我南方老家一个地级市公安局发生的悲剧,一个在市公安局工作的年轻漂亮的女警官莫名其妙坠楼,公安局的结论是这女警官是患抑郁症跳楼自杀,但女警察的母亲无论如何不相信,一向开朗自信的女儿怎么可能患抑郁症?怎么可能跳楼自杀?作母亲的死都不可能相信,她三番五次上访讨说法,不仅没讨到结果,最终自己也莫名其妙失踪。这是从老家的人那里听到过这个悲剧故事的,至于女警官为何自杀,她的母亲为何失踪,一直成谜。此事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这个悲剧、这母女俩一直像冤魂一样萦绕在我心头,久久困扰着我,以致我不吐不快,终于拿起笔写了这部小说。只不过小说中母女俩形象和经历,包括“我”与叶丽雅恋爱,以及寻找叶丽雅的过程,都是想象和虚构的。

记者:过去,您在中国报告文学领域成果丰硕。比如,您的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曾获2004年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奖和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科技忧思录》获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失独,中国家庭之痛》获首届浩然文学奖。最近几年,从报告文学转写小说,在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写作之间跳转,是因为小说更有想象力的发挥空间?

杨晓升:小说和报告文学是两种文体,前者是虚构,后者是非虚构、靠真人真事,它们形式不同,彼此存在,各具魅力,但都是对现实、历史、社会、人生的客观反映和艺术写照。我过去写报告文学,是工作使然,因为在《中国青年》杂志当了多年记者,一直关注社会问题,一些重要选题在采访的过程获得了大量素材,回来却只能在自己供职的杂志写数千字或至多上万字,觉得可惜,于是就将采访得到的素材进一步利用,对已经做过的选题进行拓展扩充、深度挖掘,这样便写成了报告文学。后来离开《中国青年》杂志到《北京文学》主持工作,公务繁忙,也不当记者了,难有时间和机会外出采访,于是便写小说。其实我早期就写过小说,近年写小说可以说是重操旧业。相比于报告文学,写小说无论时间还是想象发挥的空间,自由度确实更大,所以很适合我当下的实际情况和工作状态。

记者:从《身不由己》到《日出日落》,您的中短篇小说最近几年颇受评论界和媒体界关注。有评论家说,您的小说总是从生活现场抵达人性深处,字里行间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否跟您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擅于考古一样发掘生活现场有关?

杨晓升:有一定关系。当记者和写报告文学的经历,使我养成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关注现实、思考问题的习惯,因而我的小说也都是直面现实社会、思考人生的。这样的写作,必然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必然带着更多的探究与思考,而探究和思考离不开对现实社会和生活现场的观察、发现与开掘。

记者:您的新书《寻找叶丽雅》,收录了《丢人》《溅血的城市》《赌村》等十篇小说。除了《寻找叶丽雅》,还有哪几篇中短篇小说值得读者重点关注?我初看《溅血的城市》,发生在研究所的献血风波故事颇有荒诞意味,小说中的很多人竟然为了逃避献血,故意喝酒、喝醋甚至找来替身……您接触过生活中这类人吗?他们逃避,到底担心什么?揭露这种现实丑相,您又主张什么?

杨晓升:这本新书收录的小说,写于不同时期,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它们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如果非要说出重点,那么《寻找叶丽雅》《溅血的城市》《生生息息》《男人·女人》《偶然事件》《宝贝女儿》可以重点关注。《溅血的城市》这篇小说,围绕单位献血风波展开故事,其中有我耳闻目睹的影子。献血之所以酿成闹剧和悲剧,说到底是单位存在恶劣的人际关系和文化生态,不难想象一个管理混乱、缺少正气、领导心术不正、以权谋私拉帮结派的单位,在上级下达指标需要职工献血的时候,人们的心态能够不失衡。我写这篇小说,是想警示社会,呼唤建立健康的单位文化和人际关系,呼唤建立文明的献血观念和献血机制,进而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