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戴来：女，1972年10月生，苏州人。

著有《练习生活练习爱》、《鱼说》、《亮了一下》、《关系》、《一、二、一》、《外面起风了》等书籍二十余本。作品入选多种选刊选本，部分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曾获首届春天文学奖、 《人民文学》年度短篇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苏州市文艺创作中心。

文学评论家刘艳

摘要：戴来的中短篇小说，多为出色篇章，颇具叙事的自觉、艺术自觉、精神向度和思想深度。作家以感性与智性兼具的笔触，截取生活画面，在现代社会林林总总的生活故事和俗世生存中，窥见人物内心和彼此之间的情感纠葛、生存焦虑与精神难题，看似写的是小人物，笔下装的却是“大时代”。戴来以中短篇小说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精神难题的能力，是非同寻常的，兼具深度和力度。她的中短篇小说既与社会问题新闻素材相关联，又远远超出并且避免了新闻素材改编成故事容易落入的窠臼，以其杰出叙事的才华和艺术自觉力，引领读者穿越新闻消息的层面，抵达文学的层面。写实能力之外，戴来虚构故事的能力和叙事的自觉性也同样出色。

关键词：戴来；中短篇小说；社会问题；精神难题；虚构能力；叙事智慧

中短篇小说尤其短篇小说，往往最能够代表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和文学水平，极其考验作家的艺术天分、艺术自觉能力和后天的写作训练成绩。“70后”作家作为在“50后”“60后”与“80后”的“夹缝”中生长的一代，尴尬的代际据说似乎是也造成了他们创作上的困难，被遮蔽的“70年代人”（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十几年前即有对话《被遮蔽的“70年代人”》）似乎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戴来的中短篇小说，多为出色篇章，颇具叙事的自觉、艺术自觉、精神向度和思想深度。作家以感性与智性兼具的笔触，截取生活画面，在现代社会林林总总的生活故事和俗世生存中，窥见人物内心和彼此之间的情感纠葛、生存焦虑与精神难题，看似写的是小人物，笔下装的却是“大时代”。作家是时代生活的记录者，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戴来中短篇小说所记录的是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流转变迁，其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精神难题的能力是非同寻常的，同时兼具深度和力度。在反映社会问题的新闻和消息铺天盖地的当下社会语境中，戴来的中短篇小说所表现的内容与这些社会问题新闻素材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但作家又远远超出并且避免了新闻素材改编成故事容易落入的窠臼。戴来以其杰出的叙事才华和艺术自觉能力，引领读者穿越新闻消息的层面，抵达文学的层面。写实能力之外，戴来虚构故事的能力和叙事的自觉性也同样出色。她能以区区中短篇乃至只是短篇的体量，折射出人物的生存与精神难题，写出人物内心的种种纠结与困窘，并让读者读后仍然一直纠结于小说中人物所纠结的种种，这本身就是记录生活和书写时代的能力。

一、直击社会问题和人的生存本相

“70后”作家处于一个长篇小说绝对强势的时代，每年中国长篇小说的出产量足够惊人，很多中短篇体量的小说，有时候也会被作家有意注水、拉长为一个长篇。顾彬的当代文学盛产垃圾之说，虽有偏谬之处，但是近年长篇数量过大而质量并没有足够保证的现象，却是不容回避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中短篇小说上面努力较多哪怕成绩斐然，也难引起别人的注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幸运，能够以中短篇就引起评论界和知名评论家的注意。当然，也有例外，石一枫作为优秀的青年作家，孟繁华就从他的中短篇小说概括出了“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在他看来，社会问题小说是自新文学以来最为重要的文学流脉，也是自1978年以来文学成就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现象。在孟繁华看来，石一枫能够直面青年遭遇的精神难题，承继了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漂泊者”、日本的“逃遁者”、中国现代的“零余者”等这样的青年形象，续写了青年文学形象的家族谱系。而“石一枫引起文学界广泛注意，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几部中篇小说。这几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巨变背景下的道德困境”（1）。

如果说孟繁华更多地是关注石一枫所塑造的青春形象，那么读戴来的中短篇小说，会发现她关注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城市生活的各色人等，其中有女人，也有男人，甚至关及各个年龄段的男人和女人。《在卫生间》写的是十九岁就来到城市的老叶，几十年也没有习惯城市里的如厕习惯，即便1986年终于从单位分到了一套单元房，他依然保持着旧有的如厕习惯——蹲在马桶上。小说截取了老叶在卫生间磨蹭不出来的一个片段，包蕴进了老叶、王娟夫妇几十年的生活变迁，胡同里公厕的如厕经历、公厕里老叶曾将王娟的疑似情人小白脸摁到粪坑里、夫妇多年的不睦等等。一个描写“在卫生间”的短篇，却写进了社会生活几十年的流转变迁和生活与情感上一辈子的纠结。《我看到了什么》中的安天，本名安乐，“他已用这个名字安然地生活了二十五年”，却没有想到有一天周围的人会全部冲他乐——“安乐牌卫生巾”。他因为这个名字还丢了女朋友，于是他改了名字。个体的人生经历中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面影。《五月十二号的生活》写一起生活了二十九年的老夫妇，在五月十二号这一天平平常常的生活，而887公里之外则是他们唯一的女儿与男友的同事偷情被抓现形而发生着激烈的冲撞。《前线，前线》在石松及其一家三口一个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中，揉进了父亲老石突然被确诊得了性病的情节。原来老石在老太婆拒绝夫妻生活后，曾经去过一个不少老年男性常常光顾的、被他们称为“前线”的理发店，接受过性服务。在看似家庭问题和矛盾起伏中，戴来也不忘简述这个家庭几十年的生活史，实际上也探讨了一个极为严肃的、虽然小说也并没有提供答案和解决办法的老年人合理的性需求的社会问题。《红烧肉》中的妻子为了照顾跳楼瘫痪的前妻生的女儿而下岗了，家庭生活拮据，丈夫痴迷于写诗，但写了二十来年的诗，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反而是烧了二十来年锅炉。丈夫写了足有三箱子的诗——那种装红富士的纸箱，结果只能是每年黄梅雨季前翻出来晾一晾。在妻子好不容易从菜市场讨得一块免费的猪肉想给孩子解解馋、炖了红烧肉后，竟然被丈夫下了毒。原来是丈夫也下岗了，他觉得日子没法过了，就在红烧肉亦或是酒里下了老鼠药。如此惨烈的家庭悲剧，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岗、失业、夫妻情感、家庭生活，甚至还有文学爱好者和执念者的生计问题，如此等等，无一不与社会问题紧密勾连，而且它们本身也是社会问题的构成部分。

戴来就是这样擅长在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描写中，折射复杂的社会面影，反映大大小小的社会问题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难题、精神难题。我们知道，布迪厄等人对“世界的苦难”的研究，就是从探访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故事开始的。通过一个个似乎卑微琐细的有关痛苦的讲述，研究者以洞若观火般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发现个体遭遇和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着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的，都能在各种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客观外在的因素到处都是，体现于劳动力市场和住房供应市场的结构之中，表现于学校体制毫不手软的约束之中，铭刻在经济继承与社会继承的机制之中”。“社会苦难”或“社会疾苦”（social suffering）在医学人类学重要代表人物克莱曼的研究中也是一个核心概念。克莱曼也同样对苦难的社会性给以突出的强调。他指出，“社会痛苦，引入一个集中了人类问题的独特领域，其中包含了那些对人类经验造成毁坏性伤害的起因和结果”。“各类的人的问题打破了作为心理学或医学事项的范畴，进而也超越了个体范围，而经常体现了人的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紧密联系。它还揭示了痛苦的人际关系基础：换言之，痛苦是一种社会经历”（2）。

个体无法从社会层面的分析中分离，个人的健康、痛苦乃至自杀等，更是无法从社会问题中分离。《向黄昏》中，看似是老童和陈菊花夫妇的老年退休生活及其不睦的情感，实际上牵涉了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老年人“向黄昏”的家庭、情感和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等一系列问题。《茄子》中，看似是老孙给儿子小龙盘下彩扩店的故事，儿子与所慕的姑娘小梅、父亲与儿子等之间的关系和生活，隐约感到来冲洗胶卷的人当中可能暗蕴了一个婚外情的故事，如此等等，都是无法从社会层面分离出的问题。短篇《给我手纸》《潘叔叔，你出汗了》《两口》《亮了一下》及中篇《甲乙丙丁》《对面有人》等中的婚姻、家庭及情感问题，无不显示了戴来描写生活和反映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

石一枫的“陈金芳”（《世间已无陈金芳》）续写了“青年”这一文学形象谱系，戴来则让我们看到了无论是青年还是中年、老年以及不同生存境遇中的男男女女，在社会中所遭遇的生存难题、精神难题、情感与道德的困境，以及人物是如何无以突破种种难题和困局的。戴来很多反映社会问题的短篇，都是写在石一枫这个年纪甚至比他更加年轻的时候，她的中短篇很多都写作和发表在二十几岁时。代表作中篇《对面有人》（原名《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完成和发表于戴来28岁的时候（完成于2000年10月，发表于《钟山》2001年2期）。小说中的人物，几乎人人“有病”，罹患各种心理和行为的疾病。而每个人的“病”，同时又是社会的病。被人偷装摄像头偷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流传到网站上，导致个人隐私全泄露，这是小说中的故事，而在今天，竟然成为时常发生的、真实存在的社会新闻和消息，成为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而作家在近二十年前，就对这样的社会问题作了有效的文学表达、文学书写，呈现了不可思议的超前意识。难能可贵的是，戴来一直保持对于人的生存本相的描摹能力和对于社会问题的反映能力，这从她近些年来的中短篇小说中即可见一斑。

戴来中短篇小说所体现出的直击社会问题和人的生存本相的能力，不仅显示了作家本人的写作实力和创作实绩，同时也为“70后”作家正名。在有的评论家看来，“‘60后’与‘50后’作家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界线或差异，因为他们都有着接近的历史经验与公共记忆”，而“80后”“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集体记忆”，于是“没有历史负担的这代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因而也就出现了“‘70后’就夹在这两代人之间”的尴尬。于是，“50后”“60后”被命名为“历史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大体相似的对于历史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体相似的历史经历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后”则因话语方式与关注对象趋同而被命名为“情感共同体”；“70后”竟然既无法形成“历史共同体”，也无法形成“情感共同体”，只落得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的称谓（3）。如果能够认真读戴来的中短篇小说，持此见者，当能修正自己的看法，遑论还有其他多位以中短篇小说创作见长的“70后”作家。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敢于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精神难题的勇气。他们在对个体的关注中，记录社会生活，反映时代，体现出一种历史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二、抒情传统的赓续

1961年，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写道：生命的发展，“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形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英文稿首发于1971-1972年，提出了“抒情传统”的概念，指出西方文学源于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喜剧，而“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诗的传统里”。普实克则指出现代中国文学的特色在于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的兴起，在他看来，中国新文学的演变呈现了由抒情（诗歌）过渡到史诗（叙事）的过程。可以说，近几十年，沈从文、陈世骧、普实克已经先后在论述并创造了“抒情传统”的语境，加上唐君毅、徐复观、胡兰成、高友工等人的论述，不仅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事件（4），而且已经“在古典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互有关联、又有差异的学术话语谱系”（5）。谢有顺借用普实克有关抒情和史诗的区分，认为“70后”作家群中较少茅盾、莫言这种以表现广阔的社会画面为中心的“史诗的”写作，而更多的是一种“抒情的”写作（6）。但是，他在分析和论证众多“70后”作家之再造抒情传统的写作时，恰恰忽略和漏掉了戴来，我觉得这是他无意间的一个疏忽而已。

戴来被评论者认为是有“古典艺术精神的小说家”（李敬泽语），根柢大致也不出乎她小说写作中的抒情性。戴来的中短篇小说具有直击社会问题和人的生存本相的力量，却同时避开了误入极端抽象和极端写实的两端。她关注普通人的日常，却没有拘泥于日常生活的事实形态，在其小说的日常性书写和语言中是饱蕴情感和记忆的，是富有作家情感和精神想象力的日常性细节化书写。“一个小说家，如果只屈服于事实，只在事象层面描绘和求证生活的真相，他就会成为一个实证主义者（而非现实主义者），而小说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呈现事实背后的心灵跋涉”（7）。在《红烧肉》中，我们看不到“新写实小说”那种曾经已经把一只脚跨在了通往纪实文学的门槛上的情形，在非常贴近寻常生活的日常性书写里，是小军妈艰难的心灵跋涉。在惨剧发生前，她始终也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小军妈“手里握着一张五块钱的钞票，已在菜市场里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了”。她的家庭需要菜，“十七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瘦得像一根竹子似的在你眼前晃荡，你能不心疼吗”？为了买肉，她在想办法得到不用花钱的菜：

菜市场里闹哄哄的。小军妈看见一个少妇模样的女人正背着摊主狠狠地频率很快地把青菜叶子往下掰。她急步上前，从口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的马夹袋，把地上的菜叶捡起来，装进去。这么好的菜叶。少妇扭过脸来，很不屑地瞟了她一眼，然后频率更快地掰着。

……

摊主愣了一下，然后一把抓过小军妈手中的马夹袋，拎起底，往地下一抖，莱叶们全倒在了地上。

真没见过你们这种城里人，真是的，真是的。

小军妈把马夹袋叠好，重新放回口袋，慢慢往肉摊走去。这种事碰得多了，也就不像一开始那么尴尬了。她的男人写了那么多的句子，只有一句，她记住了，那就是：时间是改变一切的罪魅祸首。（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竟然还有这样的细节存在。要知道，小军妈捡别人掰了扔在地上的菜叶，不是因为贪小便宜，而是因为贫穷，这样的细节与青春和梦想无关，却是作家心怀悲悯情怀、关切普通人生存真相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描写。同样是写为了儿女能吃上猪肉的母亲，苏童的《白雪猪头》写的是“我母亲”怎样在那个物质紧缺的年代想方设法让我们吃上凭票才能购买的猪头的故事。故事也牵涉经济拮据，但那是一个物质紧缺的年代，整个社会的物资供应都要凭粮票肉票糖票布票等各种票据。卖猪头和买猪头的两位母亲由于对彼此所能提供的物件的需要，关系由冷到热。苏童借“白雪猪头”中的故事，修复和还原了一个记忆中的南方。与戴来《红烧肉》中所揭示的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依然经济拮据的人的由屈辱到惨烈的生存本相不同，苏童《白雪猪头》是不乏浪漫和唯美基调的。萧红在《商市街》的许多篇章如《欧罗巴旅馆》《雪天》《饿》中也曾写到贫穷、饥饿和寒冷，在现代作家中极具典型性，林贤治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萧红这样被饥饿、寒冷、疾病逼到无可退避的死角而孤立无援。”（8）（P4）当代作家莫言也擅长描写饥饿的体验，但那到底还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和高密东北乡乡村生活里的事倩——即便如此，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而到了《四十一炮》里，莫言几乎是动用了比喻、夸张、象征等所有荒谬怪诞的手法，寓言性地把“高密东北乡”变成了罗小通回忆中的“屠宰村”，展示了贫穷饥饿怎样强化了人们的欲望、欲望又怎样加剧了人们为了自我满足的自私自利。谢有顺称之为“感觉巨型化和象征化”、“超感觉的象征世界”（9）。作家涉及饥饿的这些描写是否可以打动人、令人心灵悸动姑且不论，但像戴来在反映存在于当代城市生活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经济困境时，将一个母亲对于如何省钱买到肉的种种隐忍予以细腻、真实的描述，的确能够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这恰恰显示了作家在描写现实时自我所倾注的情感及在人物身上所投寄的情怀和一种隐忍的力量。对于戴来这样的作家而言，“他们热爱现实，但在现实面前没有放弃想象的权利，在看到现实的残酷的同时，也学习在情感上如何把隐忍变成一种力量”（10）。

正是由于戴来在现实和写实当中寄寓了自己的一种情怀乃至一种隐忍的力量，所以她非常擅于把一些冷峻和似乎有些残酷的情节和细节，以近乎抒情性的笔触予以点染和晕开。《我看到了什么》的小说结尾，安天中午突然回家，却意外撞见了妻子与前夫共同躺在自己家床上的情形，作家这样描写这一场景：

中午是这栋楼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安天静静地站在卧室门口，手中那包鸡杂的袋不知什么时候破了，正一滴一滴往下滴着卤汁。床上的两人肩挨肩躺在一条桔黄色的毛巾被下，光看那姿势，安天觉得跟他在于玲的旧相册里的一张五寸彩照上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只不过这会儿他俩没穿婚纱礼服。可是他俩的脸上都泛着淡淡的红晕。依安天看，比相片上的化妆自然多了也迷人多了。如果此刻手上有照相机，安天真想给他俩拍上一张。他们不知道，这一刻他们的样子真是棒极了。

在近乎一种抒情性的场景描写中，谜底逐句揭开，妻子与前夫偷情，前面种种的细节描写如不是星期天却换洗了床上物品等，在这里都觅到了答案。戴来在一种足够节制的描写中，表达了人物所遭遇的意外、尴尬和不能忍受等种种情感和心理上的体验，也展示给读者一个几乎可以达到“震惊”体验层面的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而小说结局之前，作家围绕安天和于玲分别展开的叙事线索中，也不乏抒情性的笔致，其中还埋藏了作家很多的叙事智慧，而这许多的叙事智慧，不仅呈现了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而且产生了足够的虚构性，而小说结局又是一如其他作品那样出人意料。《一、二、一》写安天由于相信了自己所恋的任馨伊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说自己的丈夫死了，才发生了一连串的既波折又寻常的故事。小说最后才揭开谜底，是任馨伊跟他开的愚人节玩笑，而他却相信了。由愚人节玩笑而发生的小说故事，本身就放飞了一种诗性和人性，戴来几乎是把一种灵魂的秘密和情感的奇迹表现了出来。《一、二、一》这个小说，写出了每个人心里都或多或少会存有的对于自己所恋之人的那份牵挂。可以说，戴来中短篇小说中的人物，有情感，有梦想，有秘密，有很多的可能性，这样的小说本身就是诗性的、抒情性的，这其实是一种极富价值想象力的小说写法，反映了作家非同寻常的虚构能力和叙事智慧。

三、非同寻常的虚构能力和出人意料的叙事智慧

李敬泽这样评价戴来及其小说：“戴来是个具有古典艺术精神的小说家，她的小说中没有‘我’，对她来说，取消‘我’是写作的首要程序，因为‘我’是世界的杂质，这个词本身就是人类的绝对软弱的表征。作为小说家，戴来希望让世界在‘我’之外生长、呈现，为此她遮蔽自己的痕迹，她甚至遮蔽性别。”（11）这极为感性又极为精准的评价道出了戴来小说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虚构能力，也是戴来小说结尾乃至小说通篇都常常具有各种出人意料的叙事智慧的原因之所在。

小说家在小说中没有“我”、取消“我”和遮蔽自己的痕迹，为什么对于成就好的小说这么重要呢？笔者曾专门讨论过作家主体过多融入小说叙事对小说的故事性和虚构性的伤害：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凡是作家主体较多融入叙事的小说，往往要么因为作者思想意识侵入小说叙事太多太盛而伤害了小说的文学性，要么多令小说呈现情节性、故事性削减和散文化、抒情性增强的特征，这种情况，自五四时期即已肇始。个性主义思潮和民主自由意识的催生，独白式小说，包括日记体、书信体小说，曾经是五四作家最为热衷和喜爱的小说形式。但是，独白的过剩，便使小说的情节性大受冲击，很多小说比如《狂人日记》根本无法还原为完整的故事或者改编为讲求故事性、情节性的戏剧和电影。郁达夫、郭沫若、王以仁、倪贻德等人的小说，全以小说结构松散著称，微末之事，也要大发一通议论，以致忘却了小说的艺术。作家主体过多地融入小说叙事，对小说形式的伤害是明显和严重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便是郁达夫，其小说主人公无论以什么样的身份出场，都熔铸了作家太多的主体形象和心理体验，连主人公的长相、穿着、气质、心理都简直是郁达夫本人的翻版。郁达夫小说的典型特征便是作家本人的感情毫无节制，叙述者和人物沦为作者和隐含作者的传声筒（12）。

而对于不带有自叙传意味的小说，作家主观性的过多介入，伤及的往往是小说的真实感和艺术性。要知道，小说是典型的虚构叙事文本，对虚构性、情节性和可读性有着较强的要求，小说求真求的是艺术的真实。如果将小说叙事应该尽量没有作家主体“我”、取消“我”和遮蔽作家自己的痕迹放到新文学发展的谱系当中，自然格外凸显小说当中“我”之取消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古代小说中已见限制叙事的情形，但实在不能与西方现代小说的限制叙事技巧等同。20世纪初西方小说大量涌入中国以前，中国小说家、理论家从未形成突破全知叙事的自觉意识。一个自现代以来中国的小说写作都始终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小说叙事过多地受到了作家主体的干扰。小说的叙述者和人物往往过多带有作者本人的烙印，甚至沦为作者和隐含作者的传声筒。读者总是很容易从字里行间读出作家本人的气味、作家的所感所思所想——作家代人物发声，作家常常以自己的叙述视角和叙事声音来取代至少是融入了本该是人物的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的小说叙事。比如，有的小说采取儿童视角，但叙事眼光和叙事声音并不是儿童的，受成人视角过多渗透和干预的情况在这类小说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做法，伤害的只能是小说的真实感和文学性。

戴来在她的小说中，将“我”取消和隐匿得很好，你常常无法嗅到作者本人的气味，也无法感觉到她自己的痕迹。《在卫生间》《给我手纸》《前线，前线》《两口》《剧烈运动》等很多作品中，你很难觅到戴来本人的踪迹，你所体会和感受到的都是人物的体会和感受。读戴来的小说，常常有身临其境之感，人物所苦的，你会为其所苦，人物所窘迫的，你也会为其所窘怕，甚至常常有与人物一起受苦和感受窘怕的压迫感和紧张感。《在卫生间》《给我手纸》《前线，前线》等都是以男性为主人公，甚至是以男性人物的视角和叙事声音来进行小说叙事的，你从中几乎完全感觉不到戴来本人的影子，也完全无法体察到这是一个女性作家的写作。可以说戴来的小说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隐去了作家本人性别的——这就是她在小说中没有“我”、取消“我”、不见“我”的一个具体表现。《前线，前线》中以男性人物石松开篇，在有关父亲老石的叙述中，兼用了老石一个老年男性的视角和叙事声音。戴来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和以石松、父亲老石作为叙述人的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自如地剪接、衔接、拼接为一体，读者在小说中读到和真切感受到的就是男性的生存本相。

戴来在不少小说中，是以男性人物作为主要人物乃至叙述人的。在中篇小说《甲乙丙丁》中，甚至采用了不同的、有男也有女的四个人物的不同视角来完成小说的叙事。小说分上篇和下篇，直接以“甲：费珂”“乙：格子”“丙：郑海蓉”“丁：小东”“老陶啊老陶”“甲、乙、丙、丁”来作为各小节的标题。其中，“甲：费珂”为女性，“乙：格子”为男性，“丙：郑海蓉”为女性，“丁：小东”为男性。在“甲：费珂”“乙：格子”“丙：郑海蓉”“丁：小东”这几小节里，分别以第一人称“我”来叙事，甚至另外还有“老陶啊老陶”中的“老陶”（穆树林与郑海蓉夫妇的邻居）一个老年男性的视角来叙事，篇幅很短的“甲、乙、丙、丁”一小节中则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以不同的人物（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为第一人称“我”叙述人，对任何作家（包括戴来）而言都不啻为一种挑战，而这种叙述视角和小说叙事的方式本身也给《甲乙丙丁》这个小说带来了丰富的虚构性和故事性。“叙述视角是小说叙述学中重要的问题。它不仅仅只是叙事的角度或者‘切入点’，实际上，它是叙事策略，写作主体的叙事姿态。它甚至直接地决定着作品的整体框架结构，作者的叙事伦理、价值取向和精神层面的诉求，都能够由此显示出来。因此，选择一种叙事视角，就意味着选择了某种审美价值和写作态度。一句话：叙事视角就是小说写作的政治学。这是当代作家重新认识存在世界可能性的新途径”（13）。在《甲乙丙丁》中，性别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的人物的叙事视角的有意采用，也许就是戴来小说写作的政治学。

戴来在自己的小说中“遮蔽自己的痕迹”，“甚至遮蔽性别”。没有“我”、取消“我”的小说叙事的虚构能力与其小说“总是充满了各种出人意料的叙事智慧”（洪治纲语）是有内在关联性的，常常是相伴相生的。《在卫生间》让读者如同人物老叶一样身处那个闭塞的、但是王娟从外面随时可能当众将门打开的卫生间的窘怕之中。老叶当年在公厕把王娟的疑似相好“小白脸”摁到粪坑里，整个过程也是悬念重重，且此过程与老叶的公厕如厕史、当下正蹲在卫生间马桶上的情境穿插叙述，展现了一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几十年的生活变迁史及人物之间的纠葛和矛盾，充满了现场感和可读性、故事性，这与作家极好的虚构能力和叙事智慧是分不开的。《给我手纸》的紧张感和可读性，绝不亚于《在卫生间》。《一、二、一》直到小说结尾，才揭出原来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可是安天为了这个玩笑已经受尽磨折。《红烧肉》的结局，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因其惨烈又令人久久不能释怀。《我看到了什么》中安天和于玲夫妻分属两条叙事线索，在故事很难预知会向何处发展的时候，小说戛然而止在安天中午回家意外撞见床上并肩躺着的于玲和她的前夫。《五月十二号的生活》里老年夫妇躺在家传的雕花大床上回忆过去的时候，是887公里之外女儿红梅与男友的同事偷情被捉了现形后激烈冲突的一天。《茄子》中的彩扩店里，让一个女孩和一个已婚男人的恋情在一种颇为暧昧的叙事手法中渐次浮出水面，似真非真，作家好像什么都没告诉你，又什么都告诉你了。《后来》中“我”给老婆王馨讲路遇小舅子和“他”纠缠的故事，我们随着听者王馨一起紧张于她的弟弟是不是有“同志”倾向的时候，小说结尾突然揭出“他”原来是个留着超短头发的女人。《潘叔叔，你出汗了》，如果不是作家的叙事智慧和极好的叙事能力，一个缺少戏剧化冲突的小说怎会有如许的可读性？正是由于戴来非同寻常的虚构能力和出人意料的叙事智慧，才令她的小说充满了可读性和现场感。

戴来在其中短篇小说中借用和取材了很多的社会新闻乃至消息来作为素材，但是由于作家出色的虚构能力和叙事智慧，令其有效避免了很多当代作家在依靠新闻资料写作时所出现的问题和弊病。有研究者认为，余华的《第七天》是将现实事件乃至新闻事件“以一种‘景观’的方式植入或者置入小说叙事进程”，以现实“植入”和“现实景观”的方式来表现现实（14）。这种将新闻事件以“景观”式植入小说叙事的方式，让人似乎再度重温先锋文学曾经的叙事游戏态度，新闻事件的无深度拼贴当中，后现代主义的戏谑情调再度浮出字里行间（15）。《红烧肉》不知是否取材于社会新闻，但类似的社会新闻比如贫穷的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所有的孩子然后自杀，与小说内容是如此惊人地相似，让人痛心和无法面对。《准备好了吗》中的老万为了挽救痴迷于行为艺术的儿子，假装跳楼，被儿子劝下，儿子却跟警察解释这是一项“围观·致命的高度”的行为实验。老万竟然以自己的差点失足坠楼又帮儿子完成了一项行为艺术。小说的素材显然来自于相关的行为艺术的社会新闻。《自首》结尾直接以一则社会新闻来指出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揭开了悬念迭起的小说谜底。《对面有人》里的主要事件和构成要件是“偷拍”，小说素材当然是来自社会新闻，但不落窠臼，一直在各种悬念当中展现它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戴来的中短篇小说是极富虚构能力和各种叙事智慧的。毕飞宇在谈到他曾为《玉秀》中的玉秀之死所纠结的时候说道：“小说家最基本的职业特征是什么？不是书写，不是想象，不是虚构。是病态的、一厢情愿地相信虚构。他相信虚构的真实性；他相信虚构的现实度；他相信虚构的存在感；哪怕虚构是非物质的、非三维的。虚构世界里的人物不是别的，就是人，是人本身。”（16）（P140）毕飞宇是在强调作家本人相信他自己所作的虚构，我倒要说的是，作家如果能让我们哪怕是“病态的、一厢情愿地相信虚构”，能够“相信虚构的真实性”“相信虚构的现实度”“相信虚构的存在感”，那么这个作家就是成功的、非常优秀的小说家。毫无疑问，戴来做到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孟繁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J].文学评论，2017，（4）.

（2）参见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3）孟繁华，张清华.“70后”的身份之谜与文学处境[N].文艺报，2014-06-20.

（4）参见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63页。

（5）（6）（7）（10）谢有顺.“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J].文学评论，2013，（5）.

（8）林贤治.前言：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A].林贤治编注.萧红十年集（上）[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9）谢有顺.感觉的象征世界——《檀香刑》之后的莫言小说[J].文学评论，2017，（1）.

（11）李敬泽荐语，戴来《外面起风了》封底。见孟繁华、张清华主编《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12）刘艳.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萧红《呼兰河传》再解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

（13）张学昕《小说政治学：中国当代小说的“疾病隐喻视角”——以贾平凹、莫言、苏童、阿来、阎连科为例》，在香港浸会大学“疾病志——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6年12月8-9日。

（14）徐勇.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J].文学评论，2014，（2）.

（15）刘艳.无法安慰的安慰书——从北村《安慰书》看先锋文学的转型[J].当代作家评论，2017，（3）.

（16）毕飞宇.反哺：虚构人物对小说作者的逆向创造[A].小说课[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