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浮世悲欢：明清笔记小说中的士林冶游生活》简雄著中华书局出版

《浮世悲欢》展示了明清变迁时期士子的日常诗酒酬唱、冶游生活及其情感情状。作者从当时留下的大量诗文中，解构士子思想与情感的密码，剖析他们处理个人生活与时代精神脱轨、分裂的内在缘由，他们的人际交往、价值取向、艺术想象力、情感投射和自我认知，他们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媾和、隔膜、疏离，他们对畸形情感的依恋、表达的需要、自我的宣泄、人性的塑造，以及种种求之不得后的放诞、反抗、不羁、狷狂。而他们的自我麻醉，自我放逐，佯狂避世，又反噬着自身命运。这是时代的格局所限，也是明清士子难以抗拒的个人命运悲剧。

回到生活，回到细节，回到心灵，以期深入明清易代时期江南士子的日常生活与交游，记录他们悲欢离合所产生的隐晦心迹。在知识与知识分子无法“货与帝王家”的时候，士子的安身立命和自我价值界定，以及士子与民间的互动，《浮世悲欢》能否给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与思考？

“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震荡，是历史叙述绕不开的话题。伴随着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每一次朝代更迭，整个社会都被卷入血雨腥风之中。”作者指出，中国历史上，不乏在表面国力繁荣昌盛的局面下，突然陷入战乱甚至灭亡的先例。西晋所谓“太康中兴”20年后期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唐玄宗文治武功在“开元盛世”达至鼎盛，之后有“安史之乱”；宋徽宗骄奢淫逸后有“靖康之耻”。再看余怀实录的明亡前金陵的诗酒笙歌：“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余怀著《板桥杂记》上卷《雅游》）

其实，明王朝早在其最鼎盛时期就已开始走向一条衰亡的不归之路。史书津津乐道的盛世，无非是政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封建制度下的盛世，是以钳制言论、剥夺个人自由意志为代价的。生活在“盛世边缘”的士子最敏感，往往能最先感知“盛世落幕”前的变化。

《浮世悲欢》述及，对于曾经的状元郎、“前七子”之一的康海沉湎声色犬马、混迹倡优乐工之列，官方正史《明史》斥责说：“后人传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在官史中谴责或追究一个士子个人行为的责任，难道不是一种道貌岸然的虚伪与可笑的迂腐？史官们将盛世的没落归咎于所谓历史大势，抑或责备某个具体士子时，其目的无非是为封建社会专制的统治者和官僚利益集团免责开脱。康海不愿为道统或“大雅之道”的式微而担责，他在被罢官后自谓：“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蹈泉石间矣!”康海鄙视正统诗文吗？不见得。他本人也没少写。只不过之前的传统是，大道不行，要么以身殉道，要么桴于海，要么归隐。康海选择混杂于市坊曲工，自得其乐。

比康海走得更远的是李渔。他在青年时代仕途无望后，直接改走“人间大隐”之道，自设戏曲家班，常年巡演于江南大户人家，世称“李十郎”。他所著的《闲情偶寄》，被林语堂称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一语双关道：“春之为令，即天地交欢之候，阴阳肆乐之时也。人心至此，不求畅而自畅。”

以上所说封建社会每一朝代的巨变，为彼一时代代言的痛感器官——士人阶层，都留下了长歌当哭的泣血之作。而宋元和明清鼎革对中国传统汉族士子的冲击是最大的，有许多心曲不足以与外人道。这在正史里有时难以名状。南宋遗老周密就在《齐东野语》序言中说：“国史凡几修，是否凡几易。”有多少真实性可言？不如自己来写，所以有了《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癸辛杂识》等大量著述。简雄从野史、诗文、笔记中精心爬梳，另辟蹊径，知人论世，保留下了明清易代时期士子的冶游史，其实就是一部另类的精神史。

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士林讲究人品，而政治只有输赢。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类劣币驱逐良币的游戏，再顽强的精神圣殿也将逐渐崩塌。累积到末世，必定会来一个天崩地坼的了断。可见，士林精神的式微首先是因为政治的黑暗与堕落。”

作者写作此书，还和“明清士林文化传播力”这一研究课题有关，也和媒体人的职业有关，因为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而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鲁迅先生曾说六朝的作者把奇怪的人事收集起来，“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看《世说新语》，也像那个时代政界、士族的花边新闻。简雄的研究与写作采用正史叙述之外的方式和笔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执正驭奇”和“法奇”“法正”的论点，钱谦益说：“变史家为说家，其法奇。”“寓史家于说家，其法正。”鲁迅先生直言太史公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简雄的写作，正好是于明清笔记小说、文史资料中，以互文相生的奇正之法，潜心钩沉，曲笔写意，俨然要给沉迷花间的落魄士子作“正传”。而附录于该书之后《余怀晚隐吴门考》，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是对《浮世悲欢》正文的有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