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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戴燕主编的《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鲜活立体地呈现了一代前辈大学者的学术经验、学人心史、社会关怀和文化抉择等。他们主要是集中在文史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前辈学者。如裘锡圭研究古文字学和历史，陆谷孙研究英语文学和语言，王水照、章培恒研究文学，李学勤、朱维铮研究历史，何兆武的研究涉及历史哲学。海外华人学者张信刚是科学家。还有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三人。该书为读者了解前贤、启发新知、传承人文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矿藏。

该书是 “当代学人自述的精华”，访谈目的在于“鉴往知来”与学术传承。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历史背景下的生命存在方式和个体感受，在书中得以记录。如何兆武回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饱含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主义，追求民主、自由。陆谷孙是莎士比亚研究者，坚持学术道路，编《英汉大词典》《中华汉英大词典》，撰写出版有几十种书。王水照在求学和工作时也赶上动荡时期，他编写文学史时，不断在自我前作上修缮并反思：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不能引申和夸饰的。这些学者虽然经历过国家、民族转折之际的许多坎坷、挫折，却依然承担着对人文学术的历史责任，显示出可贵的知识分子精神。

这些前辈学者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书中有明显体现。他们谈到对当今诸如国学热等有关社会思潮和话题的看法。如李学勤认为中国的古代文明很多地方被贬低了，当下的国学热与中国国势有关，认识、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很有必要，但要因势利导。裘锡圭谈到要努力提高对古代文化的研究水平，认识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重要典籍，把精品推荐给国人，推向世界。朱维铮追问国学的前提是什么？历史上有没有不变的“儒学”？国学、国粹怎样变成国货？并劝告不要放弃经史百家学问等。

学者们往往兼有世界视野，对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经历过的抗战等，有自己的研究和评价，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精神。如章培恒深受鲁迅以及“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见识过日本在侵华时期强迫人读四书五经，因此对于如何继承传统、继承什么样的传统，有自己的想法。学者张信刚小时候跟父母从大陆到台湾地区，后到美国读书，受西方式科学训练，但始终对悠久文明与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表现出强烈兴趣，并努力推动中国文化的教育和普及，认为中国文化本身需要自我更新，才能得到世界认可、对世界有新的贡献。

一些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也值得借鉴。如裘锡圭注重打通中西古今和跨学科研究，他虽然研究古文字，也会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思想，认为要多从常见书里面做学问、找题目，将新旧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钱钟书有温书习惯，创作、研究并行。郭绍虞多读相互辩驳或递相补续的文章，以训练判断力和发现问题的能力等。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三人体现了日本学者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注重文学和宗教、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的联系，可与国内研究形成对照。

这些学者讲究学术传承，对前辈学人有崇仰之情。如王水照，不仅对学生循循善诱、悉心教导，还谈到恩师何其芳注意调整与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对他影响很大。何兆武说陈寅恪上课直接引用古书，善于自由发挥。闻一多讲课投入，有激情。此外，郭沫若善于推荐奖掖后进，狩野直喜教导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国文学等。陆谷孙还谈到对理想中的外文系学生的期望。这些都形成了学术思想、经验的有效传承。

该书访谈主题深切，内容真实，既简约精炼，又不失丰富深刻。受到胡颂平编写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的影响，即访谈录里几乎看不到编者的存在，只有胡适的言行，因此戴燕注意考虑前辈学者各自的专业，寻找访谈的切入点，显示出其彪炳菁华、执简驭繁的能力。戴燕还具有敏锐的学术史眼光，试图提供学者的精神谱系，把“学术”转化为“常识”，令读者感受到前辈学者的人文风采，并由此按图索骥，追寻更多的文字足迹。

该书也有一些遗憾。如戴燕所说的想过要访问金克木、田余庆，但最终没有达成。访问过的章培恒、朱维铮、陆谷孙也已先后离世。联想到现在社会上保护文化遗产的热切，戴燕认为这些前辈学者所做的工作、甚至他们本人，也是重要文化，需要得到保护或记录。戴燕对这一批学者的访谈对话，可视为口述历史的重要批评实践。对他们心路历程的追迹与揭示，从一个侧面也见证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坎坷与坦途。因此，我们也呼吁能有更多的记录学者生活和访谈类书籍、成果的出现，来保护这一类文化或说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