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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李浩式”的叙述重构意义世界

来源:文学报 | 桫椤  2018年09月22日09:34

假如给出一个能够代表李浩的标签,无疑应当是“先锋”。“先锋”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是针对相对稳定的历史状态而言的。随着商业大潮的侵袭,此前凭借锐利的异质性力量获得解放的小说,转而屈从于文化和市场的权力,以前驱和探索为志业的“先锋”精神几被遗忘。当《虚构》《褐色鸟群》《信使之函》等作品被“经典化”之后,受其影响最大的仅止于青春期以之为主要文学读物的“70后”一代。尽管这样,“先锋作家”也只是被摆在了“精神兄长”的位子上,创作经验在大多数写作者那里也没有得到充分传承。在这一背景下观察李浩,其意义在于:文学被大众化洪流裹挟而往的时代,他是少数没有被市场和文化权力驯服的写作者之一。他从不掩饰对20世纪以来(以及更早)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巨擘,尤其是奉行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大师们的极度偏好,将他们当作标准和经典的参照系,视之为“头顶的星辰”。李浩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 《封在石头里的梦》收录了他创作于不同时期的八篇作品,这些作品彰显了他对“先锋小说”艺术原则的继承,并重申了与我们已经沉浸其中并且习焉不察的日常审美相对立的“李浩式”的美学意见。

李浩凭借《将军的部队》获得鲁奖,但他最满意的不是获奖之作,而是《失败之书》,这是因为 “我最为满意的是这里的‘失败者形象’不同于我所阅读过的其他小说中的任何一个”。对“失败者”形象的判定和命名,显然是站在日常生活的价值立场上进行的,“哥哥”的人生在普通人眼里是“失败”的。李浩“满意”的是“失败”的原因:因为不能与现实媾和,从而导致理想被现实粉碎,在人所焕发出的主体性层面上,这无疑是一个“成功者”的形象:他始终恪守对自我的认知,不屈从于外界的压力,不肯放弃理想追求,为此而不惜与现实决裂。

这一形象是李浩作品中的一类人的代表,他们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对理想主义里的人性和道德有着偏执的坚守,对现实怀有深深的“敌意”,哪怕在与现实的搏斗中鱼死网破也无所顾忌。《哭泣的影子和葬马头》从爱情写起,被棒打鸳鸯的“小姨”念念不忘心中的恋人,与婆家“水火不容”,由此而注定了悲剧的命运。男权社会里女性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个逻辑放在当下并不具有任何现代性发现,传统社会里有太多这样的爱情悲剧。但是,当“小姨”不屈服现实的压力,亦不为关切自身的利益所动,反而与现实形成“水火不容”的关系之后,人物身上所蕴含的主体意识在被唤醒,作为文学形象就完全摆脱了俗世的惯性,散发出人性的光辉。

如何在作品中处理人物与现实的关系,不仅考验作家的功力,更体现作家的思想情怀。李浩不屑于让人物获得俗世认可的成功,他的作品最重要的主题价值,就是这些人物以“一个个人”的身份,不认同、不屈服于那些有违内心的、既定的现实规则和俗世惯性,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和对抗,试图用自我的抗争从已经给定的结局中活出命运的异质性来。现实总是比理想坚硬,因而他们是悲壮的,但他们是人本意义上的英雄。

文学必须把人放在生活中进行考察,通过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发现人的本质。只有这样,文学才能真正反映人、表现人和塑造人。在这一过程中,也同时反映着人对世界的发现。李浩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通过“建构式发现”呈现生活的意义,以期不断接近世界无定的、丰富的本质。

《迷宫中》是一篇重述希腊神话的小说,讲述代达罗斯带领儿子伊卡洛斯逃出迷宫,伊卡洛斯用蜡粘上去的翅膀被太阳烤化而葬身大海的故事。我们在其中看到,李浩通过人物在与生活和命运的博弈中呈现普遍的人性。“迷宫”这一意象隐喻着复杂人性的所有构成,本身就构成一座意义的迷宫,而诸如“自己为自己建造迷宫”等则与人性构成了直接而明晰的对应关系。神话里的角色使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摆脱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特殊性,从而成为普遍意义的人类的象征。伊卡洛斯对代达罗斯的逃离和反叛有着明显的 “反父权”象征,但他对自由的急迫渴望导致了致命的错误。李浩用的是英雄史诗的笔法,父亲代达罗斯在儿子眼中有英雄的一面,但在自我的向度上,伊卡洛斯同样是一位少年英雄。作者在描写他们与命运搏斗的过程中,赋予了他们“个人”的灵魂和意志。当我们将伊卡洛斯放在作者笔下的人物谱系中,就从他的身上发现了《失败之书》中的“哥哥”和《哭泣的影子和葬马头》中的“小姨”的影子。克里特岛和“迷宫”超越日常的烟火人间,成为再造的意义世界,它们是被陌生化了的现实,隐喻、象征是其中主要的运行逻辑。与此相类的还有他早期的《三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等。这些作品所显现出的寓言式的实验性构成了“李浩式”叙述的重要特征,也是他“先锋作家”身份的标志之一。

中篇小说《封在石头里的梦》在真实人物和事件中安插进了完全虚构的情节,在现代人生活的世界里隔离出超时空的历史世界,生活以另一幅被寓言化之后的面貌出现,隐含在生活表象之下的自我、成长、回忆、秩序以及阐释、讲述等文化行为被赋形解析,丰富的歧义使小说透射出神秘的光彩。《使用钝刀子的日常生活》写司空见惯的办公室生活,虚构的现实规则真实地反映了庸俗生活所具有的强大规训能力,哲学化地表现了对人的异化、固化和伤害。

艺术化地在小说中绘出现实的相貌,在虚幻的想象和推理中运行一套以 “假”乱真、比真实更真的艺术程序,对小说家是巨大的挑战。李浩小说的“高难度”也在于他用“创世”或“变形”的方法建造起了令人信服的小说里的生活。在他看来,虚构并非不真实,而一些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写作也未必就一定真实。哪怕人物和事件是现实中实有的,但生活被写成“僵化的和固化的”就是虚假的。无论是已经被严重消解的故事还是充满歧义的主题,李浩的小说仍然真实可信,在于其中的严谨叙事。

《给母亲的记忆找回时间》以全家人为“母亲”恢复断裂的记忆为线索,将人对现实生活、历史记忆、时间流逝的生命体验包裹其中,凭借回忆的不确定性为历史的可能性溯源。母亲的生存状态是基于医学意义上的自然状况,由此引起的凌乱记忆使故事有了发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寻找、打捞、焊接记忆的过程中,为证实某个片段,“母亲”必得需要得到某种实在的或被第三方的记忆证明才肯相信。事实上,家人帮助“母亲”回忆、讲述与证明记忆的过程,正是对历史质疑、辨析和确认的过程。我们看到,李浩在小说中遵循着严密的推理逻辑,使真实性凸显并形成了丰满的艺术张力。在这其中,实体式装置的设定使小说结体谨严,形成了区别于客观真实的意义体系。《丁西,和他的死亡》虚构了一个人死亡之后如何在另一个世界里证明自己已死,并期待被作为死者接纳的过程,情节或可与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无意义证明”和官僚主义等社会现象有着紧密的关联。“证明”被作为一个连接阴阳两界、确认自我身份的关键设定。因为缺失了这张“证明”,丁西无法走进亡灵收容所,有可能沦落为孤魂野鬼。我们依稀在这个角色中看到卡夫卡《城堡》中那个土地测量员 K的身影,“证明”和K收到的表扬信一样成为推动人物行动的重要力量,它们在一个核心位置上让人物变得有根有据。

在《匮乏的生活》中,“离婚证”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离婚证将“匮乏生活”里的男人打回了“结绳纪事”的时代,但也因此令早已厌倦的男女之间突然有了新的感受,离婚证改变了人的生活状态,成为导致人物命运发生转折的客观证物。《哭泣的影子和葬马头》中,那具被埋葬后不知所终的马头是沉重命运和哀痛心情的承载物。如谢有顺所说,“小说写作既是精神问题,也是物质问题”,“这个物质外壳,既是小说的地基,也是小说承载精神的容器”。李浩的小说是经得起“生活的审阅”的。

归根结底,“现实”在李浩的小说里被重新解构和创造,客观世界被变形,其目的都是为了在一个可供操控的场域里建立人和世界的关系模型,以此呈现现实世界无限的可能性,并有利于形成“建构式发现”的叙事结构。这种“李浩式”的写法虽然看上去具有较高的、纯粹意义上的艺术性,但将小说的意义窄化为“发现”和“认识”是不妥当的,它除了要 “发现”,更重要的是为读者提供能够唤起美感的审美文本。而美感来源于 “生动的、感性的、美丽的形象”,是“直觉”而非经过学理性的抽象和概念化得来的。因此,过于抽象化的、陌生化的表达增加了叙事的模糊性,对小说的阅读和理解成为高难度的“烧脑”工作,小说变得“不好看”了。此外,文学不可能具有“绝对化”的标准,它一定是特定时代中特定民族和群体情感的审美表达。李浩尊之为“我头顶的星辰”的西方文学巨匠们固然有着稳固的文学史地位,但他们的创作与自身的族属和彼时的历史境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沿用他们的方式处理中国经验,然后得出与他们“发现”的相同或相似的主题价值,并以“整个人类”“全人类”为由贴上合理性标签,“公式化”的倾向就十分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