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林森:来,是时候听听大海的声音了

来源:《人民文学》 | 林森  2018年09月19日08:27

海南岛四面环海,从任何一处沙滩望出去,都是海天一色的苍茫蔚蓝。但是,好多年里,我对大海并没有多少概念。我们村不靠海,倒是有海南岛上最大的河流从村子边流过,一片茂密的竹林,夹在我们村跟那条河中间,我和那些在广阔的内陆长大的人一样,有更多的土地感——那种天海辽阔人如微尘的感觉,我并没有多少。但是,只要是在海南岛出生、生活,我总有一天要去面对那片海。海水在那里,每天不知疲倦地涨潮与退潮、每天不知疲倦地发出它永远相似却从不相同的声音,身处孤岛的人,绕不过去,迟早要直愣愣地盯着它,想看清海水下沸腾着怎样的火焰。

想写大海,是心存很久的执念了——我写过一些小镇上的人、写过一些距离小镇很远的故事,但作为写作者,在熟悉的领地内挖掘那些熟悉的呼吸声,固然安全而稳妥,可还是想象着孤独一人,闯入海浪之中,在那些随时会抛掉生命的地方,发现另一个不安分的自己。直面天海,生死一线间,不需要处理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拿捏、进退腾挪,那是一个更直接的世界。我们很多人特别擅长也特别热衷处理人情,即使在该讲规则而非人情的场合。不少作家在家长里短的小心事、进退闪躲的小情绪之间怡然自得,把一次皱眉、一声叹气演绎得宇宙无边。这样的写作当然可以处理得很好,但作为作者,很多时候又是不满、不甘的,我们总希望有另一个新的可能。于是,我准备去听听大海的声音了。写大海,当然也得面对满腔心事、也得处理人际,可当所有这一切,都放在一个更加严酷的自然环境之中,或许便没有那么小里小气,很多事情便可以斩钉截铁起来。

这篇小说最初的标题叫《更路经》。所谓《更路经》,用简单点的话来讲,就是在导航设备、定位系统不像今天这么发达的时候,渔民们用来指导航程的“海上地图”。海水不像地面,地面上没有路,可以硬生生刨出一条路来;不刨也可以,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大海不行,它永远不会有清晰可见的路面和拐角。于是,智慧的渔民们,想到了用时间换取空间、记录空间、寻找空间这个方法——他们在船上焚香计时,把水流、风向、天气等等因素考虑在内,结合指南针,便可大概算出,往哪个方位航行多久,可以看到什么岛礁。在人们不能飞高、不能用人造卫星来俯视大海的时候,可以想象,每一条路线图的得出,得付出多少代人的血泪和生命。不同版本的《更路经》,路线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纯粹靠笨拙的“统计学”得出来的“成果”里,堆叠着难以数清的海风和哭声。

——但这些,仅仅是作为一个非渔民的理解甚至猜测,真正的事实,要残酷得多。事实上,很多当下的渔民也早已对《更路经》特别陌生了,只有在一些如传说般的老船长那里,才能听到他们对海上之路的自信、牢骚和叹息。我于是开始收集一些老渔民的故事,在他们那里,生死稀疏平常,见惯生死之后,要么变得很无所谓,要么变得更加珍惜,他们最惧怕死在海里,有时又恨不得立即死在海里。他们越是在海里跌宕起伏,越是在弃船上岸之后,变得尴尬无语。大海如此无常,在陆地上无比确信的东西,在海上往往荡然无存,出海的人不得不相信某些虚妄之物,总觉得那些风浪的背后,有一些目光在注视着,他们也就有了诸多的讲究与忌讳……

所以,在《海里岸上》之中,老苏用木根刻着一艘缩小版的船,就像是《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的李寻欢,希望用刻刀复原自己的记忆;他当然会在亲情和流传了很多代人的《更路经》之间犹疑;他幻想着把自己葬入大海,和那些曾经葬身大海的故人相遇。在材料收集过程当中,我听到了各种故事,有些故事被写到了这个小说里,有些还没有。而这些年,越来越把自己活成陀螺,没法停下来把这些材料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东西,这个小说在我的文档里,永远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标题。二〇一七年,因为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得以从工作和家庭中暂时抽身,便打算把这个小说写出来。可即便酝酿准备了好些年,这个小说的书写难度,仍旧超出我的预计,在完成这个小说的间歇里,我穿插着写的两三个短篇早已完成并陆续发表,这个中篇仍旧遥遥无期。这两万多字,从二〇一七年下半年横跨到二〇一八年上半年。拖拉太久的东西,在完成之后,感觉不到成就感,只有跋涉后的疲惫和失语,自己对它也不再自信,直到《人民文学》接受了它。在杂志的编发过程中,来自编辑的反馈,也让我得以重新看待这篇小说:有的人会从我永远想不到的角度去读它。

这篇小说完成之后,我立即投入到一个小长篇的创作,那仍旧是一个跟大海有关的故事。那个小长篇的准备期,比《海里岸上》更长,但那个十三万多字的小长篇,完成的时间要比《海里岸上》短得多,自己在故事的奔跑中也更加顺畅——或许是因为《海里岸上》的苦熬,打开了我体内一直堵塞的气血。二〇一八年上半年,完成《海里岸上》后,在书写那个小长篇的过程中,跟我一同往前奔跑的,是班上的同学陈崇正,当时他也开始写一个准备了十年的长篇。北师大课余的生活,我和他窝在八里庄鲁迅文学院的宿舍里,天天互相督促,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天多少字了?”我还会在下午四点多,走出校门,到十里堡地铁口买回几个鸭头、鸭脖,拉上陈崇正、朱山坡一块啃,当作提神。写作疲倦之余,我开始写毛笔字,抄张迁碑、抄欧阳询,宿舍的飘窗成了我的写字台。临回海南前一天,我把三个月所写的所有毛笔字摆在宿舍里,拍了照,丢进垃圾桶。我当时想,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分修完了,明天回海南岛,该把欠下的工作和家庭生活补上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那可能是我最后的逍遥时光。

——回到海南岛,两个月内,各种杂事席卷而来,我像经历了二十年,白发在疯长,睡眠越来越差。很多时候我都想在咒骂之后转身离去,让自己寻获一点人的基本尊严。可是,你知道的,我并不能那么做,我只能在内心里自导自演,幻想自己还可以对很多事喊一声“去你的”。我当然再也没有时间去打开电脑,写下自己想写的字。这两个月内,我最开心的事,便是每天陪着自家小孩散步、喝椰子汁。有几回,我们带着他去海边,任海浪溅起的水花不断打在我们身上,我们喊着把冲上来的海浪压下去。我不喜欢长篇累牍地写那些“细致入微的情绪”,但我乐享生活中所有的小细节。

眼前的停滞状态,让我觉得,《海里岸上》和那个小长篇,或许便是近期自己最亲密的好朋友了,我会对它们多一些牵挂。牵挂多了,反而不愿说很多。有一天,我在微信上发了这么一条内容:“作家写了个作品,认为评论家解读不到位,便自己跳出来,说这是啥啥啥主义,恨不得自己给自己写篇五万字的长评;评论家搞创作了,发觉反响不如预期,也跳出来说自己写得如何充满深意、是在向谁致敬,只不过你们都读不懂。一旦细想,真让人头皮发麻啊,这不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吗?”——关于《海里岸上》,我本来有很多跟作品有关的话想说,但我不想成为自己所嘲笑的那种人,不想给自己的作品贴上某个显眼的标签、指定一条进入这作品的唯一“法定通道”,王顾左右而言他。但这些,也不是完全跟作品无关。除了《海里岸上》,我肯定还会去写一些关于大海的小说,讲述一些被风浪吞没的故事。所以,准备好吧,拎个小椅子,坐下来,不是听我讲,是听大海自己来说。

当我们倾听海潮声起伏的时候,便会知道,这是一种多么激荡、辽阔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