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且三十
来源：长江日报 | 李鲁平 2018年09月19日07:40
从电厂门口的临江大道一直走到和平大道，交叉口有一个商场，三层楼，旁边有很多过早的摊点，商场里卖便宜的短裤、夹克、汗衫，也卖布条做的拖把、竹子或高粱穗扎的扫帚、粗糙的塑料盆。商场的灯光始终没有亮堂过，走在地上，浮上来发霉的潮气便跟着你，直到你走到和平大道上。
“你错了，三层楼是指那个叫红玫瑰的餐馆，在那里吃饭，说明你在临江大道有地位。”他看着手机，站在柜台里。
“相当于站在了汉口的水塔。”
“对！我在那里吃过饭。”他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很快被附近建筑工地吹来的一阵灰蒙住了。他举起一只手在面前扇了扇。
工地是我二十世纪80年代居住的地方，一个中专学校的校园。校园内除了教学楼、食堂，还有供学生实践的修船、造船的车间，教工宿舍有两层的红房子，四层的筒子楼、六层的单元楼，不同的时代都在校园内留下了痕迹。二十世纪90年代，为满足越来越多的考生进入高校，不少专科学校改为本科院校，职业中专改为职业技术学院，这所培养修船造船熟练工人的中专，也赶上了升级的潮流，在改为职业学院后搬迁到黄家湖大学城。此地的校园成了联投的工地。
工地对面就是船舶设计院。隔一条小路，一个院子培养修船造船人才，一个院子画图纸设计船，上班下班，抬头低头，不熟悉的也都似曾相识了。我印象中，从上世纪80年代我住进这个校园，他就开了这家副食品商店。
“不知道能不能再守六年。你要搬回来了？”
“我从新生路那边一路走过来，看看哪些还是过去的。”
“没有了。都拆了，留下来的就是设计院了，设计院现在归属招商局了。”我知道什么变了，先是万达中心、融侨华府，然后是恒大世纪广场、水岸国际，现在绿地中心。房子没了，人总该有去向吧。
“那个每天搬罾的呢？”
“你说他？他还是每天钓鱼。”
我说的搬罾人也是设计院的，长发，瘦黑，精干，每天提着捕鱼工具，一边朝江边走，一边捋一头的长发。他的裤脚从来不能垂到脚踝，脚上大多数时间都是拖鞋，如果忽略这些，他往往被当作艺术家。他原本在食堂上班，做得一手好菜，在上世纪90年代买断工龄，过上了与江河来往的生活。他每天可以收获十几斤甚至几十斤鲜鱼，卖到江边的餐馆。然后继续在校园周围散步，打发他自由自在的时光。他居住在校园内一栋山墙都要垮掉的老筒子楼里，我居住的宿舍拆迁时，他的筒子楼也被拆了。拿着补偿的现金，他在附近买了房，继续每天到江边钓鱼，把鱼卖给江鱼馆，然后继续在周边散步、聊天。
“他不搬罾了，只钓鱼，现在鱼不好钓了。”
1998年前，临江大道不是一条直道，它要从裕大华门口拐弯，折向电厂，再向徐家棚延伸。1998年洪水之后，武汉市开始整治江滩。临江大道才可以笔直从汉阳门通到徐家棚。从2004年开始，一个新词走近三层楼，武昌江滩。从六棉、五棉、四棉，到设计院、电厂，江边原来的船厂、船坞、砂石船、货船，悄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石护坡、亲水平台，是一丛丛绿荫、一方方池塘、一块块草坪。防洪墙和大堤改造成了观景步道，那些用竹竿架在船坞、栈桥、锚链之间的方形罾也没了。
“你是说罾现在不好架了吧，护坡太滑？”我笑，他也笑。
“内河船不好做，不知道这个店子能不能再开六年。”他跟我同年，还要六年才可以办退休。他的儿子跟我的儿子同年，大学毕业后在长江下游另一个省的省会创业，从事体育舞蹈培训，从一个店已经发展到三家店。
“他还好，不找我们要钱。每次回来，他奶奶给他钱，他都拒绝。”中午，他的妻子来商店换他。她不担心未来的六年，也不担心儿子。她倒希望眼前的工地快点完工，外面的人都搬回来住。那就热闹，都是熟人。
“电厂的大门那里正在建的是武昌之门，再过几年，来往武汉的人一定会来这里看一眼。”她纯真的表情，就好像这门是自家的门。武昌之门再往前，就是传说中高达六百多米的武汉地标建筑。三十年了，眼见这一对与我同龄的夫妻在创业、守业、生儿育女中，在下岗、拆迁、还建中即将成为爷爷奶奶。
其实三层楼并非他说的那个辉煌的小餐馆。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清末新河洲逐步形成武昌城外的贸易集市。1912年，资本家喻兴隆在此处修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一楼开杂货店、棺材铺，二楼开茶馆，三楼供说书和演皮影戏。这栋楼的醒目以及人来人往的热闹和影响，成就了三层楼这个地名。
这是可信的，但也不容易想象。理解三层楼的过去，需要了解武昌城的历史格局。在历史地图上可以看见，从武胜门到汉阳门以外的广大空间，大致相当今天凤凰山、积玉桥以东以北的地域，大多是湖泊。在沙湖与长江之间，有一块狭长的陆地向青山越展越宽，还可以看见，在新河街附近的长江边，有一个月牙形的河套，河套的两头都与长江相通，月牙围抱的是一个小沙洲。当年的河已被填平，并成为临江大道的一段。一张图，解释了上新河、下新河、新河洲。80年代在三层楼一带生活，这些地名跟大米一样亲切。
现在，从水运宿舍、鄂电村到车辆厂，那片低矮灰暗的建筑，都一一磨灭了，甚至武九铁路都正在拆除，一个叫月亮湾城市阳台的慢行系统跨越临江大道，与周边的武昌之门建筑群融为一体。三十年，三层楼从一个水洼草棚地，茁壮成为高档商业中心。
校区的背后就是裕大华。裕大华的前身是1921年成立的武昌裕华纱厂，它的创始人徐荣廷在复杂历史进程中经营纱厂的艰难非一般人可以想象。二十世纪80年代，其产销量占湖北省市场百分之五十，占中国市场百分之二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我身边的企业也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历程，从武昌到蔡甸，从蔡甸到阳逻，从四棉到裕大华，到与冰川、一棉、江南实业合并，最终成为武汉工业控股集团的一员。
过去的四棉已经成为一片高楼，但四棉人的情怀依然可以被捕捉。今年初秋的一天，我读到五十多篇武汉工控集团的主题征文，其中就有过去四棉员工的真情回忆：
“1995年……我从老家来到武汉，走进了武汉裕大华，在整理车间做了一名修织工。从田间地头到机械轰鸣的生产车间……二十多年间，从白坯布到提花到窗帘家饰再到高档服装面料……二十余年间，压锭减员，防洪腾地，设备更新换代，公司几次搬迁，重组兼并……不离不弃，是怎样的一种情结？自己也难以诉说！
不久前，当我看到我们亲手生产的高档服装面料在北京时装周华丽登场，我再也忍不住自己激动的泪水。曾经我也有一个梦想：当提花和服装面料精品倍出时，在整理车间，我们修织姐妹们也成立一支模特队，在灯光和音乐里，秀一秀，这辈子也不枉为纺织女工……”
上世纪90年代，我常在裕大华门口过早，看见那些纺织女工从宽阔的厂门进进出出，她们的青春、笑容，跟她们纺织的面料一样清爽。也许我见过她，见过一个又一个在裕大华经历四十年、三十年的女工。她们在回忆中总提到“新河洲上机器的轰鸣声”，二十多年，机器的轰鸣充满她们的坚守和梦想。这轰鸣声其实也伴随我多年，从一墙之隔的厂区穿越到校园，落到我的书桌上。
四棉旁边如今打通了一条路，直通向江边，那里曾经有一个昼夜不停工作的泵站。如今这里已经打上围板，每一块板子上都写着地产集团几个大字。
“临江大道拓宽，增加车道。”还是商店老板的妻子消息灵通。其实，我也看见过不少消息，把长江的核心段打造成集交通、经济、生态、景观、文化一体的轴心，只是不知道工程已经开始实施了。
“叫你老公放心，这店子我看可以再守六年。”我说。
“真的？我是这么想的，三十年都守过来了，还怕少了六年？”她又笑，初秋的阳光还是晒得很疼。我相信，无论什么季节，无论冷暖，他们都愿意，也一定会继续守在这里，守着、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