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摄影：丁莹

1983年的3月，在台北已经是春意盎然了。阳明山下，双溪水前，草色和柳梢早都萌动着蒙蒙的绿意。

那时候，漂泊大半生的张大千，住在双溪水侧他自己建造的摩耶精舍里，这里是他一生最后的家。张大千让夫人把他刚刚在台北出版的《张大千书画集》第四卷拿出十四本，放到他的画案上，他要给“那边的朋友”签名留念。夫人知道，这是他早已经想好的事情，画集没有出版前，就对她讲过好几次了。

“那边的朋友”，是他最近这几年常说的话，谁都明白，指的是在海峡那边大陆的书画家朋友。自从1949年离开大陆，他再也没有能够见到那些“那边的朋友”们了。朋友，还要分这边和那边，一道天堑般的银河，将朋友分隔两地，让朋友之间多了思念和牵挂。每次从张大千的嘴里说出“那边的朋友”这句话的时候，都显得有些沉重。

前一年的4月，蒋经国刚给他颁发了“中正奖章”，褒奖他的艺术成就与贡献，这一年，又出版了这本《张大千书画集》第四卷，算是这一辈子的最后一个冲刺之后的总结了。张大千已经明显地意识到，无论是自己艺术的生命，还是肉体的生命，都已经到了尾声。久经沧海，他已经看尽生死，四年前就已经立好了遗嘱。最近一段时间，身体状况急剧下滑，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已是风中残烛，命悬一丝，来日无多，得赶紧抓紧时间，做些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别给自己留下遗憾。为“那边的朋友”签名送书，留下个最后的纪念，就是自己最想做的一件事情，他一直焦急地等待着画集的出版。

夫人听到他的话后，刚要去拿书，他又说了一句：拿十三本吧！夫人有些奇怪，刚说的拿十四本，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少了一本？他望了望夫人，叹了口气，说道：伯驹已经不在了。屋子里一下子静得出奇，他的那口叹气声，久未散去，仿佛一片落花，还在风中盘桓。

夫人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思。这些日子，他的心里一直惦记着张伯驹先生呢。同为收藏家，又同为戏迷，他们是从年轻时就交往的老朋友，1936年，为帮助张伯驹买那幅《平复帖》张大千没少专门跑去找溥心畲，他和张伯驹相交甚深。张大千去国之后，天远水长，和张伯驹再也没能见面，这是最使得他心焦的事情啊。漫长岁月的跌宕里，老朋友的命运沉浮，张大千多少听说一点儿，最让他忧心忡忡。

4年前，1979年，张伯驹平反了，这样的消息传来，让张大千欣慰，劫后余生，最是让人感喟。只是遗憾的是，海峡两岸，还不能往返走动，徒凭思念成灰，却难以见上一面。

后来，终于听说张伯驹夫妇应香港好友之邀准备要到香港，张大千就更是兴奋异常。如果张伯驹到了香港，他就可以从台北飞往香港，和阔别三十年的老朋友见上一面了。他立刻驰书一封，经由香港的朋友转寄到张伯驹手中。在这封信里，张大千直抒胸臆之中的思念之情：“伯驹吾兄左右：一别三十年，想念不可言。故人情重，不遗在远，先后赐书，喜极而泣，极思一唔……企盼惠临香江，以慰饥渴……”同时又说已经嘱咐香港的朋友为张伯驹和夫人订购了两张北京香港往返机票，并请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同为画家）多带她的画作，准备为她在香港举办画展。所写的内容之详尽，安排之周到，可谓情深谊长，真的是思饥念渴。可惜的是，张伯驹此次香港之行因故最后未能成行，给在企盼中的张大千一盆冷水浇头。那样的打击，让他几日寝食难安，徒凭思念如水无情的蔓延，无法拢岸。

一年前，1982年1月，听说张伯驹病重住院，张大千心里很是担忧，毕竟年龄摆在那里，岁月不饶人啊。那时，在美国的孙子正要从美国到北京，张大千嘱咐孙子到北京立刻去医院看望张伯驹，并叮嘱孙子“一定要拍一张和你张爷爷的合影回来寄给我”。孙子哪敢怠慢，到北京之后立刻赶往医院，和张伯驹合影留念。张伯驹在病榻上还写来诗以慰思念之情，诗中有句：“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变桑田”“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让张大千看着心痛。

更让张大千心痛的是，不到一个月之后，张伯驹撒手人寰。

想着这些往事，再想年头更早以前两人交往的往事，张大千心头不禁一阵伤感。如今，自己和张伯驹一样也在病重中，“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伯驹的诗写得好呀，写的正是现在自己的心情，至死未能相见，真是前缘未了啊，他如何能不感怀至深，伤怀不已。

如今，即使在画册上签上伯驹的大名，又往哪儿邮寄呢？

夫人已经将十三本《张大千书画集》抱了过来，放到画案上，一本本把书翻开到扉页。张大千戴上老花镜，开始在书上签名，他早已经想好，这十三本书分别送给李可染、李苦禅、王个簃、田世光、何海霞……一共十三位画家，都是“那边的朋友”。

夫人绝对没有想到，当张大千签到第十三本书的时候，手中的笔突然滑落到了地上，随之身子一歪，倒在地上。

八天之后，张大千溘然长逝。

遵照张大千遗嘱，他所收藏的历代名画全部捐献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隋唐到宋代的名画，价值连城，其中最为名贵的，是宋代董源的《江堤晚景》，1945年在北平是他用了准备置办房屋的五百两黄金，外加20幅历代名家画作换来的国宝。

无论当时，还是如今，人们站在这幅《江堤晚景》画前，都会想起张大千，也会想起张伯驹。当年，张伯驹是用自己一座占地十三亩的清代王府庭院变卖成二十四条黄金，买下的隋代展子虔的名画《游春图》。同《江堤晚景》一样，《游春图》也是国宝级的名画。同张大千一样，张伯驹也是将画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不知有多少人会想，这两位老朋友真的是心有灵犀，当年是同样不惜倾其千金买下名画，后来又是同样无私地把这样价值连城的名画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他们好像事先商量过了似的，一切的思想和行为的轨迹，是那样的相同。都说心心相印，只有他们这样的朋友，才会这样的心心相印。

两件国宝，两个同样国宝级的画家、收藏家，同样珍贵无比地站在我们的面前。这样的好朋友，在天堂再见面时，俯地仰天，问心无愧。

张伯驹比张大千年长一岁，比张大千早一年过世。他们都活到了84岁。这也是朋友之间难得的缘分吧。

每逢想起张大千和张伯驹二张这件陈年往事，我总会想起同为画家的夏加尔写过的一句诗：生命的尽头是一束花。是的，有的人生命的尽头只是一堆草，有的人生命尽头才会是一束花。我觉得夏加尔的这句诗，像是专门为二张写的。二张配得上这句诗，在他们生命的尽头是一束令我们敬慕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