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插图：郭红松

也许是母亲患病的缘故吧，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常年躺在炕上。那是1970年，母亲背部患上了骨结核，住进九台县医院，还动了手术，割下一根肋骨，将脊椎骨上的结核刮掉，刀口有半尺长。出院回家的母亲，在家卧炕打针，药名叫“链霉素”。因此我家炕沿底下积攒了一堆链霉素小瓶，我时常拿着这些小瓶，送给身边的小伙伴玩，从而结成了不少友谊。这一年，我上学，乡下的孩子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上学之前，去生产小队牛棚搓牛毛，搓成鹅蛋大的那么一团，送给老师当黑板擦，老师由此会奖励给学生一支铅笔或一个薄薄的作业本。开学的头一天，我也急忙钻进生产小队牛棚，学着别人的样子，用一根一寸长、筷子那么粗的小木棍在牛身上滚来滚去，厚厚的牛毛缠在木棍上，再抽去木棍，继续在牛身上搓。一头牛的毛不够，就换第二头牛，第三头牛。学校每个教室里都存有一小堆这样的牛毛团黑板擦。我得到的消息晚，动手迟，生产小队牛身上的毛被人搓走了好几团，那些牛又不可能在短时间代谢下更多的毛，我怎么搓，也只能搓一个像鸡蛋大小的牛毛团，上学的第一天，无法将它献出来。

这一天，我还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老师在课上的第一件事是给每个同学起名。那时，跟我一般大的农村孩子很少有正经的名字，他们出生时，家里随便叫了个狗蛋、狗剩什么的，稍有点文化，会给孩子起个比较时髦的名字：卫红或卫东。上了小学，老师必须把学生的名字规范一下，重新起名，起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名字。我的老师五十多岁，男的，身穿一件带补丁的中山装，左胸衣兜别着一支英雄牌钢笔。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说话一字一板，慢声细语，给每个同学起名字，不用思考，张嘴就来。我们村有个叫“红旗”的孩子，老师给他改名叫“高占敖”，我们全班同学都听成“高占挠”。红旗忍受不了，硬要老师叫他“高红旗”。高红旗这个名字一直从小叫到他成年，不曾改过，也不会改了。前几年我开车回到我家曾住的那个村庄，见到了高红旗，他已是个村主任，家里养了几十只羊，生活比小时候好了不少。

我的名字从出生就起好了，上了户口本，老师没给我重新起名。接下来，老师教每个同学写名字，我的名字前两个字笔画多，写起来丢东落西，老师怎么教，我也无法将笔画写完整，因为老师还要忙着教下一个同学写名字，不得不从我身边离开。老师一走，我更不知如何下笔，连一横一竖也写不出来，只恨家长怎么给我头上安装了这么两个烦琐的字。

放学回到家里，躺在炕上的母亲问我这一天学了什么，我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哭得鼻涕泪水横流。母亲拿起她枕边的毛巾，一遍又一遍无声地给我擦拭泪水和鼻涕，默默等待我哭完，哭得没意思了，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让我拿出书包里的本子。母亲不能翻转身体，她让我躺在她身边，把本子后面垫上一张硬纸盒，举到空中，她伸出大手攥住我的小手，一笔一画教我写名字。那一刻，母亲专注，我也专注，母亲的气息缠绕着我，温暖极了。母亲牵引着我的手，慢慢写出一个“夏”字，再写一个“夏”字，一共写了五遍，我的手背被她攥得有些生疼。母亲的手终于松开了，让我独立完成“夏”字的书写，写完了，母亲教我写“鲁”，写了六遍，接着写“平”，这个字写起来容易，我终于会写自己的名字了，虽然写得长短不齐，歪歪扭扭，但毕竟会写了，我的心头如同升起了万道光芒，翻身趴在炕沿上，一遍遍写起了名字，写满了整整一本。

天黑的时候，我还跑出院子，跑到生产小队牛棚，急于做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从衣兜里掏出那个没有完成的鸡蛋大小的牛毛团，挑选一头因晚归而没被搓过毛的牛，耐心十足不厌其烦在牛身上滚动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手里的牛毛团搓成鹅蛋一样大了，甚至比鹅蛋还大，比昨天所有同学交到老师那里的牛毛团都大。

第二天上学，老师检查作业，我先将牛毛团呈上，在老师大为惊讶翻来覆去端详牛毛团的时候，我又呈上作业本。老师手里攥着牛毛团，接过作业本，翻开，足足盯了我半秒钟，然后转过身，急忙走上讲台，抖动着作业本向同学一页页翻起、展示。那时，我心中只感觉丝丝缕缕地腾起热浪，不停地向头顶翻涌，难以抑制怦怦的心跳。老师还在讲台上表扬我的作业，没完没了地说，言词凿凿，说得我好长时间都手足无措。老师检查完所有同学的作业，开始讲课，这时我发现老师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我对接着老师的目光，感觉他的课只为我一个人讲，我成了全班独一无二的大红人。

我的好日子经历了一年，家里突然得到消息，调回城里，我来到离我家最近的长春市东岭小学。这时，我的学习成绩已不占优势，顶多是班级的中上等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叫史丽萍，那年她十八岁，刚参加工作不久，也许是她孩子气未脱的缘故，很爱跟学生打成一片。我们喜欢这样的老师。我印象中，史老师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裤子，粉红色的确良上衣，非常青春靓丽。每逢星期天，她会叫上几个同学去她家里。她家炕头有个长方形的铁盒，盒里装着炒熟的白瓜子，我们可以随便吃。小孩子嘴馋，又不知道节制，几个人往往不把一铁盒白瓜子吃光，绝不罢休。下一个星期日再去史老师家，那铁盒子还摆放在炕头，一盒白瓜子装得冒尖，吃得我们说话喘气都喷出白瓜子的香味。史老师也到每个同学家进行家访。我母亲背部的骨结核病，回到长春市又犯了，再次住进九台县医院，刮骨、又割掉一根肋骨，后背出现了两个刀口，呈“八”字形。母亲躺在炕上，无暇管我，我成了野孩子，上衣五颗纽扣，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两颗。史老师没有认为“野孩子”就不是好学生，她专门到了我家，坐在炕沿上，没跟我母亲有太多的话，大约坐了十分钟，她起身离开，要去下一个同学家进行家访，我自然成了她的随从。那一次，走在弯弯曲曲的胡同小路上，我看见一直无语的史老师偷偷抹起了眼泪。

星期一上早自习，史老师叫我去她办公室，她从抽屉里拿出纽扣和针线，为我补上那两颗缺失的纽扣，好像没有考虑过她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她一边缝着纽扣，一边说：“以后你有什么难事，一定要找老师！”我双臂垂立，无声地点头，只想着把这种感激变为日后的行动。

我开始在班级里表现格外积极，爱集体，爱劳动，学习成绩忽地升到了班级里前一二名，被史老师任命为班级的劳动委员。每逢班里打扫卫生，我都干得热火朝天，干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有一天，史老师手里的黑板擦坏了，毛毡从木板上龇出毛边儿，好像再一用力，毛毡会全部脱落。下课时，史老师问：“哪位同学家长是木匠，帮老师做个黑板擦？”声音刚落，我不假思索举起手，老师看着我，不太相信，但没表态，她在慢慢等待着一个个同学举起手来。这还了得，我急切伸张手臂，身子半蹲半站离开了桌椅，手不停地向史老师摇晃。看我那当仁不让的架势，她也只好把这项工作落在了我头上。其实那时我求功心切，着实向史老师撒了弥天大谎。我父亲以前是个教书匠，对木匠活一窍不通，从乡下抽调回来，在长春市制冰厂当生产调度，根本做不了黑板擦，他的脾气，也不会为孩子的事求助别人。史老师肯定知道我向她撒谎，但她没有揭穿。我领到任务，一颗心放下了，同时另一颗心悬了起来，我上哪弄个黑板擦？若是在乡下，我宁可一宿不睡，也要为老师搓一团牛毛，眼下是城里，根本见不到牛。我决定放学后亲自制做黑板擦。

这事想起来容易，实际操作难上加难，首先我得找一块木板，用锯条锯成肥皂大的方块。放学的路上，我四下踅摸，终于捡到了木板。锯条我家有，在仓房里。回到了家，我把木板锯成了黑板擦模样的方块，有毛边儿的地方，找来砂纸打磨。班级里的黑板擦是天蓝色，为了让木板更加接近原来的颜色，我用蓝蜡笔一点点涂在木板上。接下来的事比较难了，黑板擦关键部位是毛毡，我根本搞不到那种毛毡，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毛毡。我的积极过于盲目，已超出我所能承受的能力。我开始打起了家里一条毛毯的主意，那条毛毯为灰黑色，虽然有些旧，开过线，但在那年月，是一个家庭富有的标志。孩子的心思，大人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我神不知鬼不觉用剪刀在那条毛毯上剪下一条。至于这缺了一条的毛毯，什么时候被躺在炕上的母亲发现，已经不重要，我也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把这块毛毯条叠成黑板擦一样大小的小方块，用白面粉做成糨糊，将毛毯条折叠粘在一起。那时，我不知道世界上有“胶”这种东西，我以为所有物品都是用糨糊粘连在一起。我将粘好的折叠毛毯条再粘在木板上，放在仓房窗台，等风干后交给史老师。我的想法不免一厢情愿，第二天放学回到家中，我急切钻入仓房，想看看粘在木板上的折叠毛毯条上的糨糊干了没有？的确干了，但折叠毛毯条从木板上翘起，糨糊根本无法将两样东西结实地粘住，我没辙了，想不到做一个黑板擦要比在乡下搓一个牛毛团还要难。

第三天，我还是没有拿出这个黑板擦，史老师上课时，手里握着那个破损的黑板擦，只能小心擦拭着黑板。那时的黑板用胶合板做成，四周镶了木框，板面用黑墨涂染，挂在墙上，无论在上面写字还是擦拭，总是咣当咣当摇晃，这一天，我的眼睛也开始跟着黑板不住地摇晃，心神不宁。我想，这时的史老师心里肯定有话要说，只是正在讲课，不便岔开思路。一堂课终于结束了，史老师的脸冲向了我，问：“黑板擦做出来了吗？”我躲不过去了，再次撒谎说：“做出来了，明天带来。”这一天，我的脑子一直转悠着那只宣告失败的黑板擦，如果明天再拿不出来怎么办？撒下的谎，终归要自己圆下来。这时，我很想找史老师诚实交代，黑板擦制作失败；我还想着是否能去商店买个黑板擦，但很快又被否决了，我手里根本没有零花钱，也不便向父母张嘴索要。我就这么默默地煎熬着自己，直到放学离校。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突发灵感，糨糊粘不了，为什么不用铁钉钉呢？我一路小跑到家门，钻进仓房，从工具箱里找出四根半寸长的铁钉，将折叠毛毯条铺在木板上，在四个角上钉上了铁钉，黑板擦终于做成了。

第四天上学，史老师刚走进教室，我赶紧从书包里掏出那只黑板擦，史老师喜出望外接在手里，忽然一愣，这黑板擦显然出乎她的预料，而且不是出自大人之手。她反复掂量这只稚嫩的黑板擦，指甲划向蜡笔涂上去的蓝色，说：“不错，我代表全班同学谢谢你。”史老师开始用这只黑板擦了，黑板擦擦向黑板的一刹那，我们的耳边发出了尖厉声响，是铁钉与黑板摩擦的声响，一道长长的划痕出现了，惊心动魄。全班同学好像早就琢磨起这只怪异的黑板擦，一直憋闷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一个划痕终于划开了他们的笑声。史老师转过身，也在笑，她肯定觉得这只黑板擦滑稽可笑，同学们于是跟着放肆地笑了，笑得我咬牙切齿，头猛地埋向桌面。在天昏地暗中，史老师敲响了讲台桌子，那是黑板擦与桌面的撞击声，她粗暴地镇压住所有的笑声，教室一下子静了，静着，史老师喊起了我的名字，让我站起身来。我站起来，耷拉着脑袋，史老师让我抬头，看同学，看老师。我万万没想到史老师泪水盈盈地愤怒着，说：“我知道你们笑什么，我为你们的笑声感到羞耻，有谁能像夏鲁平同学这样亲手为班级做成一个黑板擦？我现在宣布，期末优秀学生，优秀班干部，就是夏鲁平同学，大家为他鼓掌！”顿时，我的心又一次热浪翻滚，泪水潸然而出。

不久，学校为每个班级分发了新的黑板擦，我做的那只黑板擦一直被史老师上课时攥在手里，她用这只黑板擦时，轻拿轻放，不再在黑板上擦出划痕。有时，她还将学校分发的黑板擦与我做的黑板擦交替使用，两只黑板擦沾满了厚厚的粉笔灰。

第二学期，史老师离开我们班，教下一个年级。我们班新来了一位老师，姓何，是个3岁孩子的母亲。因为初来乍到，何老师上课时面部表情单一，且板着面孔。她看每位同学都一视同仁，从未在谁的脸上停留过。我们都好像不能接受年龄大的老师，总是与她保持相对警惕的距离。

何老师上课，喜欢操起学校统一分发的那只黑板擦。我做的那只黑板擦基本闲置，时间长了，被推到黑板槽边缘，与一些碎粉笔头挤在一起，我看着也几近麻木，认同了那只黑板擦本该拥有的命运。有一次，何老师写错了一个字，正站在黑板边上，随手摸向黑板槽，抓起我做的那只黑板擦，擦向那个错字，吱——黑板又响亮地现出了划痕，她的手停住了，看看这只黑板擦，皱起眉头说：“这是什么破玩意，你们以前的史老师真能对付！”一扬手，黑板擦咣地一声扔进了教室门后的垃圾堆里。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我想象的那种哄堂大笑，我的心一落千丈，身子一动不会动了，有同学偷偷转过头，瞥了我一眼，赶紧缩回去。教室里细微的情绪，没有引起何老师的注意，她走到黑板中间，拿起学校分发的黑板擦，退到黑板边缘，咔咔擦掉刚才没有擦完的字，继续上课。接下来这段时间里，何老师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耳朵，我看着何老师嘴巴一张一合，脑子里错乱混杂的声响此起彼伏。几天后，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我成了班级里捣蛋的学生，优秀学生被刷掉，劳动委员被刷掉，我在各种课堂上摇头摆尾故意弄出怪异的响声。我成了何老师眼中重点看管的对象，让她头疼了，疼得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爽快。有别的老师上课，何老师过来趴教室门缝，偷看课堂纪律，看见摇头晃脑的我，推门进来，揪住我的衣领，拎出教室，让我在走廊站立，让我回家找家长。我背起书包离开学校，知道母亲躺在家里，根本无法出门，我父亲整天忙着促生产根本没空，抽不出身子管我，况且这事，我也万万不能告诉他。我开始逃学，我成了何老师的对立面，我与她不共戴天。粗心大意的何老师听说我以前是班级里的好学生，学习好，思想品德好，热爱班级，热爱劳动，她搞不明白我为什么一下子滑到了“坏”学生的行列。我感觉史老师试图在找我，我不愿意再见到史老师，有时我在操场上溜达，特意留心是否有史老师，只要史老师出现，我立马逃之夭夭。

小学终于毕业，我上了初中，随家庭住址入学。那个中学名声不是很好，有同学上了不到一个学期就转学了。我父亲似乎没有想过中学还有好坏之分，从没动过帮我转学的念头。在这样的学校里，学生有太多的自由和自在，到了初中二年级，我可以不用藏着掖着，把父亲用过的那发黄的五十年代高级语文课本揣到学校，饿虎扑食一般吞噬里面的文字和故事。应该说，那是个渴望学习的年龄，我时常跑到临近的重点中学——长春八中，趴向人家一楼教室的窗户，看重点学校学生是怎样上课，看得心里一阵阵发痒，垂头丧气无奈返回。

有一天早上，我背着书包上学，走到中学校门口，竟惊讶地发现我小学时的史老师，她身穿我熟悉的粉红色的确良上衣，米黄色的裤子，站在不远处盯着我，等待我主动跟她说话。可我一言不发，也不看她，我已不是她所期望的学生了，我硬着头皮往校门里走，给她一个生冷的背影儿。

史老师肯定心凉了半截，我就这么狠着心让我与她之间凉下去。我走进了校门，感觉史老师突然从后面追上来，我加快了脚步，直着脖子，就是不理她。史老师不再追我，她站在了那里，嘴里发出了愤怒的声响：“别忘了，你可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

那一刻，我站了下来，站在那里，脑子好像蓦地从混沌中回过神儿来。

几十年过去了，当教师的妻子告诉我，现在她给学生上课，使用的是电子白板，写在屏幕上的字，想要擦拭，张开手掌轻轻一抹，就会消掉上面所有的痕迹。

（作者：夏鲁平，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1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