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8年，张承志凭借蒙文诗歌《做人民之子》和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登上了当时还略显空旷的中国文坛。短短几年，只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的张承志就接连获得了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届十月文学奖、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创作奖、第二届及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等各类奖项。可以说，从1978年到1984年，张承志书写的那些关于蒙古草原的故事得到了全国读者的普遍认可，他本人也迅速成为彼时一颗耀眼的文学明星。由于作家此后的创作转向了对宗教信仰的探讨与追求，并逐步放弃了小说这一文体，转而以杂文、游记、随笔等形式发表自己对国际、国内各类问题的看法，使得他在中国文坛引起了颇多争议，认同张承志的学者将其视为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旗手，而否定他的评论家则指认他为极端主义分子。因此，张承志的早期小说也就成了其创作历程中少见的很少引起争议的作品。

评论家蔡翔在写于1984年的文章中曾指出，张承志的早期小说存在着“对过去的返视”，使得作品蕴含“对当年带有苦涩的深沉眷恋中显现出生命的延续性”[1]。这位研究者虽然只是在评论文章中简要地提到了这一观点，但却敏锐地捕捉到张承志早期小说创作的重要特点，即作家不断让主人公在叙述过程中展开回忆，将过去的生活从已经深埋的历史地层里挖掘出来，使之重新在当代社会被唤醒，并在今昔对照中展开对人生的思考。在张承志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小说中，我们都能够发现类似的情节结构。无论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里的主人公铁木尔对蒙古额吉的反复追忆，还是《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在寻找索米娅的过程中对童年生活充满悔恨的回忆，抑或是《北方的河》的主人公对少年时代的回忆与反思，无不是将20世纪70年代的往事重新带回到叙述的当下。

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当属张承志创作于1979年的短篇小说《青草》。这篇小说在情节上只是呈现在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知识青年杨平在返城前夜的所思所想。由于作家有意将主人公放置在新旧生活交替的转捩点上，使得已然逝去的知青岁月不断涌上杨平的心头。此外，张承志还使用诸如“往事就像锡林河水一样静静地逝去了，回忆却渗着河岸茂盛的青草味儿，留在杨平的心里”[2]这样带有民间文学气息的抒情语言，让整部作品弥漫着追忆与反思的韵味。而小说《青草》也就成了一篇几乎完全由回忆构成的小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回忆对于张承志早期小说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张承志在其早期作品中如此执著地书写着回忆？作家笔下的回忆又是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些回忆对于作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的写作就是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的尝试。

一

1982年12月，张承志在为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老桥》所写的“后记”中，以动人的语言写道：“我无法忘却我在生活道路上结识的那许许多多，遍布在我喜爱的北方广袤大地上，也许语言种族各异而命运相同的人们。尽管我希望告别抒情，使冰山只露出一点在水面；尽管我也许会使笔触变得愈来愈冷峻；尽管我可能刻画这片大地的荒莽，并真实地表现这里的苍凉与阴暗——我仍牢牢地记着和怀念他们那动人的美。”[3]接下来，作家还表达了对自己作品的期望，即“我也真诚地希望我的同时代人和未来的人们，能从我用心血写成的作品中，看到我们曾走过的道路，我们曾有过的感受和我们曾那样真挚地憧憬过的美好的一切”[4]。从这些表述来看，张承志之所以要在作品中不断召唤出各式各样的回忆，似乎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那些人与事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使得他把小说当作了留存这些记忆的手段，并希望“同时代人和未来的人们”能够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不过，小说集《老桥》的这篇“后记”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张承志一方面将自己对那些逝去的人与事的书写表述为对深刻印象的描绘，但另一方面却隐约透露出呈现这些回忆的举动还蕴含着与同时代人抗争、论辩的意味。作家明确表示：“至少我自己是无法一笔抹杀那一切的：包括我们的或许将被弟弟一辈和儿子一辈窃笑的理想主义，包括我们的激动、奋争和失败，包括革命、民族和历史留给我们的传统，甚至包括我们打的架，我们爱唱的歌。我们和我们的祖国一起，背负着沉重的遗产和包袱前进，若否认它们就等于否认青春、岁月和我们自己。……我反对那种轻飘飘的割断或勾销。”[5]虽然张承志没有直接指出自己在与什么人进行争论，但显然他不愿意像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人那样，将过去十余年的岁月视为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弃之如敝履，而是将其看成“沉重的遗产”，坚持携带着那些记忆继续前行。在笔者看来，正是《老桥》“后记”在对待回忆时存在的这种微妙的差异，透露出张承志处理记忆问题的两种不同方式。也就是说，虽然张承志的早期小说基本上都在描绘各式各样的回忆，但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张力，既显影了张承志早期小说创作的诗学特征，也揭示了作家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并为我们理解张承志此后的创作转向提供了部分线索。

张承志早期作品处理回忆的第一种方式，是将小说讲述的故事转化为主人公的回忆，利用讲述故事的年代与故事讲述的年代之间的距离，将整个情节推向遥远的过去，让主人公反复琢磨、咀嚼那些逝去的人与事对于自己的意义，并由此为小说染上凄美、感伤的气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作家的小说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篇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要由三个段落组成。第一个段落讲述蒙古额吉在暴风雪之夜把皮袍让给知识青年铁木尔，最终导致自己下肢瘫痪。在第二个段落中，牧民班达拉钦因为是牧主阿西尼玛的养子，被外来的蹲点干部错划成牧主成分。铁木尔在额吉的指点下，查阅资料发现蒙古族社会中的养子其实同样被牧主剥削，使得班达拉钦获得平反。而第三个段落则讲述额吉在下肢瘫痪一年半后，遇到一位神奇的民间医生，重新站了起来。由于小说在叙述中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时间标识，使得第一人称叙述者铁木尔本来可以简单地用过去时的方式讲述自己与额吉之间的一系列往事，无需特地强调故事来源于叙述者的回忆。而值得注意的是，张承志却在这篇小说每一次情节转折的时刻，都插入下列叙事标记：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天住进额吉家的情景。[6]

你若想知道这种磨炼是什么，还得从暴风雪刮起的时候讲起……[7]

至今我还记得班达拉钦叔叔那天的神情。[8]

亲爱的朋友，我想，故事就讲到这里吧！[9]

正是这类叙事标记的反复出现，让《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完全演变成了叙述者铁木尔在时过境迁之后，对往事与记忆的怀念和坚守。虽然铁木尔的回忆充满了年少气盛、轻率无知、痛苦与泪水、忧伤与悔恨，但由于在张承志编织的故事中，无论是额吉瘫痪的双腿，还是班达拉钦的蒙冤受屈，最终都得到了疗救与平反，使得铁木尔年少时犯下的一个个过错，成了他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必须要经过的“弯路”。正像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铁木尔发现自己的回忆中包含着“酷暑、严寒、草原与山河，团结、友谊、民族和人民”，这一切让他领悟到：“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主题！这个永恒的主题，是用金子铸成的，无论岁月流逝，无论地动山摇，她的光芒将永远闪烁！”[10]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关于往事的回忆，实际上发挥的是帮助主人公确证生命意义、人生理想的功能。

除了通过不断插入叙事标记，使小说故事转化为叙述者的回忆外，张承志书写回忆的第一种方式还存在着一类变体。以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为例，这部作品以蒙古族少年白音宝力格为视点人物，讲述他与乡村教师之间相识、相知的往事。在故事开始的时刻，白音宝力格眼中的乡村教师是一个内心充满痛苦、“凶神般的黑衣青年”[11]。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乡村教师逐渐用自己对孩子们的赤诚与关怀，融化了他和牧民之间的种种隔阂，更让白音宝力格和他成了“始终不渝的朋友”[12]。不过，就像张承志这一时期大多数充满感伤气息的作品一样，善良的主人公总会遭到命运无情的捉弄，乡村教师先是与心爱的女人分手，最后竟为了抢救孩子们心爱的足球而牺牲在大火中。对于叙述这样的故事来说，作家最为便利的选择显然是以白音宝力格的口吻直接讲述自己与乡村教师的交往，这样的小说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艺术魅力。不过，张承志却执意要在这部作品中加上引子和尾声。于是我们看到，引子里的白音宝力格已经不是那个十四岁的草原少年，而是一位考上了民族学院语文系的大学生，只是因为无意中在迎新足球赛上看到足球，让他一下子回忆起当年的乡村教师，于是泪流满面，展开关于往事的叙述。而在尾声中，作家让白音宝力格“在那鸟儿银翅的闪光中看见了巴哈西（老师——引者注）的灵魂，用我们民族传神的语言来说，那是一颗洁白的心，在爱与苦中燃烧着的心”[13]，再次确证乡村教师以及他身上所携带的高贵品质在白音宝力格心中的不朽地位。应该说，这样的引子和尾声多少显得老套而笨拙，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张承志对于回忆主题的异常执着，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作家为何要画蛇添足地加上这两个部分。

通过对张承志早期作品处理回忆的第一类方式的梳理，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这位作家的写作与同时代人擦肩而过，表现出极强的异质性。将张承志的小说与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进行对比，或许可以让我们将这一点看得更加清楚。那篇在1978年引起全国轰动的小说以主人公王晓华坐在返沪列车上为引子，用“九年了。——她痛苦地回忆着”[14]作为叙事标记，展开主人公对与母亲决裂后的种种遭遇的回忆。仅从这一叙事结构来看，同一年发表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与《伤痕》并无太大的差异，这也是有些评论家把张承志的早期作品归入“伤痕文学”的原因。然而在王晓华的回忆中，读者只能看到主人公在母亲被定为叛徒后，即使与母亲断绝关系，仍然在入团、恋爱等问题上接连受挫，甚至母亲平反后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给她留下无尽的悔恨与感伤。也就是说，知青生活除了在她的心上刻下一道道深深的伤痕，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使得整篇作品充满了无奈、惆怅的负面情绪。与之相比，张承志的小说则要高亢、积极得多，作家在回首往事时，更愿意将那些回忆当作一笔必须严肃反思并继承的“沉重的遗产”，而非避之唯恐不及的债务。正像上文所分析的，知青岁月固然充满了各种苦难，铁木尔等人也由于性格等原因做了不少错事，给周围的人造成了很多伤害，但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让主人公走向成熟，并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二

张承志早期创作处理回忆的第一种模式在小说艺术上相对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些笨拙，显然是初涉小说写作时的选择。随着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的提高，他对自己的写作也越来越有自信，逐渐开始尝试创作一些在叙事意义上更加复杂的作品。因此，在《绿夜》、《黑骏马》以及《北方的河》这类作品中，我们会看到张承志创造出了处理回忆的第二种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中，叙述者展开回忆的时间起点非常模糊，使读者只能隐约猜到那应该是“文革”结束后的某个时间点，却无从去打探清楚。似乎作家匆匆忙忙地让叙述者展开回忆后，就转而书写回忆的具体内容了，根本无暇为读者提供线索让他们弄明白回忆得以生发的具体情境。这就使得在这种模式的小说中，叙述者的回忆内容构成了作品的主体部分，而回忆的行为则只能作为叙事标记、引子或尾声这类附属物存在。然而在第二种处理记忆的模式中，张承志没有仅仅具体描绘叙述者对往事的回忆，同时还以较多的笔墨呈现主人公在“文革”结束后的生活，使得小说叙事在今昔对比中展开，既让小说结构变得更加立体、复杂，也丰富了作品蕴含的社会思考，将作家的情感指向和价值立场表达得更加显豁。

以《绿夜》为例，作家在小说开头处以“这漫无际涯的绿色，一直远伸到天边淡蓝的地平线，从那儿静静地等着他、望着他，一点点地在他心里勾起滋味万千的回忆”[15]这样的句子作为叙事标记，让主人公“我”展开八年前离开锡林郭勒草原时的种种回忆。仅从这里来看，《绿夜》似乎与几年前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随着叙事的发展，作家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离开内蒙古草原，回到北京后的情景：“冬天运蜂窝煤、储存大白菜、夏天嗡嗡而来的成团蚊蝇，简易楼下日夜轰鸣的加工厂，买豆腐时排的长队……”为了加强对比，作家还特意在这段对都市琐碎、局促生活的描写之后，加上“淹没了诗”这样的表述，似乎将那片让主人公“第一次懂得了劳动的艰难和自豪”[16]的草原视为充满诗意的所在，以反衬都市生活的庸俗、平凡。为了进一步强化都市与草原之间的差异，作家还特意安排了表弟、侉乙己这两个人物的出场。前者热情地拥抱现实，拒绝承认历史的价值，也不愿相信理想的存在；后者则用金钱度量一切行为，执意认为主人公的草原之行不过是为了赚取两三千元稿费。在这里，张承志显然设立了一组二项对立，一边是都市、现实与金钱；另一边则是草原、历史与理想。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理想，并在文本中发生激烈的碰撞。于是读者看到，主人公最终走向了草原，寻找逝去的记忆与理想中的生活。因此，“我”在反驳表弟“没落的人才回顾过去”的观点时，明确表示自己要拥抱“由憧憬、艰辛、低下地位带来的屈辱感和自尊感，真正养活自己的劳动中留下的深深脚印组成”[17]的青春。

而后一组价值在小说叙述中，都落实在小奥云娜这个人物身上。作家用“驼羔般聪慧的大眼睛和甜甜的酒涡”[18]、“黑眼睛的小天使”、“明净的小河”[19]等带有诗意的语言描绘这位草原上的少女，并让主人公当真写了一首以小奥云娜为主题的诗，以寄寓自己的理想。如果《绿夜》对小奥云娜的描写仅止于此，那么这篇小说就和第一种模式的作品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在后者中，回忆的功能同样是在新的时代确证主人公过去的理想与信念。然而《绿夜》的有趣之处在于，八年前的小奥云娜会随着时间而成长，因此，当“我”再次来到草原时，寄托着有关草原的美好想象的小姑娘已经改换了模样。也就是说，主人公在城市生活的庸俗无聊中饱受煎熬时，以为理想的生活还在草原上等待着他去探寻。然而当他果真返回锡林郭勒，却发现长大后的奥云娜穿着“沾满油污、奶渍和稀牛粪的蓝布袍”，“没有羊角似的翘小辫，没有两个酒涡”，且“皮肤粗糙”，甚至面对主人公也显得“眼神冷淡”[20]。这不禁让“我”开始哀叹生活在扯去梦想的华丽面纱之后，其内在质地的平凡、单调。特别是当“我”发现瘸会计乔洛“推倒了奥云娜，放肆地扯开奥云娜蓝色和玫瑰红的领口，把酒咕嘟嘟地灌进她的怀里。而奥云娜却似乎十分快乐”[21]时，更是感到愤愤不平，内心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怒火。似乎奥云娜并不端庄的行为践踏了主人公内心的美好记忆。

如果说此前主人公还对生活、理想抱有不切实际的诗意幻想，那么面对着奥云娜身上因时间产生的变化，他开始“领悟”到生活的真相。原来生活并不是善恶分明的，仅仅有理想、诗意、奋斗与昂扬。在清新纯洁、崇高壮美的表象之下，庸常与平凡才生活的本质。奥云娜固然并不完美，甚至有着让“我”感到厌恶的庸俗之处，但正是这样的普通人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劳动中，维系着草原上的生命流转、日月轮回。与深沉的生活相比，清新、单纯的诗显得过于脆弱、幼稚。于是，原本鄙视侉乙己、与表弟争辩的“我”开始反思自身，表示“表弟错了。侉乙己错了。他自己也错了”，承认“执拗地醒着去寻找逝去的梦是件可怕的事”[22]。原本在小说开头处，秉持着理想与诗意的主人公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然而伴随着追寻记忆的旅程，他获得了将深埋在历史中的往事重新续接到当下社会的机会，使得他能够修正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并开始与生活和解。

这一处理回忆的模式，同样出现在张承志这一时期的名作《黑骏马》中，并变得更为复杂。中篇小说《黑骏马》的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和《绿夜》里的“我”一样，是一个热情、善良、脾气暴躁，对生活有着美好憧憬和想象的年轻人。在小说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畜牧厅的干部，因为要为下乡考察的专家担任翻译，重新回到了故乡伯勒根。当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从公社借来的黑色骏马就是当年心爱的坐骑钢嘎·哈拉时，一下子开启了对往事的追忆之旅。此后，这篇小说就分成三个叙述层次。首先是回忆往事的层次，叙述者在其中回顾了自己被父亲寄养在奶奶家里，和索米娅共同成长的往事。在这个层次中，张承志用饱含诗意的笔触，细致描绘了祖孙三人相依为命的温馨、与大自然搏斗的艰辛、共同成长的喜悦，当然，还有悄然萌发的美好爱情。在奶奶的养育下，白音宝力格成长为一名强壮的牧民，并被组织选送到牧技训练班深造，有着光明的前途；索米娅也出落成了草原上的美丽少女；那匹被命名为钢嘎·哈拉的小马驹，更是被白音宝力格调教成有名的快马。面对这样美满的家庭，读者当然会和奶奶一样，希望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能够终成眷属。特别是那段索米娅送白音宝力格上学的描写，两个年轻人在高高的羊毛垛上，在寒风中迎着壮美的朝阳，亲密地依偎、慌乱地初吻、甜蜜地告白，更是让读者印象深刻，在心里祝福两个年轻人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然而，张承志的早期小说永远充满了遗憾与感伤。当白音宝力格学成归来后，发现索米娅被黄毛西拉玷污，怀有身孕，奶奶和索米娅却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热情地准备着孩子的降生。年轻冲动的白音宝力格相信善恶分明、非黑即白，他对奶奶和索米娅异常失望，愤而出走，直到奶奶去世也没有回来看上一眼。

而第二个叙述层次，则是回到故乡的白音宝力格发现奶奶已经去世，索米娅也远嫁异乡后，带着悔恨开始了寻找索米娅的旅程。在寻访的过程中，白音宝力格并没有首先见到索米娅，而是看着当年那些熟悉的家具、器物，听着索米娅的女儿其其格、乡村小学的林老师以及索米娅的丈夫达瓦仓诉说索米娅的勤劳、善良，不断地在内心深处哀叹自己当年的幼稚、无知。在小说临近尾声时，主人公终于见到了索米娅，但当年炙热的感情只能掩藏在平静的外表下，无从抒发。于是，白音宝力格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如果我们能读一本书，可以从中知晓一切哲理而避开那些必须步步实践的泥泞的逆旅和必须口口亲尝的酸涩苦果，也许我们会及时地抓住幸福，而不致和它失之交臂。可是，哪怕是为着最平凡、微小的追求吧，想完美如愿也竟是那样艰难莫测。……我们成长着，强壮和充实起来，而感情的重负和缺憾也在增加着，使我们渐渐学会了认真的感慨。而当我们突然觉得在思想上长大了一岁，并实在地看清了前方时，往事却不能追赶，遗恨已无法挽回。[23]

显然，当年那个脾气火爆的年轻人已经在生活面前低下了头，他承认非黑即白、善恶分明并不能带来幸福，而奶奶、索米娅所秉持的那种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正象征着坚实、厚重的生活本身。小说《黑骏马》最终也是以白音宝力格选择与生活和解，“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24]收束。

而这部作品的第三个叙述层次，则是小说每一段落开头处不断引用的蒙古古歌《钢嘎·哈拉》。这首亘古流传的蒙古民歌讲述主人公骑着一匹黑色骏马寻找自己的妹妹，牧羊人告诉他妹妹去运羊粪了，而当他在山坡上赶上那个熟悉的身影后，却发现并不是自己的妹妹。张承志将这首十六行的民歌以两行一组的形式镶嵌在小说总共八个段落的开头，并用白音宝力格骑着名为钢嘎·哈拉的黑骏马寻找妹妹、索米娅去运煤这类情节与蒙古古歌形成呼应关系，让整部作品产生了一唱三叹的沧桑感。值得注意的是，当作家将男女主人公的故事与古歌《钢嘎·哈拉》对应起来的时候，恰好使得小说原本在现实情境与逝去往事之间来回往复的结构有了历史的纵深感。于是，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的悲剧并不仅仅是由于偶然的悲剧或暴躁的性格，而是生活与历史亘古不变的常态。举起正义的旗帜进行抗争最终被证明是“泥泞的逆旅”和“酸涩苦果”，历史的铁律根本无从撼动，妥协与顺从才有可能在深沉的生活中获得幸福。

三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张承志的早期小说中，两种不同的对记忆的书写方式代表着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在第一种模式中，追忆的旅程最终再次确认了当年的理想。也就是说，无论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有多少苦难与伤痛，它都成为主人公成长道路上的宝贵财富，并滋养着他今后的人生旅途。于是，由当下向旧日时光的回望变成了对过去的确证和坚守。这样的人生态度无疑与改革开放时代“一切向前看”的社会氛围发生着激烈的碰撞，甚至单纯地谈到那段记忆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同时代人的挑衅和冒犯。这一点，张承志无疑非常清楚，他明确表示自己“将永远恪守我从第一次拿起笔时就信奉的‘为人民’的原则……哪怕这一套被人鄙夷地去讥笑，我也不准备放弃”[25]。

不过，第一种模式中与同时代人论辩、抗争的意味，似乎随着张承志小说写作技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发生了改变。第二种书写记忆的模式要比第一种更为复杂，也更加精致，在艺术上要完美、自足得多，但其中所蕴含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却丧失了后者的挑衅性。正如我们在《绿夜》、《黑骏马》中看到的，主人公都执意“要循着一条纯洁的理想之路走向明天”[26]，毫不犹豫地将过去的生活抛在脑后，然而当他们带着满身的伤痕与苦痛回到往日的家园后，却发现那“纯洁的理想”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幸福，意识到生活中并不仅仅有光明、善良与正义，它同时还裹挟着庸常、污秽与龌龊，如果拒绝后者，前者也无以附丽。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反抗的旗帜，选择与生活和解。因此，这类作品是张承志作品序列中少见的一些没有张扬激越情绪的小说，弥漫着浓郁的感伤气氛。特别是名作《黑骏马》，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的爱情悲剧，配合以蒙古古歌的一唱三叹，更是让人生出残酷的命运无从琢磨的感慨。

或许，也正是由于这些艺术上颇为精巧的小说，在价值观、思想情绪等方面不再像张承志此前、此后的作品那样具有异质性和挑战性，使得它们在问世之初就得到评论家们的热情拥抱，被称为“思考成熟的力作”[27]，在以后的岁月里，它们也成了张承志的代表作，被收入各式各样的文学选本。以至于到了今天，几乎没有人会质疑《黑骏马》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经典。如果作家一直按照《黑骏马》的路数写下去，其在文坛上的地位将越来越高，不会出现后来那么多非议与争论。不过，张承志本人却表示，如果人们用《黑骏马》这样的作品来理解他本人的思想，那么多少会产生偏差。他明确指出：“可能有过说我写草原写得好的谣传，但是我事实上刚刚画了几笔就跑远了——大概只有一篇《黑骏马》，而且由于对草原母亲的善意和避讳，我没有敢向洞开的真实试探。原来从那么早我就无意识地遵守禁忌的原则，这一点恐怕无论是非难《黑骏马》的人或是错爱它的人都不曾察觉。”[28]也就是说，张承志觉得《黑骏马》这样的作品并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有太多隐晦和矫饰。他甚至还在1985年的一篇小说中嘲笑读者对其写作的刻板印象：“对不起，我的朋友。这里没有抒情。这里没有一匹姣好的小马驹驰过晨雾迷蒙的草原，没有迎接着迟归的农夫的那些缭绕温柔的炊烟。这里也没有奔腾宣泄不舍昼夜的原野和峡谷间的大河。这里没有动物园，没有供你评头品尾的玩艺儿，没有男人模型。”[29]显然，此时的张承志已经有意识地背弃这样的创作模式，寻找新的写作路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张承志并不是迟至1985年才发生思想上的转变。早在完成《黑骏马》后东渡日本，以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身份从事中北亚历史研究[30]这段时间，作家就对此前那种反思“纯洁的理想”并选择与生活和解的态度就产生了犹疑。于是，在完成于日本的《北方的河》里，其基本的叙事模式虽然和张承志第二种书写记忆的模式一样，都是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与对“文革”时代的追忆之间的交错中展开，却充满了激动不安的情绪。如果说《黑骏马》以诗意的笔触书写主人公与生活的和解，最终呈现出的是和谐、纯美的意境，那么《北方的河》则着力呈现主人公站在几乎所有人的对立面上与命运进行的搏斗，因而显得动荡、焦躁而饱含张力。在这个意义上，《北方的河》对记忆的书写方式似乎成了张承志早期作品的“绝唱”，预示着作家的写作风格将发生某些重大改变。

中篇小说《北方的河》由一条主要线索和一条隐含的线索组成，前者讲述主人公为了准备参加人文地理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察北方的黄河、湟水、永定河等长河巨川的历程，而后者则呈现主人公将自己过去的生命经验写成一首名为《北方的河》的长诗的经过。在第一条叙述线索中，故事同《黑骏马》一样在当下情景与历史记忆之间展开。只是与《黑骏马》相比，记忆的部分被极大地压缩了，而以当下的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主人公在十余年后再次来到黄河岸边，偶遇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摄影记者，并相约一道去考察那些北方的河流。在漫长的旅途中，两个人触发了各自对“文革”时代的种种回忆，在相互交流中展开不同人生观的对话。女孩的父亲由于是国民党老兵，被狂热的红卫兵活活打死，使得只有十二岁的女孩不得不亲手擦去父亲尸体上的血迹，受到极大的心理创伤。因此，就像她在湟水边拍摄的那张破碎的彩陶照片一样，女孩觉得生活就如同一个陶罐，一旦打碎就永远不能复原，必须尽快找到安稳的立身之所才能获得安宁。主人公虽然同情女孩父亲的遭遇，但完全没有因自己曾经也是一名红卫兵感到后悔，而只是觉得自己身上肩负了更重的责任。正如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在追求理想的旅途中，他似乎与生活中的所有人为敌，如一只愤怒的公牛般蔑视并践踏一切陈腐、压抑的社会规范和人情世故，不顾一切地要达到目标。由于不符合报考研究生的条件，主人公一边刻苦复习，一边则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用上欺骗的手段要换取一张准考证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主人公与女孩都生活中在追求理想，但他们显然并不是一类人。后者希望自己的摄影创作得到业界的认可，然而其努力只是为了在社会上获得更加安稳的位置。这也就是她自己所说的，她希望寻找一块“岩石”做“理想中的依靠”[31]。而前者则始终处于“在路上”的状态，不断在生活中树立新的目标，并展开不顾一切的追求。他明确向女孩表示，自己考上研究生后也不会像常人那样，走一条从讲师、副教授直至教授这样寻常的学术道路，而是有可能转行去当一名诗人。这样的选择让女孩非常震惊，在钦佩之余，放弃了对主人公的爱情，选择从徐华北身上获得“泥泞长旅中的温暖”[32]。由于主人公总是在追求理想，不断地与庸常的生活进行搏斗，使得整部作品显得焦躁不安，与此前《黑骏马》营造出的平和、纯美的意境极为不同。甚至在语言风格上，描写主人公为了实现理想与现实肉搏的部分也显得粗粝、尖刻，剔除了《黑骏马》那种一唱三叹的沧桑与诗意。显然，张承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他的主人公拒绝与生活和解，始终与后者保持高度紧张的关系。

有趣的是，《北方的河》隐藏的第二条叙述线索，也就是主人公所从事的诗歌创作，则将小说主线所摒弃的诗意再次召唤到故事中来。张承志这样描写主人公写诗的场景：

他来不及字斟句酌，但他惊喜地发现已经有些亮闪闪的字眼排着队，不可思议地从笔下涌出，留在他的稿纸上。……黄河，额尔齐斯，湟水，无定河和永定河；阿勒泰的巍巍大山，黄土高原的沟壑梁峁，新栽的青杨树林，以及羊群和马群，漂浮的野花，彩陶的溪流，铁青的河漫滩——都挟带着热烈的呼啸一涌而至。那些大河两岸的、为他熟识了又与他长别了的人们的面影正在波浪中浮沉隐现，亲切地注视着他的眼睛。他写着，手微微地颤抖了。他发觉自己正大胆地企图描绘一个粗犷的大自然，一个广阔的世界。[33]

如果说在第一条叙述线索中，回忆带给男女主人公的只是痛苦与重负，那么在这里，记忆开启的则是一个神奇、美好的境界，它唤醒了深埋在脑海中的祖国山河与熟识的人群，让主人公在缪斯降临的时刻重新感受到幸福。也正是将心中的回忆转化为文学文本的时候，总是要释放怒火的主人公终于收获了难得的平静，在记忆的推动下完成了他酝酿已久的诗作。

由此，我们也可以窥破记忆在小说《北方的河》中发挥的功能。对主人公来说，“文革”期间在祖国各地饱览壮美山河、与底层人民熟识的经历成了最为美好的回忆，是绝不容人置喙的禁脔。他不愿意像《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那样，在与现实生活的碰撞中修正“纯洁的理想”，即使面对女孩的父亲被红卫兵打死的惨痛事实，他也拒绝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彻底批判。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语境下，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疑与主流倾向有着遥远的距离，以至于这一时期的批评家很快就敏锐地察觉到“他（指张承志——引者注）对红卫兵精神的偏爱”[34]。因此，《北方的河》中写作风格截然相反的两条线索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正是由于执著地坚守逝去年代的理想，才使得主人公与当下的社会生活在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一旦全身心地沉浸在关于过去的回忆之中，诗意则从他的笔端奔涌而出，营造出和谐、纯美的氛围。似乎主人公在面对各式各样的情境时，要依据自己过去的记忆对它们进行价值判断，并由此选择不同的态度，使得回忆成为这部小说绝对的叙述中心。

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回忆无疑是张承志早期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并伴随着作家小说写作技术的成熟和思想倾向的变化，发展出复杂多样的叙述形态。或许，我们可以用“回忆的诗学”来指称张承志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方式。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类作品中，由于作家执著地坚守逝去年代的理想，使得其对回忆的呈现，完全成了再次确证、升华当年理想的手段。在叙述形态上表现为淡化对当下情境的书写，用较为生硬的方式“强行”展开对记忆的描绘。而在《绿夜》、《黑骏马》等小说里，张承志以颇为纯熟的叙述技法使故事在当下与过去之间反复摆荡，让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相互映照，最终，主人公修正了自己当年“纯洁的理想”，与生活和解。这似乎意味着张承志曾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弃了自己一直坚守的另类理想，拥抱当时文坛的主流倾向。不过很快，随着东渡日本从事学术研究，与主流文坛拉开距离，使得张承志笔下的回忆再一次表现出极强的异质性，成了对庸常、肤浅的当代社会的抨击。在这个意义上，回忆既是张承志早期小说的重要主题，也是作家思想状态的“风向标”。似乎张承志对待生活的每一点细微的态度变化，都能在回忆的书写模式中找到相应的影子。因此，虽然《北方的河》在问世后广受好评，收获了巨大的荣誉，但其中对待记忆的态度却预示某种异质性的东西正在萌芽。作家后来的创作变化也表明，这种异端倾向将使张承志逐渐与文坛主流疏远，走出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 

 

注释

1 蔡翔：《在生活的表象背后——张承志近期小说概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

2 张承志：《青草》，《老桥·奔驰的美神》，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

3 张承志：《后记》，《老桥·奔驰的美神》，第260页。

4 张承志：《后记》，《老桥·奔驰的美神》，第263页。

5 张承志：《后记》，《老桥·奔驰的美神》，第261页。

6 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老桥·奔驰的美神》，第113页。

7 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老桥·奔驰的美神》，第115页。

8 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老桥·奔驰的美神》，第123页。

9 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老桥·奔驰的美神》，第125页。

10 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老桥·奔驰的美神》，第126页。

11 张承志：《阿勒克足球》，《老桥·奔驰的美神》，第8页。

12 张承志：《阿勒克足球》，《老桥·奔驰的美神》，第34页。

13 张承志：《阿勒克足球》，《老桥·奔驰的美神》，第45页。

14 卢新华：《伤痕》，载《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15 张承志：《绿夜》，《老桥·奔驰的美神》，第203页。

16 张承志：《绿夜》，《老桥·奔驰的美神》，第204页。

17 张承志：《绿夜》，《老桥·奔驰的美神》，第204页。

18 张承志：《绿夜》，《老桥·奔驰的美神》，第204页。

19 张承志：《绿夜》，《老桥·奔驰的美神》，第208—209页。

20 张承志：《绿夜》，《老桥·奔驰的美神》，第209页。

21 张承志：《绿夜》，《老桥·奔驰的美神》，第210—211页。

22 张承志：《绿夜》，《老桥·奔驰的美神》，第212—213页。

23 张承志：《黑骏马》，《老桥·奔驰的美神》，第96页。

24 张承志：《黑骏马》，《老桥·奔驰的美神》，第111页。

25 张承志：《后记》，《老桥·奔驰的美神》，第260页。

26 张承志：《黑骏马》，《老桥·奔驰的美神》，第58页。

27 季红真：《沉雄苍凉的崇高感——论张承志小说的美学风格》，《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28 张承志：《草原小说集自序》，《清洁的精神》，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29 张承志：《GRAFFITI——胡涂乱抹》，《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页。

30 参见马梅萍、黄发有《张承志文学年谱》，载《东吴学术》2015年第4期。

31 张承志：《北方的河》，《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第92页。

32 张承志：《北方的河》，《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第78页。

33 张承志：《北方的河》，《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第89页。

34 季红真：《沉雄苍凉的崇高感——论张承志小说的美学风格》，《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