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农村有句俗话：杀猪杀尾巴，一人一个杀法。写小说也大抵是这样，每个作家从素材积累到写作习惯都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写小说的，但是我的每个小说却来自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或者是我听到、看到的事。

说个具体的故事，大约在九二年吧，我有次坐班车到一个叫姚店的镇子上去，走到李渠，那里正在举办庙会，唱戏的剧团挂的牌子竟然是我家乡的名字，我一时好奇就下了车。到了剧团人员驻扎的地方，打问了半天，才明白，这个蒲剧团是我们县一个镇子上的小蒲剧班子，俗称“家戏团”或者“娃娃剧团”，团长姓袁，这阵正不在。我等了半天，袁团长就从对面坡上扛着一大袋面下来了。我搭讪着问，你干啥去了？他告诉我说，蒲剧团两个后生昨晚打了一架，结果人家庙会会长不愿意了。捎来话说，唱戏是让神神高兴哩，你们人打架，纯粹是惹他老人家生气哩么。所以，一定要扣工钱。袁团长没办法，就早晨买了点烟酒，去看望了庙会会长，好说歹说，人家才答应不扣钱了。至于扛的面，那是路过时捎的给团里买的。——多少年了，这个袁团长扛面从坡上下来的这个镜头我一直没有忘记，总会时不时想起。前年，我就由此写了个中篇小说《郎的诱惑》，发在了《清明》杂志上。——各位看官，瞧见了吧，我的小说总是来自于一个不经意的细节，来自于个人的生活经历，然后经过酝酿、发酵，最后敷衍成的。

载于《当代》2018年第五期的中篇小说《胡不归》，说来也有个故事。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叫姓薛，他原是市里的一位领导，退休后，便回到了家乡，成天伺候着老妈。在乡间待的这五六年间，他作为一个乡绅级的人物，为村里干了许多事：修了路，硬化了巷道，编写了村志，建起了祠堂，但也因此，有了许多感慨。他给我说了一些小事，比如，有个外村妇女来村里下苹果，因为把一个枝弄坏了，村民就罚了她50元。另一个妇女晚上睡觉来了月经，不小心把主家的褥子弄脏了，也被罚了50元。而他为了公益建个祠堂，抽水的人竟然按外村用水标准来收取水钱。……集体的事，根本没有人支持，大家都在说风凉话或者看哈哈笑，很多人不是盼着好，而是盼着“乱包”。他说这些话时，就有一种忧心忡忡，觉得村民虽然有钱了，但一个比一个更自私，更实际。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由此可见一斑。——我能理解他的感受，他原来是局长，高高在上，所看到的总是真善美，现在亲身经历这许多事，和先前的差距那么大，难怪他失望之极了。他不知道，在我们村，还有更可怕的事，尽管家家都缺地，但大几十亩地，已经被人为地闲置好几年了。反正闲着就让闲着呗，我种不成，只要你不种着就成。这一切，便是我这篇小说《胡不归》的缘起。——往往就是这样，那些在别人眼中的大事，报纸上的头条，作家是不关注的，也是记不住的，而就是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一些大家看来习空见惯的片断，却是作家写作的真正来源。就像这件事，他说过就说过了，感叹完就完了，但这些事情却像在我记忆力生了根似的，仿佛有生命般，不断地折腾着我，真到有一天，我把他写成小说，发表在杂志上。——写作如同养娃娃，看来这话真是没错的。

非常感谢《当代》杂志社，算上此篇，这几年，我在《当代》一共发了四个中篇，一个短篇，这些作品其实可以看作是姊妹篇的，如果用一句话说作品的关联性的话，那就是一直都在关注着富起来的百姓精神走向，再说大一点的话就是始终在关注着乡土文化秩序的重建。从《上访》到《春季里那个百花香》，从《2012年冬天的爱情》到《胡不归》，毫无例外，都是这样。

经济发展只是整个社会发展一个方面，肯定不是全部，决定一个民族未来的是其精神追求。仅有钱，但没有精神追求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就像农村俗话说的虚胖子，脸再大，身体再肥，人家一拳打来，也能打个满脸开花。远的不说，当初的大清朝便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例子。

写到这里，我忽然记起了一件事，前几天翻着手机看微信，看到易中天讲解元曲时说的一句话：离统治阶级越远，离底层人民就越近，自己的身段放得越低，艺术的成就便会越高。那么，就用这句话作为我这篇小说创作谈的结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