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弗洛雷斯: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

来源:澎湃新闻  | 程千千  2018年08月29日11:22

“拉美文学不仅仅只有魔幻现实主义,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保丽娜·弗洛雷斯说。

这位出生于80年代末的智利年轻作家如是说道。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上面印着她喜爱乐队的LOGO;金色的头发藏在帽子里,手臂上则布满了玫瑰、月亮、弓箭的文身,还有伍迪·艾伦电影《曼哈顿》的女主角头像。装扮如此洒脱不羁的她,在谈话中始终保持着轻柔的语调,即使是在表达一些尖锐观点的时候;一个小时的采访里,她一直面带微笑,眼睛时不时就眯成一对月牙。

毕业于智利大学西班牙语文学专业的保丽娜·弗洛雷斯,是智利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2014年,她凭短篇小说《奇耻大辱》斩获罗贝托•波拉尼奥短篇小说奖;次年同名短篇小说集出版,获评智利艺术评论界最佳新人小说家奖和圣地亚哥市立文学奖;2016年该小说集在西班牙出版后,短短3个月内连续加印3次,引发阅读热潮;这本短篇小说集最近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入中国,中文名为《最后假期》。

《最后假期》收录了弗洛雷斯的九篇短篇小说,这些故事多从青少年视角展开叙述,以孩童之眼呈现成人生活的种种窘困与挣扎:在《奇耻大辱》中,两个女孩本来试图帮助自己的父亲摆脱窘境,却使他陷入了新的“奇耻大辱”之中;在《塔尔卡瓦诺》中,看上去勇敢无畏又肆意妄为的“忍者”少年们终究摆脱不掉悲惨现实的阴影;而在《最后假期》中,主人公在两种天差地别的人生道路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九个短篇故事,九种酷烈童年,九个刻骨铭心的记忆瞬间,带领叙述者穿越孩童世界与成人世界间的幽暗闸门,抵达今天。

在上海书展期间,澎湃新闻记者对作家进行了专访。采访中,弗洛雷斯明快地表达了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不认同,认为集体主义的写作已经过时,她更关注的是社会环境中个体的境遇。而她最喜欢的作家是罗贝托·波拉尼奥。谈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弗洛雷斯微笑地表示,希望自己能创作出和《2666》一样伟大的作品。

【专访】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开始文学创作的?是否从小就立志成为作家?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直到20岁才开始写作,成为作家并不是我从小的梦想。小时候我虽然也爱写日记,但从未想过以写作为生。但我潜意识里感觉自己是很喜欢文学的,所以读大学时凭直觉选择了文学专业,从此开始了大量的阅读。读了很多书,结交了一些梦想当作家的朋友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对阅读和写作的兴趣,于是开始自己写作。所以我成为作家,其实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结果。不过我的写作并非依靠天赋和运气,我认为要是真正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天赋只起了一小部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将它作为一份工作来认真对待,投入很多时间在吸收知识与写作练习上。

澎湃新闻:你多次提及罗贝托·波拉尼奥,他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确实很喜欢波拉尼奥。当我刚开始决定要成为一名全职作家的时候,就去认真拜读了他的作品。他的小说非常引人入胜,能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也很为他书中的浪漫情怀而着迷。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谈到拉美文学就只会想到魔幻现实主义,而波拉尼奥的影响力证明了不写魔幻现实主义也可以获得成功。波拉尼奥的写作风格跟我的风格很相似,所以他在文学上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次来参加上海书展,我看到书展上也有很多波拉尼奥的书,我很感动。因为波拉尼奥是拉美文学的开路先锋,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先引进了波拉尼奥的作品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或许我的书就不会被引起,我也不会有机会来到这里。

至于个人经历方面,波拉尼奥并非出生于精英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在过去,我一直以为作家一定要来自书香门第,而波拉尼奥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原来普通家庭出身的人也可以成为如此杰出的作家。他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在写作的道路上走下去。

澎湃新闻:你谈到波拉尼奥的作品不是魔幻现实主义,这是你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所以你并不认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吗?

保丽娜·弗洛雷斯: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有点复杂。首先,我承认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气势恢宏、语言优美,叙事方法也很独特;但由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是男性,作品也局限于男性视角,在他们的作品中女性的存在感是很弱的。而我个人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所以我并不喜欢魔幻现实主义的这种倾向。

其次,魔幻现实主义是上个时代的产物,那是集体主义的年代,比较强调政治环境对群体的影响。而我觉得时代已经变了,集体主义不再是主流。现在我更关注的是大环境对个人的影响,所以比较认可个人主义的写作。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你是如何在写作中践行女权主义的?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并不看重女权主义的思想理论,更愿意在行动中实践我的坚持。作为一名女作家,我在跟媒体和出版社打交道时,经常会传播我的一些女权主义的观点。我在作品中不会明确地提出女权主义,也不确定我的作品是否反映了我的女权主义思想,但我确实在小说中有意识地描绘更为具体的女性形象。我在书写女性角色时,不想把她们写成绝对的好人或坏人,而是希望体现人性的复杂性。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女性角色在拉美文学中的地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因为在以往的拉美文学作品中,最吸引读者的大多是男性角色,而我希望女性也可以成为重要的文学角色。

澎湃新闻:《最后假期》一书中的九篇小说,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们不同的生活,笔触非常细腻真实。你的灵感从何而来?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的灵感来源是多种多样的,随时发生的某件事都可能会激起我的写作灵感。有时我会去猜测路人身上发生的故事,有时也会把道听途说的趣事写进小说里。我的小说反映的是我观察世界的一个视角,包含了我对世界的种种看法;故事本身可能是编造的,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而我所做的只是用小说的形式,通过我的观察,将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

我想我的小说之所以能让读者感到很真实,是因为在动笔写一个角色之前,我会对这个角色进行详细的背景设定,我会去构思角色的家庭状况、学校生活、交友状况等等,再设想角色在这个故事环境下,以他/她的性格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我的背景设定非常全面详尽,但最后真正写进小说里的内容只是冰山一角。其实我是个挺爱胡思乱想的人,我夜里经常失眠,是因为每当我想起一件事,就会把这件事所有可能的后果、应该如何应对,都全面地想了一遍。这种性格对个人生活可能会造成困扰,但是这种周到的思考方式,对文学创作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澎湃新闻:《最后假期》中的九篇小说多以青少年视角展开描写,为什么会选择青少年视角?青少年和成人的世界有何不同?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觉得青少年是很好的故事讲述者,因为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不自觉地受到时代的影响,却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时代,所以能够隔一段距离去旁观所处的时代。我的小说里虽然写的是青少年的故事,但讲故事的人已经长大了,实际上是一个成年人去回顾自己童年时的某一段经历,是如何影响了自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想写智利过去的独裁时代的故事,但身处时代之中往往是看不清楚的,必须等过了这个阶段才能更好地看清全貌。而青少年是能够保持一段距离去描述那个时代的故事讲述者。对我个人而言,在独裁时代,我的年纪跟我笔下的青少年是差不多的,从同龄人的视角写作对我来说更顺手。

澎湃新闻:《最后假期》写了多长时间?写作中最感到艰难的一点是?

保丽娜·弗洛雷斯:写作加上出版时间大概有两三年。作为一名女作家,写作男性视角、把握男性的说法方式是最令我感到困难的。写完之后我拿给朋友看,朋友都会说男人不会这么说话,所以男性视角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用第一人称写作,因为这样可以把故事讲得更为精确具体,并展开更细致的心理描写。

澎湃新闻:《最后假期》作为你的第一部作品,就获得了很多嘉奖,你也因此成名。对此有何感想?

保丽娜·弗洛雷斯:刚刚出版第一本书就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我当然感到自己非常幸运(笑)。但成功背后我也付出了很多心血。这两三年的创作中,我每天对着电脑写作,这个过程很艰辛也很孤独;并且作为一名刚出道的作家,我在出版过程中也遇到很多挫折,比如被出版社拒绝,被编辑再三要求修改等等。我经历了这么多艰辛,所以我觉得自己值得拥有这样的成功。

现在虽然成名了,但我的创作一点也没有变得更轻松,顶多会在出版上不再遇到那么多周折,但创作经历本身的痛苦并不会改变。

不过,虽然痛苦,我还是很享受写作的过程。我在写作中是全情投入的,情绪会随着笔下的情节剧烈起伏,这是独属于写作者的快乐。并且通过写作,我可以更好地感受文学的魅力,更精准地操作词汇和语言。我也非常喜欢语言学和修辞学,并乐于在写作中研究和实践它们。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要将短篇小说作为你创作生涯的开始?

保丽娜·弗洛雷斯:首先是出于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当时我还是学生,忙于上课、写论文和打工,没有那么多时间投入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并且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出版长篇作品是更为困难的。

另一层原因是,我在系统学习文学类型时,看了很多优秀的短篇小说,我意识到短篇小说也并不好写,一篇好的短篇小说的构思是非常精巧复杂的,并不比写作一个长篇容易。比如我在读爱丽丝·门罗的作品时就感觉很震撼,因为她可以在一个很短的篇幅里把故事讲得非常完整。于是我就想自己也尝试做到这样。不过作为一名作家,我不想拘泥于一种创作类型,所以我现在写的第二部小说就是长篇了。

澎湃新闻:你的新长篇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方便透露吗?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的新长篇发生在智利南部,一个气候恶劣、狂风呼啸的海边小城,讲的是一对父子和一名水手之间的故事。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最后假期》的延续,因为《最后假期》是一本关于过去的小说集,讲述过去人们是如何犯下错误,如何经历一些改变人生方向的往事,如何走过命运的转折点;而这部新小说想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你过去犯下了一些错误,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开始。

这部小说的悬疑色彩很浓,我想把它写得更精彩,情节更有吸引力。我会写到罪犯的逃亡,一些争执和打斗,看起来会有一点动作片的感觉。所以我现在也在看悬疑类的通俗作品,思索如何把我的小说写得更生动有趣。

澎湃新闻:所以你的新作更偏向于一部通俗作品?你并不在意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的界限?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不认为借鉴通俗小说的风格会削弱我作品的文学性。我希望自己能够把精彩的故事情节和诗意的文学表达相结合。福克纳的《圣殿》就是能一部能够兼具这两方面的杰作。我想在情节性和文学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像福克纳那样的大师一样。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在全球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你的写作目前看来依然聚焦于智利本国的现实。这是否是你写作的主要方向?

保丽娜·弗洛雷斯:目前为止我的写作确实更偏向智利本土,我确实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有限。不过我依然在学习和了解中,包括这次来中国,我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我也有一些朋友在亚洲生活,从他们那我了解到了亚洲人的生活状态,都能为我未来的创作提供素材。

我很关注移民、难民潮等等流行的全球话题,也尝试在写作中反映一些全球化的问题,比如我现在正在写的长篇小说中就出现了外国人角色。我所希望自己能在写作中达到的目标,是能把整个世界的大格局,在一个小小的村庄的故事里就能反映出来。

澎湃新闻:在文学创作上,你想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是否有一个追随的文学偶像?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的偶像当然是波拉尼奥,他的《2666》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巨著,我希望自己未来也能创作出这样伟大的作品。我不是想模仿波拉尼奥的风格写作,而是想成为和他一样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能够对后来的创作者有所鼓舞和启迪的人物。

不过我也是很矛盾的(笑),有时我野心勃勃;有时觉得自己现在就挺好,我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