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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柯艾略:整个宇宙都在合力助他实现愿望

来源:新经典(微信公众号) | 刘愚de说书  2018年08月24日09:26

71年前的今天,一位伟大的作家在南半球的巴西诞生。

按照星座学的说法,8月24日出生的人,天生有一股探究奥秘的冲动。不论是哲学或科学、实践或理论上的研究,都是他们追求的对象。这些探索和追求,能帮助他们寻得生命的意义。

星座学虽属迷信,但听到这样的描述,一些读者可能已经猜到,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位作家是谁——

他早年曾痴迷西方的炼金术,后来写了一本关于“炼金术士”的寓言式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他的作品常有冒险、魔法、神秘传说等元素,带有奇幻色彩;

他的文字富有诗意和哲理,常谈及生命的意义与“天命”,蕴含一股激励人心的力量。

他就是巴西的“国宝级”作家保罗·柯艾略。

2016年,保罗·柯艾略根据一战期间著名女间谍玛塔·哈莉的真实经历,创作出了小说The Spy(《间谍》);2018年4月,《间谍》中文版上市。这部不同于柯艾略以往小说的颠覆性新作,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女人为了追求自由而成为舞女、妓女乃至战时间谍的传奇一生。

小说中,玛塔·哈莉说,自己在黑色森林尽头,不会追究那些恶意指控自己的人,而会和着节拍跳起轻快的舞蹈。下文来自明白app“刘愚说书”频道,《间谍》不仅是保罗·柯艾略在寓言与现实之间建立联系的新尝试,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他对死亡、生命意义和梦想思考的延续。

「预备!」

「瞄准!」

「开火!」

「她膝盖一弯,整个身子倒向了右边,双腿在皮衣下蜷曲起来。她一动不动,脸朝向天空。」

「玛塔·哈莉已经死了。」

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Paulo Coelho)的小说《间谍》(The Spy),在一个枪决场面下展开全篇。

保罗·柯艾略,这个名字,连同足球和《圣经》,是巴西最耀眼的三个字眼。一般而言,柯艾略的作品都含有哲学意味和宗教色彩,他喜欢使用丰富的寓言来表达主题。但是,他在《间谍》中却舍弃了寓言这一写作手法。

这部小说取材于一战时期著名女间谍玛塔·哈莉(Mata Hari)的真实的经历。在创作之前,保罗·柯艾略阅读了大量史料和传记,但正如他自己在手记中所说:「这本书并无意成为玛格丽莎的传记」。

他在史料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增删,并创造性地加入了不少语言和心理描写,使原本陌生遥远的玛塔·哈莉在保罗·柯艾略式的演绎下,血肉饱满地走进读者的内心。

在小说一开始,作者详细地描绘了女间谍玛塔·哈莉服刑前那讲究体面近乎诡异的准备过程:

「她穿上黑丝袜……从衣架上取下了一件及踝的皮大衣,大衣的袖子和领子是用另一种材质,可能是用狐狸毛皮制成的。她把这件衣服套在睡觉时穿的重工丝绸和服外面。她轻轻梳理着凌乱的黑发,把它们绾在颈后,戴上一顶毡帽,并在脖子上系了一根丝带,好让帽子不被荒野上的疾风吹跑。」

临刑之际,却不厌其烦地奢华,且极具仪式感地装扮自己,不禁令人心生疑问:她真的不怕死吗?她究竟是什么人?有着怎样的故事?

 

01.玛格丽莎的迷失

一战前,荷兰吕伐登的一对商人夫妇生下一个漂亮的女儿,取名为玛格丽莎·泽尔(Margaretha Zelle)。为了让孩子免遭家庭破产的变故,这对夫妇将女儿送到了莱顿城接受优质的教育。但他们没有想到,这将成为玛格丽莎的一场噩梦。

在莱顿的学校里,16岁的玛格丽莎遭到了校长的性侵。从此之后,性爱在玛格丽莎眼中便成为了无关爱情的机械运动,她长久地陷入了对爱情既渴望又惧怕的奇怪循环。

由于内心的困惑与恐惧,玛格丽莎决定把自己的遭遇隐瞒起来,并通过咀嚼别人的类似遭遇来获得慰藉。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

「据我所知,她们当中已经有两个人受到了侵犯……不过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给了我一丝宽慰。」

但这样的学校,玛格丽莎一天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有一天,她看到报纸上一则荷兰军官的征婚启事。相识仅仅三个月,见面不过三次之后,玛格丽莎便决定嫁给大自己二十岁的苏格兰裔荷兰军官鲁道夫·麦克劳德(Rudolph MacLeod),并和他一起迁居到印尼爪哇,她说道:

「印度尼西亚,军官,长途旅行,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一个年轻女孩梦寐以求呢?」

这似乎是解脱不幸的「梦寐以求」的婚姻,却成为她另一场噩梦。

婚后,玛格丽莎的丈夫对她已非处女的事耿耿于怀,在小说中,她这样回忆到:「他最大的乐趣莫过于重演我被强暴时的场景」。丈夫会要求玛格丽莎穿上与当年最相似的衣服,时而做出清纯少女的模样,时而又必须大喊出声像个妓女。

在配合丈夫完成各种近乎虐待的性爱表演中,玛格丽莎渐渐迷失了自己。她的性格蒙上了忧郁的阴影,只能终日以厚重的妆容掩盖身上的伤痕。

玛格丽莎的意志在这段不幸的婚姻中逐渐消沉,摆脱束缚的冲动也被枯燥可怖的生活一点一点榨干。

 

02.成为玛塔·哈莉

玛格丽莎在这种病态的生活中行尸走肉般活着。直到她看到了那场改变她一生的舞蹈表演,直到她目睹了一位妻子的死。

小说中,她在爪哇时曾经应邀欣赏一次舞蹈表演。那场舞蹈有着「宗教仪式中入定般的氛围」,对此,玛格丽莎的感受是:

「我头一次体会到,鲁道夫、荷兰和我死去的儿子都只是一个死生轮回的世界的一部分——就好像母亲当年送给我的种子。」

玛格丽莎从爪哇舞蹈中获得了宗教启示般的灵感,她从中感受到一种极致、纯净的美。她意识到:「舞蹈是一首诗,每一个舞步都是一个词语」。

这种对舞蹈的领悟深深地印在了她心中,也导致她在后来初次登台舞蹈的时候,就颇具哲学意味,并体现出了「遥远国度的『虔诚』与『活力』」。

她初次表演的叫做「七层纱」的舞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使她一跃成为当地著名的脱衣舞女郎。不过,玛格丽莎虽然善于运用自己的女性魅力获取各种机遇,但她如果只是出于世俗诱惑的目的,恐怕也无法「脱」得如此心安理得。在小说中 ,她说:

「不了解我的评论家总是妄加评议……但事实上,在舞台上我只是彻底忘我了,把自己全然交给上帝。这样我才能如此轻易地脱掉衣服……我的身体也只是宇宙运动的一部分。」

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我把那种低俗的表演变成了艺术」。

也正是由于玛格丽莎的舞蹈不同于庸俗的宽衣解带,当其他脱衣舞纷纷遭禁的时候,她却不仅能够继续演出,还受到众多名流、艺术家的青睐。

那一次在爪哇的观舞经历,不仅对她的舞蹈产生了关键性影响,还使她在精神上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根据小说的描写,在观舞的过程中,军官安德烈亚斯与大多数男人一样兴致浓厚地与玛格丽莎谈笑,这时,军官醉酒的妻子走了过来,她宣告所有权似的挽住安德烈亚斯的手臂,并对玛格丽莎半倾诉半企求道:

「为了这份爱,我竭尽全力去斗争……今世之后还有来生,在那里我将不必再企求一个男人的陪伴,好填满那空虚的日日夜夜。」

随后,军官夫人掏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扣动了扳机。

玛格丽莎后来回忆到:

「安德烈亚斯的妻子用她的血为我施了洗礼,从此以后,我将永远自由,尽管我们都不知道这份自由意味着什么。」

之后,她先回到了荷兰,又独自一人逃往法国。

在出境前,她决定埋葬自己的真实身世,化用安德烈亚斯亡妻的姓名,因为「安德烈亚斯妻子的血施与了我第二次生命」。

对她而言,旧名象征着一切的耻辱与痛苦。她以更名换姓的方式宣告了旧我的消亡与新我的重生。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一场庄重的生命仪式。

从此,玛格丽莎·麦克劳德终于冲破家庭、世俗与国家的茧房,蜕变成了自由独立的玛塔·哈莉。她将是「男人眼中的尤物,女人眼中的仇敌」,她将获取丰厚的报酬,过上富足的生活,甚至操控几个国家的命运。

好像从这时候起,她才真正拥有了生而为人,生而为女人,所应有的自由而丰富的生命。

柯艾略在小说中对她的内心进行了窥探和揣测:

「我相信自己现在经历的一切只会让我更加出名。谁不想被视为一个致命的蛇蝎美人、一个充满秘密的『间谍』呢?只要不会真的陷入危险,全世界都愿意和危险调调情。」

对于玛塔·哈莉来说,「光有钱是不够的,我还想要更多!」

间谍的身份对她极具诱惑,她也自认为具备充足的经验,能够游离在危险边缘却不至于陷入其中。

跑到法国后,为了让自己更显神秘,玛塔·哈莉杜撰了一套身世,谎称自己是爪哇印度僧侣的后裔,从小学习印度舞。不仅如此,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她还办了假护照。她欺骗众人说自己是单身,以打造周旋于名流政客之间的优势……

玛塔·哈莉,正一步一步摆脱对家庭的依赖,打破世俗道德的约束,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交际花。

在充满危险与刺激的生活中,她可以自如地周旋在各国政客高官之间,只需要出卖自己的魅力、舞姿与身体,就可以掌握几个国家的命运。对金钱、权利的追求成为了玛塔·哈莉实现自由的方式,她享受这个过程,并从对男人的征服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然而,她这种对于理想和自由的追求无疑是在刀尖上跳舞,也最终令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03.成为「替罪羊」

「妓女,我做过。间谍,从来没有!」

对于玛塔·哈莉审判的过程,小说中着墨并不多,但保罗·柯艾略却运用典型的人物语言,将读者顺利带入到当时的情境当中。

玛塔·哈莉之所以坚决否认自己是间谍,却非常愿意接受妓女的身份,也许是因为妓女的身份代表着别人对她魅力的认可,也许是因为妓女身份意味着不必受道德的束缚,不必依赖丈夫和家庭。但无论如何,这都只是玛塔·哈莉自己的一面之词,至于她究竟是不是间谍,我们除了读克鲁内律师为她写的信之外,还需要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去汲取资源。

一战期间,荷兰是中立国,荷兰的国籍给了玛塔·哈莉自由来往于各国之间的自由,也为她在各国之间传送情报提供了便利。

她频繁周转于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引起了战争中各国的注意。同时,玛塔·哈莉正如克鲁内律师在信中说的那样,不仅没有收敛自己的言行,反而到处张扬吹嘘,甚至声称自己「和德国皇帝的儿子『W王子』睡过」。

她的张扬与编造谎言的行为,使她给人留下了虚张声势、不可靠的印象,也对她后来在审判中的申辩造成了不良影响。

玛塔·哈莉在为德国效力时,代号为「H-21」。当初她接受这个火车座位号一样的代号,只是为了自己需要的两万法郎,以及护照和通行证。至于这个代号究竟意味着什么,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她其实从来没有考虑过。她对间谍工作也的确毫无一丁点重视,接受任务后刚一出门,她就将用来抄写秘密信息的隐形墨水,随手倒掉了。

据玛塔·哈莉所说,在那之后,法国也发现了她的利用价值,并收买她成为法国间谍。虽然法国后来对此矢口否认,但根据历史记载,玛塔哈莉在当时的确流转于各国政要之间,并得知了不少消息。

将小说中的描写和历史的记载结合起来看,玛塔·哈莉虽然居于间谍的位置,却并非出于成为间谍的目的;她虽然辗转于各国之间,传递的也不是真正关键的情报,而是无关战争痛痒的花边信息。也正是因此,她拒绝承认自己是一名导致法国战败的间谍。

然而,无论玛塔·哈莉最初的动机如何,她都的确接受了间谍的工作安排并进行了信息的传递,都是不争的事实。

1917年1月,法国情报人员截获了一封从西班牙发往德国的电报,并认定电报中的「H-21」就是玛塔·哈莉。但奇怪的是,这封电报采用了此前已被法国破译的编码,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是一次有意的误导,对玛塔·哈莉,则是蓄意的陷害。然而,在「被需要」的特殊时刻,一切蛛丝马迹都可能成为无需核实的确凿罪证。

当时,协约国已在一战中死伤几十万,处于非常被动的局势。士气低落的法国急需找到一个「替罪羊」来扛下罪名,以转移社会舆论的注意力。这封电报的出现,正逢其时,玛塔·哈莉成为了「替罪羊」的不二人选。

根据史料记载,此案的审判官莫尔内(Mornet)当时给玛塔·哈莉做出的评判是:

「这女人所做的坏事简直难以置信,她或许是这世纪最强的女间谍。」

如果一定要追究玛塔·哈莉的死因,不妨引用她的辩护律师克鲁内的这句话:

「你不仅是因为间谍罪被指控,更是因为你敢于挑战世俗,而这是不可饶恕的。」

而玛塔·哈莉对此这一切似乎也早有准备,她在遗嘱中就提到:

「大家都知道我会死,不是因为这桩荒谬的间谍指控,而是因为我决定成为我一直梦想成为的人,梦想的代价总是很高。」

对此,作家兼记者保罗·吉玛德在玛塔·哈莉死后说:

「这话只能你知我知:我们掌握的证据是如此不充足,甚至都不足以给一只猫定罪。」

就在战争、间谍、死刑犯,这些充满强权、暴力色彩的字眼即将为玛塔·哈莉的一生画上句号之际,她用自己的身体作出了最后的「反抗」:面无惧色地向行刑者致以飞吻。

这个出现她生命最后时刻的飞吻,仿佛是在向世人宣告:世界大战这场由男人主导的惨剧,虽然可以将女性卷入其中,并将女性作为替罪羊处决杀害,却不能磨灭女性作为主体对自身价值的认定。她们可以在生活中遵行自己的价值逻辑。

而当女性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个原本冷酷残忍的人类悲剧,也因此而具有了爱、美,甚至温柔的色彩。

 

04.玛塔·哈莉,从未死去

「预备!瞄准!开火!」如小说开头,玛塔·哈莉被程序般地处死,她的头颅则被割下,经过防腐处理之后保存在巴黎的一个解剖博物馆中。

但在2000年,人们发现玛塔·哈莉的头颅不见了,但具体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并不能确定。

回到玛塔·哈莉死后的历史现场,人们将看到这样的身后事:与借助「替罪羊」自慰的法国相比,德国则淡忘了H-21,开始用他们真正的武器(男人,芥子气和火药)抵挡盟军的进攻,人的自由和生命都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再然后,女性的权利意识逐渐崛起。越来越多的女人像玛塔·哈莉一样想要打破对家庭、丈夫的依赖,甚至出现与玛塔·哈莉受到相似指控的女间谍埃莱娜·布莱恩,但她不再具有玛塔·哈莉使用的名叫「魅力」的武器。从这个角度讲,玛塔·哈莉无疑成为了「女间谍」的巅峰。

英国作家弗吉利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三个旧金币》中曾说:

「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玛塔·哈莉。她不愿被排除在战争之外,被动忍受战争带来的惶恐与不安,更不愿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某个人或某个国家摆布。

她要在正义和法律失去效益的战时,谋求生而为人应有的自由,实现主宰自己精神和肉体的,身为女人的自由。尽管这些再正常不过的诉求,在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初,显得那样的难得而危险。

这样的危险,玛塔·哈莉早就意识到:

「德国人和法国人在互相残杀,但他们却不能对一个女人手下留情,而她最大的错误不过是在一个愈加封闭的社会中拥有一颗自由的心。」

玛塔·哈莉应该清楚,她的行为在多个国家间都引起了不小的影响,但她恐怕不会想到,在自己死后的几十年甚至更久之后,居然会成为诸多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原型与素材。

无论是莱内·洛维奇的音乐剧《玛塔·哈里》、葛丽泰·嘉宝出演的电影《魔女玛塔》,还是詹姆斯·卢塞诺创作的小说《玛塔·哈莉事件》,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后世了解玛塔·哈莉传奇一生的突破口。

玛塔·哈莉在成为「女间谍」与「蛇蝎美人」的代名词之余,也成为了女人在两性战争中占居主动地位的象征。

保罗·柯艾略在一次接受奥普拉·温弗瑞的采访时,说过这样一番话:

「如果明天我就要死了,那第一件事就是花我一半以上的时间和我爱的女人在一起……我非常疯狂,走了极端,但我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因为我做了我想做的一切……我想要成为一名作家,我也的确写出了作品……这是我的梦想。」

这简直就是《间谍》中玛塔·哈莉式内心独白的现实版。因此,这部小说不仅是保罗·柯艾略在寓言与现实之间建立联系的尝试,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他对死亡、生命意义和梦想思考的延续。

之所以说「延续」,是因为在《间谍》之前,保罗·柯艾略就将这种思考呈现给了读者。

比如在《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中,他的这种人生理念以「天命」的形式体现出来:

「好像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别人应该怎样生活,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生活该怎样,就像释梦的老妇人,不知道如何把梦变为现实。」

「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情。」

「完成自己的天命是人类无可推辞的义务……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

而在《维罗妮卡决定去死》中,保罗·柯艾略则写道:

「我想继续做个疯子,按照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其他人希望的方式生活。」

类似的观点和话语是保罗·柯艾略塑造的众多小说人物的共同追求,更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从这个角度看,柯艾略写下这本《间谍》,几乎可算是必然。

而历史中,小说中,那个独特的女人玛塔·哈莉,也似乎从未死去。

他在史料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增删,并创造性地加入了不少语言和心理描写,使原本陌生遥远的玛塔·哈莉在保罗·柯艾略式的演绎下,血肉饱满地走进读者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