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简介：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谜鸦》《浣熊》，文化随笔《小山河》《绘色》等。

有人说葛亮有颗“老灵魂”。说法不知从何时起，大约来自他这几年最负盛名的小说《朱雀》和《北鸢》：年轻作家难得有这般耐心和笔性，打磨古典词句，细细摹状旧时人情风物，打捞湮没在民国烟尘中的古都往事。见到葛亮，提及此，他笑言：“那你接触我，觉得怎样？”——似乎又难一言以蔽之，眼前的他分明入时、敏锐，言谈举止颇有西方风范和都市气息。葛亮点头说，对呀，一个人是一个综合体，一个作家也有不同的面相，一方面在观念里接受传统的滋养，另一方面生活在现代城市里，有对当下的挖掘。

最新的小说集《问米》出来，就有记者问葛亮，是否要“转型”。人们印象中的葛亮是《北鸢》里的葛亮、“老灵魂”的葛亮，《问米》里一系列小说背后的葛亮却面目多端，突破了古典的范式，时而惊悚，时而悬疑，时而诡谲，时而绮丽，纷纷披了都市的面纱，魑魅魍魉，魔性万端，异化人的心魔纷纷而来。葛亮说，其实这些小说在写作时间跨度上和《北鸢》是差不多同时的，只是书次第出来，容易让人误解。在他看来，只是代表着自己写作的另外一个面向：如果说《北鸢》、《朱雀》等衔接着他对祖辈致敬的立场，反映了从历史到当下的完整轮廓，那么《问米》就更多切入的是对当下和内心的叩问，每一篇都代表着他对当代社会认知的某个层面。就如第一篇《问米》里的通灵师阿让，每个人都能通过和他的交流看到自己的内心，就像一面折射世间千万情状的镜子。作家也是一样。葛亮说，这种种不同面向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他。对于读者来说，《问米》的风格或许意外，但他珍惜这个“意外”。

与之相应的，是扑面而来的充满陌生化的语言修辞和氛围意象。《问米》里有七篇小说，每篇的标题都是一个意象，问米、罐子、鹌鹑、朱鹮、龙舟、竹奴……葛亮擅长从意象出发，结撰起他的故事。他的人物总被他置于某些非常态的境遇下，突破了波澜不惊中的蒙昧和不自信，生生逼出内心或正面或邪恶的小宇宙。

葛亮生于南京，后赴香港求学，现为香港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与中国作家普遍擅写乡土不同，他的写作中映照着五光十色的城市魅影。从《朱雀》的南京、《北鸢》的天津与上海，到《问米》，则遍历东南亚、岭南、西北、香港等等，无意间为他所谓“没有结论”的现代城市拼了一块版图，留了一份当代人需要间离观看的影像。

或许和文学教授的身份有关，葛亮爱提及审美的概念。采访结束时问他，在他这些题材迥异风格多变的作品里，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内核？他想了想，依旧给了一个审美意义上的回答：对文字的要求——“文字的表现形式不同，气韵构造有异，但我对文字本身有一个标准，无论任何题材，都坚持审美的取向和趣味。”

喜欢悬疑小说的作家

《书乡》：《问米》很有悬疑风格，你也在后记里写到悬疑小说对你的吸引。悬疑小说作为类型文学，多数时候在主流文学圈中是不获首肯的，但你似乎没什么偏见。它何以打动你这样一个被视为“纯文学”的作家？

葛亮：我们对悬疑小说会有某种程度上的成见，认为它注重逻辑的密度而牺牲了对人性、对社会背景和语言审美的考量。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有个很喜欢的日本小说家横沟正史，从他身上，我看到对本格的执迷并不一定以牺牲其他元素为代价，他就能将各方面比较好地融在一起。

我一直认为小说的故事内核是重要的，它和形式之间并不矛盾。而故事的逻辑恰恰为我非常注重，悬疑小说在这一点上很打动我：本格推理步步指向结果，其实也是指向人性。只是悬疑小说所揭示的人性面目通常是非常阴晦的，这点我不十分认同，我认同的是它逻辑所指向的一种审美的意义，一种“造境”，就好像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间谍。我在《朱雀》中也写到一个美国间谍泰勒，便是借用了推理小说元素，构置了一个特殊的“文化自在体”：他热爱中国文化，又担任间谍工作，一方面从家国民族立场有背离，另一方面内心却经历着煎熬。

《书乡》：悬疑小说往往会陷入为悬疑而悬疑的机关当中，但你似乎有意在超越，比如《问米》这篇，在神鬼的外壳之下，落到了一个很真实的悲剧上来。在平衡悬疑性、惊奇性和真实性、现实性上，你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葛亮：我们一直以来觉得本格推理太过硬，就像一个方程式，由因必然导致果，这恰恰是我在这部小说里特别警惕的，我不想让人感到严格的甚至严厉的构造方式。所以你看到这本小说里虽有推理的外壳，但结局有的让人意外、有的荒诞，都不是非常严谨的本格逻辑应当达到的结果。这其实就是人的无力感诞生的来由，我们作为平常人甚至庸常人，当被置于一个非常的情境下，每个人所能爆发出的张力及其带来的效果都是不能预想的。

这里面最接近本格的是《朱鹮》。我以《朱鹮》作为整个系列的结尾，其实也是一个致敬，来向读者表明我心中的本格是怎样的。这个故事的破案过程以“我”作为线索，而最后嫌犯是“我”，有点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在破案过程中，“我”在不断伪装和拷问自己。这是超越伦理、道德、法律的情感，不能用任何一些规则去定义，这也就打破了本格的界定，是我想要的。

《书乡》：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因你同时写长篇和短篇，你对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有什么特别的理解吗？

葛亮：短篇小说更像时代和生活的横断面，其意义在于，提供你的灵感以一个突然释放的空间。短篇是可以围绕一个灵感来写作的，就像《问米》里，是一个通灵师瞬间打动我。长篇则因为年代跨度，需要形成一个体系，包括对历史的感知，价值观、世界观和很多一系列的细节。短篇没有这么大的空间，要产生一击即中的感觉，最重要的一点是意象。你看我每个标题都是一个意象，中国语言审美讲究言未尽而意已达，我尝试与读者分享这些可以回甘的东西，我相信我的读者都非常聪明。

《书乡》：在语言层面上，你也有多幅笔墨。《北鸢》的语言非常古典，《问米》里则有更加多样的呈现，你如何去打磨和寻找合适的语言形式？

葛亮：写作本身是一种翻译，或者说转译，由不同的语言转译出来，效果完全不一样。典型表现就是《北鸢》，不仅是在反映时代，也是在转译文化。民国时期的文化气象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专门打磨了一套语言，不是单纯白话文，也不完全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语言，而是找到一种二者互相渗透的结合体，既能感知那个时代的气韵，也符合当下读者对语言的审美，能让他们接受。

尝试用不同语言写作是我的习惯，也是一个小说作者必须面临的检验和考验。你不能想象用精致典雅的吴侬软语去表现《问米》里那个带有一点粗粝、痞气、但有好奇心和悲悯感的角色，所以他是个北京年轻男人。当他遇到通灵师阿让，阿让是南方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对位。

书写“没有结论”的城市

《书乡》：你是南京人，后来长居香港，但你的小说中有更加丰富的地域性。很多作家一般只写自己熟悉的城市，但你好像没有太大的障碍，对各地的语言风俗都能做到熟习，这种跨越地域的写作是有意识追求的吗？

葛亮：你读得很仔细。这些篇目是我在十年里写的，其间我去了很多地方，会深深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冲击，从而刺激人生的某一个面向。《问米》就是因为我在河内遇到了这样一个通灵师，他的生命历程当然没有那么传奇，但给了我一个启发。如果不去河内，我就不会写这个小说。《罐子》里的侉叔是隐姓埋名逃难到岭南的西北人，北方是土文化，安土重迁，南方是水文化，这中间就有一种砥砺，我想写出这种砥砺。如果二者不碰撞，就不能体会到铁汉柔情，以及对历史的回魂有怎样的应和。《竹奴》是一个温柔的故事，氤氲着南方水气。这一方面是审美的考量，另一方面，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因子，塑造着不同的文化呼应，借由这样的呼应，人的多维度和丰富度就出现了。

《书乡》：之前采访过一些主要写乡土的作家，他们有时会表示，写乡土容易，写城市却常常把握不住，但你笔下的城市故事都游刃有余。张悦然说，你扭住了现代都市中人的心魔，这种“心魔”在你看来是什么？

葛亮：应当是来自当代人的不自信。乡土是中国文化生长的渊源，在我们的审美体系和价值观上，认知程度已经非常高了。但到城市写作境遇中，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不再连接乡土中国传统，而是移植了新的西方价值体系，使得人心产生了更加大的驿动、浮动，变得更加难以捉摸。所以说当代城市在写作层面上的难度是相当之高的，因为它没有结论。

《书乡》：那么你觉得城市文学的核心应该是什么？

葛亮：我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叫“常与变”（笔者注：出自沈从文《长河·题记》），所以我为什么喜欢沈从文先生，虽然他也是在写乡土，而且不喜欢城市，但他非常精准地抓住了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在变迁中的社会最基准的东西。在我的城市书写里，我也不仅仅去写最fashion（时尚）的东西，也很注重它们和传统的连接与砥砺。中国的城市生活有特殊的根基，和西方不一样，符合西方现代城市建造意义上的大陆城市只有一座，就是上海，而北京、南京、西安等都是以都邑为基础发展的，所以写中国城市也就没法回避“常”的那一面。在我们的城市背景中依然是有乡愁的，就像我在《北鸢》里写到天津，和上海的气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书乡》：香港应该和上海是一类城市吧？

葛亮：香港反而更加有乡愁，因为它的本土化历程更加艰难一些。上海人觉得自己之所以作为一个上海人，是他与生俱来的现代性。而香港在被殖民的历史中，非常强调本土元素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呈现为一个土洋结合的文化形态。

文学研究者的最强逻辑

《书乡》：《问米》、《不见》、《朱鹮》等很多篇都涉及了戏曲元素，你本身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吗，是否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滋养？

葛亮：我挺感兴趣的，我家里几代人都是票友，外公、外婆父亲、母亲等，我的了解明显不如他们，也不敢自居为一个票友，但他们给我很多指点。戏曲一方面代表我们传统文化的部分，另一方面的意义是，借由相对简洁的方式，表达复杂的人性和时代的综合体。中国戏曲最令人着迷的在于它的这种写意性，这和我对文学和文字的审美是一致的。

《书乡》：小说中也涉及各种各样的知识和职业，包括动植物甚至理工科等等。这是平时的积累，还是为写小说有意识地查找资料？

葛亮：两方面都有。我父母都是理科的教授，我爷爷在大学教艺术史，对我这方面有一些启发。《不见》中杜雨洁母亲的形象有一些就来自我的母亲，她是数学教授，日常也习惯说把什么数目Σ（数学中的求和符号）一下，觉得比把什么“加起来”更带劲。职业会植入到对生活的理解。小说家需要表达不同的人，就像卡佛说，好的小说家，对日落和旧鞋子都会充满了好奇。不同人的思维模式对同一件事的反映结论可能是不同的，反映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想表现的恰恰就是这种差异性。

《书乡》：说到职业，你同时也是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这重身份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葛亮：最近被问到这个问题四次了，真的很重要吗？（笑）首先这个身份不是负累，否则我早就辞职了。人们总有某种成见，认为研究者思维是理性的，小说作者是感性的，但对我并不是这样，两方面我都很受益。学术训练对写小说是有帮助的，提供了脑力上的激荡和交流。比如长篇小说里这么多人物，我从来没画过一张人物关系图，却不会写乱，所有人物都会在我脑子里，有来处有去处。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研究者身份带给我的一种逻辑感；第二点就是做案头。案头工作对研究者非常重要，不仅仅是fiction和non-fiction（虚构和非虚构）的区别，不是说非要做史料，而是做这些会让你有底气；第三，作为研究者需要做一些田野考察，深入人群，这对写作大有助益。比如我和老辈交流，最着迷的一点就是，他今天讲的和昨天讲的不一样。作为研究者会困惑，觉得他们怎么这么不严谨，但作为小说作者，又会觉得带来了文本的开放性。这种双重身份对我来说产生了某种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