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是一个春雨淅沥的凌晨，我奶奶因久病已处于弥留之际，她叮嘱着妈妈：“老四已经送人了，一定要把老大老二老三的户口转到城里来，让他们回到你们身边……”奶奶临终前的遗言，不仅让我父母有一种揪心的痛，也让我这一辈子刻骨铭心。那一年，我十四岁。

后来父亲告诉我，奶奶去世的那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给我们三兄妹的户籍由农村转回城里带来了希望。在那些年月里，父母为解决我们三兄妹的户籍问题，每天除了上班外，几乎都在为这事而四处奔波。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户籍与农业户籍有着明显区别，一个非农业户口就意味着有口粮、国家可以安排工作、分配住房和享受公费医疗等等待遇，就连找对象，也会因为你拥有一个非农业户口而身价倍增。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太湖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我们兄妹六人，加上奶奶，一家共有九口人，人多收入少。我的父母都是手工业工人，在街道集体企业工作。那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日常生活用品都靠计划供应，粮食也是根据年龄及个人身份、职业定量限量供应，而我家人口多，仅靠父母那一点粮票布票，远远满足不了一家人的生活需求。

1968年，就在父母为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而一筹莫展时，国家发出了动员令，号召城市居民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以解决城市居民粮食供应不足等问题。奶奶跟父母商量后，便决定由她带着我们年长的三兄妹先下放到农村，在距县城三十多公里的卢祠大队（现已改成黄岭村）插队落户。那时，奶奶五十多岁，身体也还算硬朗，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不大。在当时来说，全家做出这样的决定也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既能解决一大家子的口粮问题，又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何乐而不为呢？从那时起，我们一家人便城乡两相隔，一半成为城里人，另一半变成了乡下人。那一年，我四岁。

在随后的岁月里，奶奶在乡下一边参加各项劳动，一边抚育照顾着我们兄妹三人。为了减轻奶奶的负担，父母只得又将大妹转送到外婆家寄养。父母依然在城里上班，只在公休日时，才有时间到乡下看望我们。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我的弟弟和两个妹妹又相继出生，父母又把弟弟送到乡下与我们一起生活。奶奶带着三个小男孩，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成为生产队的超支大户。那时候的超支大户，类似于现在的贫困户。

那一年夏天，生产队里有一对无儿无女的夫妻，看到我弟弟后，十分喜爱，萌生抱养之意，生产队里也有人帮着善意撮合。奶奶听了好心人的话，沉默了好大会儿才说：“我晓得你是好意，但把自家的伢送给别人养，我真是舍不得。这事得等伢的父母来了再商量。”月末，父母来乡下看我们。那对夫妻来商量。夫妻俩一再恳切地承诺：一定会像待亲生儿子一样抚养弟弟。父亲看着一脸倦容的奶奶，又瞅瞅正在地上欢快玩耍的小弟，沉默无语，心如刀绞……在生产队队长及其他乡亲们的好意劝说下，父母终于狠下心，忍痛割爱将弟弟送给那对夫妻抱养，弟弟的户籍也转到了乡下。

1980年，在父母的四处奔走下，我家的现状得到了当地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的重视，并指示相关部门协调解决我们三兄妹的户籍问题，不能让三个孩子像孤儿一样在农村生活。其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抚慰着人们久已渴望的心田，更是给我们三兄妹的命运带来了转机。这一年的春天，我们三兄妹终于如愿以偿将户籍转回到城里，回到父母的身边。而我弟弟因为改了姓，户籍永远留在了乡下。

邓小平南巡讲话给全国人民鼓足了创业的热情，全国上下，也再一次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1993年，我就是在那股创业热潮中离开老家来到北京寻求发展的。虽然我在北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户籍依然是家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我试图将自己的户籍调转进京，但一直未能如愿。

到今年，我在北京已整整工作、生活了二十五年，买了房子安了家，北京对外来人口的管理也由暂住制度改成居住证制度。前不久，依然生活在农村的弟弟来电话告诉我，说他跟弟媳已经到浙江宁波去带孙女了。他们的二儿子在宁波发展得非常不错，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我在电话中笑问他是不是还想把户籍也转到宁波去，弟弟笑着回答说，户籍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心中的这个疙瘩早就解开了。

弟弟在电话中告诉我，如今在安徽老家农村里，农民的生活不比城里人差。随着国家对农村一些新政的颁布实施，农民的医疗、养老等问题也开始纳入到政府管理体系。农业户口也已经取消，建立起了城乡居民统一的登记管理制度。这都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好处，把农民真正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

就在我接到弟弟电话后没几天，北京又出台了一系列新政，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外来人口也可以实行积分落户，高端技术人才还可以优先落户。看来，我及我妻儿的户籍转到北京也会梦想成真。

新的时代，新的起点。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彻底打破，不再有“城里人”“乡下人”的等级区别，人们生活得更加平等和谐、富足安康，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迁徙。而我家族成员的户籍变迁，也折射出国家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伟大征程中，所做出的艰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