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改革开放40年了，这期间中国发生了怎样巨大深刻而令人瞩目的变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切身的感受。也许角度不同，也许获益参差，但每一个人都应该不会否认：改革开放给自己、给家庭、给国家带来了各种机遇和变化。

作为一个在报刊工作了30余年的编辑，同时作为一个出版过超过20部书的写作者，更会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不必谈微博、微信、公众号、电子版网络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等等带来的巨大变化，单从稿酬的变迁也真的是令人感慨良多！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是可以不必有固定工作，靠稿费生存，如鲁迅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也可以靠稿费生活、养家，如傅雷、巴金先生。而现在，作家或自由撰稿人更可以靠稿酬、版税生存，一个作家的版税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收入，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文革十年” （1966至1976年），稿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被取消。在少的可怜的报刊上发表作品，是被严格划框的，所有的报刊几乎都是一种声音，文学艺术作品都要遵循“三突出”原则（突出工农兵英雄人物高、大、全），千面一腔，千篇一律，无论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等，写作者皆无稿酬。只有当时所谓“写作班子”，可享受住宾馆免费（或象征性交极少的钱）一日三餐，但亦无稿酬。

1975年，我在《北京文艺》（《北京文学》的前身）《诗刊》发表文艺评论，那时写文章难多了。比如曾遵照编辑部指示，去写刘心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盖着红印章的考卷》的评论，先熟读，再去刘心武在什刹海的家中采访、深谈，完稿后经编辑反复指导修改，才得以发表。编辑高进贤、邹士明二位，看我才20岁，奖励后进，送给我一些稿纸、音乐会演出票，这已是格外鼓励了。记得当时《水浒传》出版，去书店根本买不到，编辑部给了我一张购书票，真是令我惊喜莫名。那时没有写文章发表得稿酬的概念，报刊也极少，能发表文章已经非常不易，只有光荣，而无计较。那时《北京日报》也会刊载《北京文艺》每期的作品目录、作者姓名，一经刊出，必致传扬。至今仍记得《诗刊》请我去参加《毛主席词二首》发表座谈会，前辈济济，以业余作者身份叨陪，心情真是紧张、激动，印象深刻至今不忘。阎纲先生对我的书面发言颇为关注，“即之也温”，奖掖有加，由文章的行文语句还询及我的家世上辈。那个年代的业余作者，由写作得到这样的机会会由衷感到荣幸与兴奋，从来没有写文章得稿费的想法。

“文革”结束后，稿酬制度恢复，但标准很低。记得1980年左右，任中国新闻社专稿部专栏撰稿人，为海外华文报纸副刊写文史随笔，千字稿酬不过10元左右，一个月少则四五篇，多则七八篇到十多篇。给《北京晚报》写的短文稿费也不过10元上下，但在那时也已算很高的收入了。加上给全国各类报刊写稿，一个月收入不菲。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点钱恐怕不屑一顾。但那时我是一个20多岁的业余作者，每月除了工资还有几十元甚至百多元的稿费，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一些报刊还常举办杂文评奖，奖金数百元至千元不等。我曾获过一次报纸杂文二等奖，除稿费外，奖金五百元，迅速购置当时名牌“天坛”书柜三架，放置宅中，左右顾盼，心中甚为自得。而现在，稿酬千字千元，甚至更高，出书版税可以获得10%，皆曾亲历。想起30多年前，一篇千字文不过几元至十几元，真是恍如隔世了。

时光荏苒，40年沧桑巨变，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稿酬标准不断提高，只要勤奋，完全靠稿费生存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以自己的心血和劳动为读者带来精神的享受，为国家纳税，更是一个脑力劳动者的贡献和光荣吧。

稿酬的变迁，当然只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的一个小小的侧面，相比起经济腾飞、国力增强、百姓生活水平逐渐步入小康、国际地位提高、科技实力迅猛提升等等，稿酬的变化也许微不足道。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变化，也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媒体人，由亲身经历而发自内心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