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乡村题材影视剧创作越来越少，究其原因：制作环节，生活在大城市的导演、编剧已经脱离乡村生活许久，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为创作提供激情与灵感；播出环节，购剧者常以题材的“土”“洋”之分将乡村题材影视剧“拒之门外”。在8月1日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与《当代电视》共同主办的牛建荣导演乡村题材影视创作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影视剧创作应当反思从远离乡村到聚焦北上广、从远离北上广到跨西方视域表述背后的真实动机，题材没有“土”“洋”之分，文艺作品更不是追“时尚”，那些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归根到底还是表现了人心，无论是农民、白领、企业家，人类的心灵世界与普世情感是平等的。导演牛建荣多年深入生活、扎根乡村，先后编导了《喜耕田的故事》《湖光山色》《幸福生活万年长》《翠兰的爱情》《太行赤子》等电视剧与《伞头和他的女人》《七儿娘》等电影，形成了关注乡村、反映乡村的题材特色与风格特征，用艺术的方式聚焦乡村变革，塑造了喜耕田、李保国等富有时代精神的艺术形象，与会专家对导演牛建荣不贪大、不求多，专注于乡村土地深耕细作的可贵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

以社会发展变革中的重大事件为背景

在相关政策扶持下，村庄面貌一年一个样，几年大变样，因而乡村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更应该准确感应时代脉搏，跟上时代步伐。与会专家认为，导演牛建荣能够紧扣时代主题，特别善于以社会发展变革中的重大事件为背景，例如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以国家宣布免除农业税为背景，剧中农民在这项政策的影响下，重新对土地恢复了信任，恢复了热爱，重新靠种田过上美好生活；电视剧《湖光山色》则以国家重点工程南水北调为背景，描绘了当代中原地区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痛苦、欢乐和希望，讴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优秀传统理念；电视剧《太行赤子》以扶贫攻坚为背景，讲述了李保国几十年如一日地把他的科研成果应用到扶贫工作中，虽然并不是农村人，却把自己变成了农民，直至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山区生态建设扶贫工作的感人故事。牛建荣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准确把握时代方位与时代精神。有专家谈到，缺乏把握时代方位与时代精神的所谓的现实主义是伪现实主义，这样的教训有许多，一味搞笑、丑化农民，是将农村发展从时代发展中剥离开来的表现。牛建荣作品所呈现的农民虽充盈情感纠葛，但却是活生生的人；农村虽存在各种矛盾，但却是社会发展中的真实存在。

以小人物的命运遭际呼应大时代

牛建荣的农村题材作品中，表现的基本都是小人物，最大的官也就是乡长、镇长、村委会主任。与会专家认为，牛建荣镜头里的这些小人物，大都心地善良、性格开朗，对生活充满热情、充满希望，这种富有农民质朴底色的人物形象与当下同类题材影视作品中充斥着挣扎、焦虑、负能量的人物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牛建荣执导的电影《七儿娘》中，生了七个孩子的七儿娘因“忌口”只保住了七儿一个，七儿加入青年军，抗战结束后却因内战还不能回家，七儿娘迈着小脚走上了寻子之路，小人物七儿娘身上迸发出令人动容的母爱力量；在他执导的另一部电影《伞头和他的女人》中，三男两女的三角关系成就了一段百转千回的爱情悲剧，影片将充满道德危机的人物关系构建得合情合理，浓墨重彩地描摹了小人物张爱兰感人的大爱情怀，向观众展示了乡村女性朴实、纯洁、善良的美好形象。

以文学性的自觉追求为己任

看牛建荣的作品总让人想起山西著名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牛建荣出生在吕梁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祖辈辈一直靠农耕生活。18岁前从没离开过生他养他的热土，曾是吕梁市离石一乡村的拖拉机手。牛建荣把乡村生活中生动鲜活、富有时代气息的地方土语、人物性格、精彩故事等都注入到自己的影视作品之中，深得观众喜爱。

与会专家认为，牛建荣置身于乡村写乡村，与山药蛋派的文学前辈一样，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有着较为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山药蛋派作为特殊年代孕育发展和成熟的文学流派，尽管在今天似乎不那么外显和集中了，但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早已渗入民族文化的生命之中。牛建荣传承和弘扬了山药蛋派的优良传统，其作品体现了山药蛋派精神的特质和美学追求，在文艺创作的方法论层面，他以农民的视角去表现农民，写自己的土地、写自己的邻居、写自己的父老乡亲。

1962年，山药蛋派代表赵树理曾谈到，深入生活做局外人是不行的，必须要成为生活的主人。与会专家认为，当下许多乡村题材影视作品暴露出叙事主体与审美主体的脱节，它们多以喜闹剧出现，笑点都是基于审美差距所形成，这种不自觉的居高临下的创作方式虽然收获了廉价的笑声，但对乡村而言却是一种干扰、侵入甚或自尊层面的伤害。相比之下，牛建荣自觉进入乡村主体情感内部，展示乡村生活逻辑和文化形态的做法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肯定。

闭门造车只能生产文化快餐。牛建荣不仅沿袭了山药蛋派的创作精髓，还主动借力文学原著打造文化大餐。在小说和影视剧结合的初期，牛建荣执导的电视短剧《画画》便改编自山西作家张发的小说《山里娃》，艺术地透视了失学农村女孩在城里人面前所激发的自尊意识。后来，牛建荣还将作家周大新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改编成24集同名电视剧，反映了中原大地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变化。

以地域特色展现文化自信

山西不仅是牛建荣的家乡，还是一块文化厚土，在艺术表现上，牛建荣大力挖掘山西的万荣(县)笑话，左权(县)民歌，河曲(县)二人台，他的影视作品中，总能发现独特地域文化打下的深深烙印。与会专家举例谈到，电影《七儿娘》中，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割黍子、掰玉米、收葵花等离石人平日的基本劳作，还可以看到离石弹唱、离石锣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影《伞头和他的女人》更是将山西临县伞头秧歌搬上大银幕，并将伞头秧歌与人物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影片中独特的山西民居窑洞与农村婚礼习俗等无不散发着浓郁的地域特色；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中人物对白具有明显的山西腔，摄影大量运用动态构图，跟随拍摄，观众视点与摄影机视点合二为一，充分展现了导演对地域文化的喜爱与特别关注。牛建荣不是农村的“代言人”，而是农村的“发言人”，他镜头中的乡容乡貌、乡音乡情，正是他由衷的文化自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