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生也许能记住三件事：故乡的景，故乡的人，故乡的菜。父亲喜欢说他的故乡，说高邮湖，说大运河，说高邮的由来，说那儿的特产美食。更有说头的是高邮故人：秦观、苏东坡、蒲松龄，还有个叫汪曾祺的。

几位故人里，苏东坡和蒲松龄人人皆知。这两人并不是高邮人，是高邮的客。苏东坡在徐州任职时爱往高邮跑，喜欢去泰山庙的文游台与高邮才子秦观雅集，两人好得不得了；蒲松龄曾在高邮的盂城驿做幕管事，《聊斋志异》便是那时候写的。汪曾祺是地地道道的高邮人。

古有秦观，今有汪曾祺，这是高邮人的骄傲。因为我是高邮人，我便成了汪迷。

1939年夏天，19岁的汪曾祺取道上海，辗转香港、越南，到了云南昆明，抱着碰运气的心态报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那儿有他崇仰的三位老师：闻一多、朱自清和沈从文。

西南联大一共办了八年零十一个月（抗战胜利后各校返回原地），培养的名家大家众多，汪曾祺是其中之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并未拿到毕业证书，因为英语和体育两门必修课不及格。西南联大课时宽松，考时甚严，成绩不合格而没拿到毕业证书的学生甚多。教体育的马约翰很强调站姿——站直。汪曾祺讨厌这个洋教授，他年轻时就有些驼背，始终未能直起来，所以上了几节便逃课。英语是靠记背的，汪曾祺上课从不做笔记，本打算抄人家的，结果考试那天睡过了头，得了零分。缺学分就不能毕业，必须补考，只好在学校多待了一年。恰又逢当局征调应届毕业生充当援华美军的翻译，否则作开除论。汪曾祺自知英语不好，死活不去，那就只能算肄业。学校出来后，汪曾祺因回家路费无着，继续滞留云南，先后在昆明、上海教了几年书，然后跑到北平去找恩师沈从文。没文凭是很难找到工作的，穷困的汪曾祺差点寻死。恩师谆谆开导，给予支助，四处求人，总算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为学生寻到一条生路。

汪曾祺一生多舛，好在有一个如父的恩师多方关照，这才安稳了下来。

因为对某张黑板报评说不慎，汪曾祺在“反右”时被瞄上了。幸运的是有人替他说话，逃过一劫。1958年文联整风复查，“反右补课”时替他说话的人没在，那顶早准备好的“帽子”仍给他戴上，他被撤销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农村劳动改造。那晚，喝了许多酒后，一向对孩子百依百顺的汪曾祺一把拎起女儿，劈手夺过毛掸，没头没脑一顿狂抽。女儿哭得伤心，弄不懂酒为什么把父亲变得如此可怕。之后，她对父亲说：“我不记恨你，我只是忘不掉。”这成了汪曾祺最懊悔的一件事。

汪曾祺其实是个很自信、乐观的人，这与恩师沈从文有关，更与家风有关。“生活是很好玩的”是他的名言，也是他对人生的态度。他从小与父亲没大没小，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里尽显亲和，跟父亲学抽烟学喝酒，17岁写情书时，父亲在一旁瞎掺和乱鼓捣，哥们一样。汪曾祺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他的儿女们因此也跟他没大没小，有时候唤他爸爸，更多时候叫他老头儿，有了孙辈，孙辈也这么叫，他都乐颠颠地应承；他喜欢在小桌上写作，任凭儿孙们在他头上玩，给他梳小辫儿，扎得花花绿绿，揪得头发根生疼。每当完成一篇文章，他会先让夫人施松卿和儿女看，替他把关。儿女说话不敬时，他会生气，说：“我会成中国的名人。”儿女却不屑此说，权当老爷儿在说胡话。

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时，其他人悲观不已，汪曾祺却在《随遇而安》一文的第一句写道：“我当了一回 ‘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汪氏的一位后人评价他说，有人有才而无趣，有人有趣而无才；有人留下文章没留下故事，有人留下故事没留下文章。汪先生是既留下很多文章，又留下很多故事的人。发生在汪曾祺身上的故事不少是他自己无法抗拒和掌控的，许多早已飘散在江湖。

汪曾祺会画画，会吹笛，待人和蔼，这跟他那琴棋书画样样都会的父亲几乎一模一样。高邮不乏这样的能人。

我父亲是搞电信的，喜欢无线电，兴趣广泛，特喜欢搞小发明，也会画画，画得很好，能卖钱。这让我觉得高邮湖畔、运河边上的古城确实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父亲常带我回高邮，他喜欢去城北的泰山庙，去登北宋词人秦观与苏东坡常聚的文游台。总有人会边看边念：“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就此，在我的印象里——高邮很文，文风蔚然。但我那会儿还小，还没听到有人提及汪曾祺。父亲故世后，我年年回老家祭祖，得空又去了文游台，汪曾祺的字匾已入堂高悬。

汪曾祺成名较晚，60岁后，写作成井喷状态，先后写了《受戒》《异秉》《大淖纪事》等数百篇脍炙人口的散文，这才震动文坛，被誉为“为数不多的纯粹文人”。他共写了200多万文字，其中100万字写的人与事，无论哪篇，生活味都极浓，能让人读得忘我。他在作品里大都以第一人称出现，笔下的人物都有原型，故而个个活灵活现。汪语不华，通俗，但组合非常精妙，超凡描述，无人能及。作家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我最爱读汪曾祺的小说与散文，有没读到过的汪文便买，尽管书的内容大都重复。汪曾祺认为小说（重要的）就是语言，所以要注重语言。那些翻开没多会就觉得不想看下去的书，往往是缺乏语言的魅力。而汪曾祺的语言妙就妙在极恰当地使用了最简单最通俗的语言，让人读不释手，有种既想一口气读完，又舍不得读完的感觉。书是让人读的，文是给人看的，愉而让人深思，快而得以启发是写书人的根本。有时候行文受阻，我会翻阅汪老的书，得些顿悟。不少人有着同一体会——汪曾祺的文字，翻到哪一页都能读下去。

汪曾祺受沈从文影响最大，无论写作还是做人。刚开始写作时他让先生过目，沈先生含蓄指点：“你的文就像两个聪明的脑袋在说话。”汪即懂，就此，奠定了他写实的风格。

沈从文十分喜欢和爱护汪曾祺，他认为这个学生必成大器。

当年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西南联大）会出那么多优秀的人。沈从文只说了两个字“自由”。自由到什么程度？学生可以跟老师争论，面红耳赤；老师与学生是朋友，没大没小。闻一多是个“烟鬼”，学生们时常围住他，他便一一递烟，一起吞云吐雾。汪曾祺后来也成了“烟鬼”。但他病故于肝病，与肺倒无关，老人家是很能喝酒也很爱酒的。

今年年初，我关注到高邮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汪迷部落”，撰文的都是“汪迷”，遍布全国，有为官的，也有平民，不少还是文人名士。他们在保护性地挖掘着源于高邮、属于大众的文化宝库，卓有成效。我便也成了此“汪迷”中的汪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