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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华《生命意识与文化启蒙》: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的矛盾与困惑”

来源:《创作评谭》2018年第2期 | 刘畅  2018年08月07日08:24

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轫之初就标举着“个性主义”的大旗,“个性主义”不仅意味着张扬自我,而且意味着“自己生命的表现”。因此,表现创作主体的生命体验也就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一种普遍特征。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庐隐、茅盾、巴金、曹禺、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品里所呈现的撕裂、冲突、痛苦、焦灼、苍凉的生命状态,莫不带有浓重的“生命表现”的印记。揭示个体的生命状态,不仅源自作家执着于自我表现的内在冲动,而且凸显了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南昌大学李洪华教授的新作《生命意识与文化启蒙》正是立足于这一影响,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气质和启蒙意识展开探讨,从中发现文学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新的矛盾与困惑”,为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视野。

长期以来,“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的现代文学被赋予了‘启蒙’与‘救亡’的坚硬品格与神圣使命。这既是‘载道’、‘言志’古代文学传统的现代赋形,也是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使然。然而,作为一种精神生产的文学创作,在本质上还应该是人的生命表现的对象化活动”。《生命意识与文化启蒙》正是循着现代作家的生命体验与文化启蒙的路径不断生发至现代文学深处的。著者从鲁迅入手,立足于“交织着生命感性与启蒙理性的创作方式”,对其创作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他关注到鲁迅小说里男女形象的失衡,不仅表现为男性形象在数量上明显超出女性形象——在鲁迅小说中约300个人物形象里,男性达到228个;更为重要的是,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就将自身的生命体验加诸狂人、“我”、吕纬甫、魏连殳等一系列男性形象身上,使其常因显出“灵魂的深”而更富情感上的冲击力。但在描写女性形象时,更多灌注其间的是清醒的启蒙意识,“缺乏了如刻画男性形象那样既出乎其外‘大胆地看’,又入乎其内‘深入地写出他们的血和肉来’”。鲁迅的文学创作是生命体验与启蒙理性相互交织的过程,其中男女形象的失衡问题恰恰映射了创作主体的心理导向,从这个特点来体察鲁迅的文学世界显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从生命体验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时下的鲁迅研究,李洪华从中发现了新的学术研究空间。比如,在鲁迅与宗教文化思想的研究上,作者对历年来的研究成果条分缕析,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也指出此类研究的共同出发点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是辩证地看待和接受宗教文化思想的”,而落脚点则是“鲁迅的启蒙主义宗旨”,但“如果避开了鲁迅作为个体‘人’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悟,而仅从社会文化和思想革命的层面上对鲁迅与宗教文化思想进行意义的阐释,似乎有些神化鲁迅的潜在取向”,这确实是发人深思的。倘若在生命体验和启蒙意识的二元视角下重新审视鲁迅与宗教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他内在的孤独、虚无,《过客》中所描述的不知来处与去处、一直走下去的“过客”状态,是否与宗教思想有着某种潜在的关联呢?是否可以从鲁迅对宗教观念的因应上加以阐释呢?正如作者所意识到的,从启蒙的视角来看待鲁迅与宗教文化思想的关系,固然是这一课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探讨其作为鲜活的个体生命与宗教思想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共鸣,能够进一步地从整体上把握宗教之于鲁迅的意义。

李洪华对鲁迅的研究聚焦在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如鲁迅小说中男女形象失衡的现象、鲁迅为何不写长篇小说等,或是从一些研究者已经熟稔的角度入手,如鲁迅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鲁迅与宗教文化思想的关系等。但是,他的研究却总能独辟蹊径,以颇具现代主义意味的生命体验与启蒙意识的相互交织作为中心,由此重新观照鲁迅的文学创作,从中形成了新的视角,产生出别样的思考和阐释。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审视和梳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的写作面相,鲁迅及其同时代人在文学创作上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也就自然地呈现了出来。

以鲁迅作为起点,李洪华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系列重要作家展开了富于创见的探讨,揭示在东西文化交融、左翼思潮与现代主义思潮碰撞、文化语境转换等多重关系中所显露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其中的“变”或“不变”显露了现代作家在建立其现代性追求时所呈现出的复杂乃至矛盾的面目。这种复杂乃至矛盾的面目在新文学的肇始阶段就已经有所显现。在《生命意识与文化启蒙》中,著者通过对鲁迅和胡适的比照,勾勒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从“同仁”走向“陌路”的思想路向,而他们的分道扬镳既有着个人性情、禀赋、成长环境的差异,更体现出时代巨变中知识分子观念的迁移和冲突。这种观念的转变和冲突更为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现代作家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上。作者注意到,“‘五四’时期,在注重思想启蒙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现代作家在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时,关注的是其反传统的现代性和艺术革新的先锋性,而悬置了包含其中的颓废性因素”,但“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注重阶级分析和提倡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意识领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其结果是“现代主义逐渐被指称为腐朽、堕落的艺术”。

在著者看来,体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追求上的矛盾心态,也蕴含着现代性本身的悖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诉求,既包含着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即“社会领域的现代性”,又包含着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引进和借鉴即“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但在“五四”的文化语境中,二者不仅没有产生冲突,反而相互影响,譬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在现代主义思潮与启蒙理性之间并无不适。然而,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变,特别是启蒙现代性被革命现代性所替代,“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鼓舞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而选择这一更为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性’追求”,由此也就带来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学观念和创作上的转向和多元化。在论及《蚀》作为茅盾“苦闷”之象征的意义,以及《子夜》中的“颓废”色彩时,李洪华发现,尽管茅盾在1925年之后就一改此前积极译介现代主义思潮的态度,转为否定和批判现代主义,但以《蚀》为代表,茅盾的早期小说“在情感基调上契合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在艺术上也多取法现代主义。而作为左翼小说标志性文本的《子夜》,则通过大量地描写现代都市的物质空间和都市男女的日常生活,营造了富于现代意味的“颓废”氛围,同时在小说的写作技法上也并未真正割裂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联系。

现代派群体与左翼阵营关系的阐释是《生命意识与文化启蒙》最具创新之处。著者梳理了施蛰存、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等现代派作家从左翼文学“同路人”逐渐走向“陌路”文学之旅,并认为“现代派群体与左翼阵营的矛盾实际上是特定历史时期文艺与政治冲突的表征”。著者以水沫书店和《现代》杂志为中心,论析了施蛰存、戴望舒等现代派作家对普罗文艺的译介和传播,以及“现代派”群体的转向,特别是1932年7月由杜衡(苏汶)所引发的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意味着现代派作家与左翼阵营的决裂。他认为,这种结果的出现实源于现代派作家在“理智与情感底冲突中”——他们想要写“积极的有意义的东西”,但又感受到自己的创作因此被“机械化”,“都时常呈现出一方面深受左翼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想努力摆脱的焦虑”。现代派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左翼文学的革命理性之间出现了剧烈的碰撞,其结果自然是双方在文学道路上渐行渐远。

循着这样的思路,李洪华将视野拓展到40年代九叶派与左翼诗坛的聚散上,在现代主义的视阈里为现代作家的观念转换和创作演变建立了一个新的观察点。他以1947年创刊的《诗创造》为重心,梳理了《诗创造》内部的合作与分歧,发现前期的《诗创造》实际上形成了以臧克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杭约赫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两种倾向——前者注重诗歌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后者则强调诗歌的艺术性,正是两种倾向的矛盾造成了九叶同人的退出。由此进一步探究九叶派与七月派、《新诗潮》社之间的论争,不仅论争的双方都各自囿于门户之见,而且在战争文化语境下左翼诗坛强调的是诗人的战斗精神和现实意识,但九叶派始终坚持现代主义诗歌的立场,力图建立现实、象征和玄学的综合,其诗歌理念与创作路向的差异是二者走向殊途的首要原因。

透过对上述作家和流派的分析,《生命意识与文化启蒙》一书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为开端,将三四十年代中国作家在特定语境下的历史抉择和观念转向作为研究的主线,提出了文化语境转换与现代性嬗变的命题。作者认为,“现代性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诉求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无论是改良的现代性,启蒙的现代性,还是革命的现代性,其终极目标都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但问题在于“西方两种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分裂’的现代性同时登陆了‘前现代’的中国,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现代性追求中的复杂纠缠”。

既然是讨论现代主义思潮和现代性问题,都市必然会被包含在研究视野内。如何书写都市,本身就指向了写作者对现代性的追求和认同,也指向现代主义文学的自我表征。如前所述,《生命意识与文化启蒙》讨论了茅盾式的左翼作家在都市书写上所呈现出的现代意味,这突出地表现在《子夜》所构建的现代都市生活的“颓废”气息上。不止如此,作为生活场域和审美对象的现代都市,一直没有离开现代作家的文学视野。倘若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算起,“都市”的文学形象在不同流派、风格、类型的作品里多有所体现,而且在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家的笔下往往被赋予特定的文化意义。所以,作者承认,“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都市常常作为道德与文化上的反面形象出现在作家的文学想象中”,“都市”本身常常如同负有道德原罪般成为作家贬抑的对象。但是,具体而言,对都市的书写又蕴含着不同语境和观念下作家对现代都市文明的不同感受、体验。

李洪华对3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分析,既聚焦于他们关于都市的审美想象,又始终没有脱离这个群体与左翼思潮的纠葛。比如,作为现代都市叙事代表性文本之一的《上海的狐步舞》,构建了一个典型的都市生活图景——由跑马厅、舞厅、大饭店所构成的外部生活空间和由刘有德们所构成的颓废的生活状态,但作为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三一》的一个断片,后者所要承载的社会内容显然远远超出了“上海,建造在地狱之上的天堂”这一主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穆时英的都市书写虽然呈现了他们独特的都市体验——“无家的漂泊、感情的虚空和精神的隔膜”,但同时也显露了新感觉派作家所受的现代主义思潮和左翼思潮的多重影响。与穆时英不同,戴望舒的诗歌所呈现的是“瞬间浮华的现代都市色彩和孤独忧郁的情感基质”,而这种情感则来自于他的都市生活经验与情感纠葛。作者注意到戴望舒诗歌里使用最为频繁的是“夜”和“梦”的意象,他结合诗人自身的情感遭际,将“都市中的‘夜行’,‘雨巷’里的徘徊,‘幽夜’里的寻梦”视为戴望舒“体验和想象都市的常见方式”,感受到诗人作为孤独的都市夜行者和寻梦者“把都市的浮华沉潜为个人的忧郁和感伤”,由此在诗歌里显现出其所负载的“现代”情绪。所以,戴望舒诗歌中那忧郁、感伤的抒情语调,实则源于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在喧闹、浮华的都市里难以排遣的寂寞、哀愁,而诗人所表现出的这种都市体验,则构成了现代派文学在面向都市时的一种情感底色。

《生命意识与文化启蒙》一书以历时性的纵向视角来审视现代作家的都市书写,因而战争文化语境下“都市”意蕴的文学流变也就成为他探究都市、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观察点。在对徐訏的研究中,他发现舞场、赌场、咖啡馆、夜总会等空间场域虽然依旧是小说表现的主要场所,但徐訏已将关注的重心转向在此空间背后人的精神世界,“探讨爱与人性的哲学命题”。这种转变让徐訏的小说和左翼小说、新感觉派小说区别开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接通了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更深层次的联系。而在张爱玲身上,都市生活与战时的生命体验同样交织在一起。从张爱玲小说的都市空间体验出发,李洪华通过对《留情》《封锁》等小说的分析,将“张爱玲笔下的那些开放或半开放式的外部生活空间”,理解为“人物室内生活的延续和位移,它们是作为人物内心活动的陪衬和室内生活的转场延续而获得意义的”。李洪华注意到,张爱玲的小说一方面常以旧家大宅展示出新旧杂糅的都市物质空间。另一方面,作为现代生活空间的公寓,则为张爱玲及其笔下人物观察上海提供了另一个最佳视角,使其得以孤独地凭栏远眺,人世的苍凉感也就在这样的观察角度下释放出来。

从左翼作家、新感觉派作家到徐訏、张爱玲等人,李洪华既关注到他们各自的创作个性和时代语境的影响,又始终聚焦在都市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框架内,探讨现代知识分子的都市体验及其呈现方式。客观地说,尽管《生命意识与文化启蒙》在个别问题的研究上略显仓促,如对鲁迅和胡适走向“陌路”的分析就有继续深入的空间。但是,该著仍不失为一部深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著者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围绕着现代主义思潮这一核心命题,生发出“体悟与表征”“先锋与革命”等一系列话题,并由细致的、语境化的作家作品研究将其延展开,提出不少富于洞见的新观点和新思路,足见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学术功力。特别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鲁迅小说中男女形象失衡、茅盾的新浪漫主义情结、戴望舒的都市“忧郁”等问题,发人深思,可以为时下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阈和新的触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