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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引弓:我的“小”不同于《小时代》的“小”

来源:羊城晚报 | 朱绍杰 吴瑕  2018年07月30日08:13

鲁引弓 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资深媒体人,曾任钱江晚报副总编辑,红旗出版社总编辑,现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数字采编中心总编辑。

《小别离》原著作者、资深媒体人鲁引弓携“中国教育四部曲”丛书(《小别离》《小舍得》《小欢喜》《小痛爱》)亮相深圳书博会,此系列小说聚焦“低龄留学潮”、“教育抢跑与教育生态”、“教育公平”、“爱的缺失与爱的教育”等教育话题,全景式再现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带领焦虑的中国家长们来一次放松的“深呼吸”。

我反思教育,但读者更关注亲子话题

羊城晚报:您最开始创作“教育四部曲”的契机是什么?

鲁引弓:我是2013年下半年开始写第一本《小别离》的。那年8月底的时候,我去浦东机场送朋友,在机场看到很多年纪很小的学生在和爸妈告别,那个时候正好是欧美学校的开学季,传说中的留学潮就近在咫尺。这种别离很触动我,因为这些孩子的年纪都很小,人数还这么多。

当时有一位中年妇女泪流满面地从我旁边走过,我很少看到陌生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看到有的孩子过关后头都不回地往前走,我估计那孩子一回头可能也会流泪,所以就很倔强地往前走。就是这个偶然的场景让我开始创作《小别离》。

写《小别离》的时候也没想到会写四部曲,这实际上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我之前是一名记者,一直在报社工作,创作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创作。2013年写了《小别离》,那时也不会想到我以后的创作重心会放到教育题材。我以为自己会选择职场文学、青春文学这一类,因为我在职场工作多年,身边又有许多年轻人。但写了《小别离》后,开始身不由己被教育题材牵引。《小别离》发表之后,包括影视剧拍出来之后,让我收获了很多读者,他们经常通过微博、微信来和我互动,我就感受到这种题材的需要度。来自于公众的关注度让我感觉到文学是被需要的。

羊城晚报:您的“教育四部曲”写作是如何展开和延续的?

鲁引弓:我是从反思教育的角度来写《小别离》,但读者的侧重点和我不同,他们看的更多的是亲子话题,教育只是背景。尤其是转型期的中国,亲子问题里面有很多他们想要解决和分享的痛点,这些被我写出来了。比如说《小别离》里面有句话:“世上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指向别离”。这句话是我偶然写下的,结果成为《小别离》最打动人的一句话。

因为《小别离》,我发现文学还是被很多人关注的,因为说到了社会的痛点,说到了读者的需要,他们会与我产生共鸣,加深我这方面的思维。亲子问题在当下的迷茫推动我去继续关注这些话题,所以接下来就写了《小欢喜》。

《小别离》是以中考为背景的,选择在国内学还是在国外学?由此带出别离的话题。《小欢喜》是由亲子话题引出高考和18岁的概念,这其实也是一种别离。高考结束后,不管你考得好不好,18岁了就一定会离开这个家,甚至越走越远。18岁出门前是一家人最后相依的阶段,但是刚好又撞上了中国非常艰难的高考,所以这是亲子共同面对高考这道坎的话题。

《小舍得》的写作动机就更直接了。我从广州回杭州的高铁上,随手转了一个关于广州教育培训机构的系列报道,焦虑的家长们花了很多钱在培训机构。结果朋友圈里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现象,满满的跟帖,甚至深圳、北京的家长都来跟帖,说让我写写小升初、写写孩子是怎么补课的,微博上很多学生也经常跟我互动,让我写写他们的辛苦。我也突然明白,这些孩子虽然被关在各种培训班里,业余时间很少,但是青少年的天性,热血和对青春的本能是很强烈的,所以希望我能写写他们跟父母在观念上的相爱相杀,他们对体育的热爱,他们对自由和选择的渴望,所以我就连续写了《小欢喜》和《小舍得》。

我这个年纪去写教育题材,一开始确实没有什么意图,我自己的孩子都很大了,所以是偶然进入这样一个题材和领域,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焦虑,特别希望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深呼吸”。整个过程是从偶然到不自觉,到半自觉,再到有意识地去开拓这个题材。

羊城晚报:您的书名中用到的“小”的概念,与当下一些文学作品比如《小时代》的“小”不同。当今时代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文学创作的“小时代”,与您读书时的文学氛围有很大区别,比较注重个人体验,您对这方面是如何看的?

鲁引弓:我自我感觉跟他们不一样。首先,我的“小”是指我的小说的主人公是青少年、小孩。第二,这个“小”其实是个体叙事,小老百姓的叙事,是接地气的意思,跟《小时代》的“小”不一样,是落到千家万户、每个屋檐下的叙事。第三,更重要的是想从小的一个切口进入,写出一个大的社会话题,比如教育这样的大话题。用“小”来蕴藏“大”,与完全微观的、讲个人的小叙事不一样。

这个过程中,我对教育题材、对各种不同的人物的理解越来越深,觉得有无数的故事,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契合了大时代,所以我这几本小说全部以“小”字命名。“小”映照了这个大时代,是千家万户关心的大命题,这样的命题也是关注未来,孩子的未来,千家万户的未来,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

为什么我会成为幼儿教育的“神预测”

羊城晚报:您之前一直做记者,媒体人的写作与文学创作是不一样的,您当时是如何适应的?

鲁引弓:我把自己的写作称为“新闻主义文学写作”,几本小说的写作素材,尤其像《小舍得》《小欢喜》这样的题材,90%以上来自采访。如果不采访,尤其是小说核心人物的素材,如果不来自现实,我写作就没有自信了。素材来自生活,“有源之水”,这样的逻辑会给我提供自信,这是我觉得媒体和文学创作一致的地方。文学的“当下感”,需要你的笔触、心理和视野是向外的,不仅仅是面对自己。

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新闻需要得出一个结论,但文学不是,否则就主题先行了。文学需要跟着每个人物的立场走,对每个人物都要“魂穿”,用“魂穿”的方式去解决代入感,而新闻不需要代入感。举个例子,曹雪芹同时写这么多女性,王熙凤和林黛玉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去覆盖所有的女性,他必须跟着不同的女性往前走。作家必须顺着人物的思维去看这个世界,让各种观念去交锋,才会有人性里的爱恨。

小说解决的问题是,让读者用他人的经验来丰富自己的内心,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去把每个人的生活过一遍,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的代入感去体验,把他人的经历、经验吸收到我们自己的思维里。

羊城晚报:《小舍得》中关于整顿奥数杯赛和校外培训机构的描述被称为“神预测”,您个人认同这个说法吗?

鲁引弓:认同。我去年上半年写《小舍得》的时候,还没有整顿奥数杯赛和校外培训机构,结果我写完之后,今年两会就把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接下来各地就开始整治奥数杯赛,再后来又整治不合规的培训机构,最近又开始禁止幼儿园“小学化”,这些我都写到了,所以大家就觉得我“神预测”。

我的小说里面不是预测,是直接当情节写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测”?实际上是因为我在采访过程中触及到了规律,那些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事,必然长久不了,我们必然会有一次反思。特别像幼儿园“小学化”这样的现象,这是不符合成长规律的,是对幼儿智力残忍的提前开发。我在小说里写的情节是符合人物的逻辑的,人物写着写着他们就往前走了,高兴也好,悲伤也好,他们会带着我往前走,这时候就会看到某种规律的、必然的东西,我只是把这种规律的、必然的东西写出来了。这种“预测”实际上是来自于采访、来自于生活,也是记者的优势。

羊城晚报: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都是记者出身,就这方面的作家来说,您比较喜欢或者看得比较多的是哪一位?

鲁引弓:其实我都会看,读书的时候看得比较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些苏俄作家的,因为这里头有人文关怀,这人文关怀跟我后来做记者也很接近,记者的报道强调的就是人文关怀。后来又对法国文学和拉美文学感兴趣,马尔克斯就是记者出身的,他的写法不一样,但他的素材都是来自现实,只是处理的时候魔幻化了。这些作家的作品都能看到一个大时代,我都很喜欢。

“父母皆祸害”只是一种情绪释放

羊城晚报:您在书中写的亲子关系,有您自己的经历在里面吗?

鲁引弓:我自己的经历很少,我个人的经历要撑起这些小说是不够的。我以前当记者跑的就是文教科卫的线,后来又分管科教部,经常听跑教育线的记者说这方面的新闻。10年前留学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主要是一些有钱有资源的家庭,最近这五六年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记者说他到高中采访,有些学生读着读着就不来了,说是准备留学了,留学在普通人家也开始普遍了。

这种现象看似正常,但实际上违背了常理,因为孩子年纪很小。这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留学潮都不一样,从詹天佑那个时代,到50年代的留苏潮,再到80年代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美国去,都和现在这波留学潮不一样。这些学生年纪特别小,这里头就有悲伤的、很触动人的东西。

羊城晚报:现在亲子关系、教育问题被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关注,我们看到自媒体平台有一些说法,比如“父母皆祸害”、要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切割,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鲁引弓:这些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他们只是以这种方式表达“什么都是由父母决定”的抗议。这一代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处于父母过多管束的环境中,父母会用自己的社会经验来给孩子“抢跑”“抄近道”。孩子在学业上被掌握、生活方式上被决定,他们成长过程中会觉得很压抑。初、高中的老师跟我说,从幼儿园开始培训的孩子,到高中往往对课业一点兴趣都没了,他们虽然也会尽职地学好、考好,但他们的兴趣没了,而且他们会怀疑自己成长的意义、活着的意义。

“父母皆祸害”在豆瓣等论坛出现,其实是一种情绪,未必是要淡化亲情,他们想要扯断的是绑架式的亲情,但实际上是扯不断的,因为亲情还包括父母对孩子的爱、天生血缘的东西。这些负能量体现在自媒体上,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表达方式,表达对父母不放手的抗议。这里也给父母一个提醒,要注意孩子成长过程中放手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