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篇小说 房屋曾安静 世界曾安宁（皮皮）

整个小说由Y与X的通信构成。Y是中国人，居住在德国，女作家。X是中国的大学女教师。她们是相识多年的好友，在信中几乎无所不谈：她们谈论作家、书籍、电影、旅行、爱情、杀戮、死亡，谈论过去的朋友、爱情的无所归依和胆怯、创作中的小说、写作的危机，她们各自有各自的苦恼和困惑，来自哲学的、现实的，精神与肉体的，但更多来自于时间。她们的对话与交流看似围绕二人展开，实际上涉及到政治、宗教、情感、人性等各个方面，其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令人赞叹。文字优美，思想深刻，即使随意停留在文中的某一段，斐然的文采和深刻的思考也会让人被它深深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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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哈维尔说，作家要喘第二口气，已经是十几年前了。那时，我好像还在喘第一口气，至少没觉得，这个说法跟自己有关系……但是，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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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好多人说起过“这第二口气”，像是往天上吐了很多口唾沫，五年前，这些唾沫集合起来，径直落到了我的脸上——我进入了创作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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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了三四年的危机，其程度，用一句话似乎就可以形容——我已经考虑到别的领域喘气儿，谋生。也是在这些严峻的时刻里，我才意识到，写作对我意味着什么——几十年里，写作已经变成我的营生——经营着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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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曾经是理想，曾经是使命；不知不觉中，随着时光，写作，逐渐变成了孤寂中的伴侣，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几乎是时刻陪伴我，最久的那一个……在我生活的任何境况下，从未离开过我，我也从未离开过它……我们对彼此的忠诚，最终把我从危机中带了出来——2016年，我写出了《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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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的是我对写作的情感，我想强调的是真诚。假如一个人和写作的关系是朋友，是忠诚，是陪伴，那么这个人的写作过程，应该是诚挚的。他首先必须对写作真诚，不自欺……这时，我甚至想感谢危机了——这几乎是强制我，面对我的写作状态——写作和不停地写，不是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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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自己！我已经很多次重复着自己！危机中，这事实让我浑身难受，然后拼命去找新的一切——无论形式还是内涵。结果就像我在《房屋曾安静 世界曾安宁》中流露的那样：写作变成了一种绝对的徒劳，就像尝试把影子钉到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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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找到替代，才能改变重复自己的局面。替代出现前，又不想继续重复，就是危机中的难熬的难受。脱离这个过程，我不能说，全凭信念；还有感情。

对写作的感情支撑我——坚持，寻找，等待……回过头，我去拣几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个过程，最先到手的是：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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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估计是这样的，所以我才是一个时刻掌控的人，包括在作品中扮演的作家角色。这种强大的理性，压抑了潜意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我自己。即使没在社会上被同化，也在创作领域被模式化了。那个写作的我，变成一个奇怪的妖魔：它离我不近，离写作更不近……说严重些，它间离了我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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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它”可以是很多东西，总之是坏细胞，是坏东西。我必须铲除“它”，唯一可用的办法就是让旧的一切和“它”，一起去祭坛，就像领着儿子走向祭坛的亚伯拉罕。假如，上帝没下指令，用羊祭祀，亚伯拉罕就没儿子了，我就没有写作了……现在回溯这些时，我仍然很沉重，当时，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另外找个职业，比如去进修，然后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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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拎秤的人，变成一个秤砣，整天坐在秤的旁边，等着被什么拎起来……我扔掉了写了两三年的长篇，几十万字，扔掉了电脑里很多写完、没写完的小说等等。我甚至也不看书，但我发呆，思考，主要状态是发呆，偶尔看电影……有一天，我很想念妈妈，她已经去世三年了，我写下了题目《妈妈》，然后我一口气写了好多好多……一边写一边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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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起勇气再看写下的文字，我很惊诧，这也许是第一次，我觉得自己写的，比想的好。之前总是反过来的，最好也不过是我写的跟想的差不多。我，变小了，有一个什么变大了，尽管，我今天还不能具体说出，那到底是什么。我不再指手画脚了，我变得听话了，好像就有人拎起了我这杆秤，我这个秤砣舒服的吊在秤杆儿上，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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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妈妈，我又写了爸爸和舅舅，他们都是已在彼岸的亲人；我又写了一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他们的临终和临终前的情形，于是有了第一本书《渐行渐远》。这本书是一个长篇什么？

长篇散文，它有虚构；长篇小说，它又有非虚构。读到这本书的人，很多很感动，因为虚构，因为非虚构……没有办法划分和界定，最后，这个问题回到作者这里，我想了很久，一个思路渐渐清晰：我把虚构和非虚构，统一在一本书里，让它们共同为一个主题效力。这个主题关涉生死，那么虚构和非虚构所代表的故事和真实，它们的差别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们共同为挖掘内涵的真实尽力——怎样的活才能活出一个好死。这时，形式的独立性在主题的笼罩下，变得弱小了……这时，主题就更强大了。

这部书带给我的醒悟，更加坚定了我的尝试——形式是单纯的，它不自带运用形式的模式。形式的模式，是我们创作者赋予它们的。就像物质的价值也是人赋予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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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与现实相比，更狂野的是心灵！

假如，我们要表达的内涵，是现实投射到心灵，经过心灵过滤，之后产生的表达愿望，那么，这个心灵要表达的东西，必定还要与现实关联，但却是反应，而不再是反映。

创作者的真诚，不必再拘泥于忠于现实的真实，故事的真实，而是对心灵的真诚。心中要表达的一切，对自己的心灵来说是真实的，我们像海明威说的那样，努力转达这种真实，那么，它们对别的心灵来说，至少也是真实的。最后的感动与否，喜欢与否，取决于个体的阅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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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故事相比，心永远是更大的，它因此需要更多……

但是，更多是无法装进故事的，因为故事有故事的围墙，到了这一步，我更加清楚，对真实的真诚，完全可以跃出现实以及故事真实的层面，进入更深的本质层面——能够揭示本质的层面。斯蒂文斯说，有控制的生活比没有控制的生活更接近本质，道理类似吧。由此而来的是，打破边框打破围墙的欲望。

写《房屋曾安静 世界曾安宁》，驱使我的就是这样的欲望——它比愿望更加迫切。我想把《渐行渐远》，摆在一起的各个组成，融合起来。

这尝试像酿酒，需要年份。这是我写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中篇，前后，停停写写，写写停停，写了四年。最原始的题目叫《2014纪事》。

也许是时间完成了融合，在这个中篇中，虚构非虚构某种程度上有机地交融了，有些完全融合，有些保持一定的间离……最后完成时，我自己也无法剥离所谓的真伪……我觉得它们成了。

我在其中也充分享受了“被动”的乐趣。我把要写的东西搬运到一起之后，然后等待外在的帮助，比如时间，比如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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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解，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奥斯维辛，写波兰的战争，这跟那些故事有何关系？

作为作者，我觉得离我们最近的二战，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浓郁的背景。它所代表的是，人类命运的集体扭曲。我们对此的认知，决定了下一次大战离我们多远。任何个人命运，都是与此关联着。我在书中写的其他的死亡，很像一个画面的前景，后面是旷远的死亡的延伸……

对作品任何方式的解读，都隶属蛇添足，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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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感觉，是又多了一块儿自留地，需要继续侍弄，耕耘。

写作是救命稻草？

对我而言，可以这么说。

关键是也乐在其中，否则，很多命根本不值得一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