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彭荆风1929年11月在江西萍乡出生，1949年参加解放军时，才19岁半。参军后的第一天起，便随军开始亲历赣、粤、桂、川、黔、滇的解放战争历程。想想，在《解放大西南》这部书中，他留下了几万里征途上的几千万个脚印；他留下了酝酿六十年的两万多个日日夜夜；他留下了写作12年并十易其稿、重达27公斤的手稿；在他89岁的人生长河中就有八分之一的心血倾注在这部55万字的作品中……

从以上数字便能证明，《解放大西南》确实是彭荆风宝贵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怀着敬意，我又从头翻阅起来，边看边产生了如下感想：

第一，《解放大西南》是历史和彭荆风的相互选择。我参军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看过一本由云南军区政治部出版的《进军大西南》，是当年四兵团新华社军事分社社长、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在进军途中所写的战地通讯汇集，这当然是十分难得并具有新闻与史料价值的文本。几十年过去，我一直珍存至今。那时由此也引发我的一个企盼：何时能有一部全景式多角度地反映解放大西南战争的文学巨著出现呢？

解放战争博大宏伟的历史，我们从文艺作品中熟悉了以《保卫延安》为中心的西北战场；又在不少文学、戏剧、电影中分别通过《辽沈战役》而熟悉东北战场；通过《东进序曲》、《柳堡的故事》、《红日》而熟悉华东战场；通过《淮海战役》而熟悉中原战场；通过《平津战役》而熟悉华北战场……但是，我们有什么可以通过鸿篇巨制的文学作品或是壮怀激烈的电影来熟悉我们立足的西南战场呢？

而解放大西南的战场，是中国大陆解放战争中最广泛、最复杂的战场，也是最后完成的伟大战争，没有大西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便没有中国大陆的完全彻底的解放。毫无疑问，解放大西南的辉煌历史，在呼唤着与之相配的辉煌的文学。第二野战军、随后亦是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副手张际春曾说过：“我们只会创造历史而不会记载历史，但人们往往是从记载历史中去了解历史的。”这位解放大西南战场的主将之一所说的话是对广大指战员和文史工作者、文艺创作者发出的号召。记载历史人人有责，但却深深触动了作为解放大西南百万大军中的一员而且又是作家的彭荆风的心灵和情感。

像彭荆风这样既亲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而又有记载历史的拥有文学创作实力的作家，不说别的兵团了，仅在陈赓将军率领的四兵团中就可以列举出许多著名的军旅作家来。可是，解放大西南的历史却选择了彭荆风；彭荆风也相应选择了解放大西南的历史。

第二，《解放大西南》是历史和文学的相互辉映。我们都知道，在军旅作家中，彭荆风是以小说创作而成名而享誉文坛的。除《当芦笙吹响的时候》、《今夜月色好》之外，尚有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驿路梨花》以及在中央台连续广播的长篇小说《鹿衔草》等。但同时彭荆风又是以写作军事报告文学著称的能手。如《一将难求》、《有争议的“巴顿”》、《覆盖再覆盖》、《秦基伟将军》等。我1953年3月在普洱39师图书阅览室与他第一次相见，就是当我正在阅读《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他的报告文学《拉祜族小民兵》时，他刚好偶然地走了进来，而惊喜地与该文作家结识，开始了他对于我文学上的引领。因此可以说，彭荆风既是小说家同时又是报告文学家。当他面对酝酿了几十年的解放大西南的丰富而珍贵的经历、记忆以及采访而得的史料资源时，是写成长篇小说还是写成纪实文学，曾使他犹豫不决。

对此，彭荆风说过：“在据有大量素材后，再采用虚构手法写成长篇小说，对于我这个写作小说多年的人来说，不会太难，但在形成小说结构、塑造典型人物的同时，必然要舍弃许多人物、事件；面对那样丰富多彩的史料，我很是舍不得；思之再三，决定还是采用纪实文学来写作。”

我们完全理解彭荆风在酝酿和写作中所产生过的犹豫并作出的选择与决定。因此，当我们阅读《解放大西南》时，既可以看作是“历史教科书”，也可以看作是“文学欣赏书”。这部书，是历史，但又比那些历史著作更文学；这部书，是文学，但又比那些文学著作更历史；是以历史为血肉、以文学为灵魂的可读性很强的著作。

第三，《解放大西南》是历史和历史的相互补充。历史从来不止是一条线，而是多线条的；历史也从来不止是一种颜色，而是多色彩的。任何记载历史的文学，都想达到却又不可能达到多线条、多色彩。这是因为任何人都有其观察眼光和文学感知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才需要不断地回顾历史、搜索历史、发现历史、认识历史、记载历史。就以彭荆风来说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在西盟卡佤山边防队当文化教员，他的小说便是反映驻守边防的战士与当地少数民族的鱼水相依的亲密关系。如《边寨亲人》、《卡佤部落的火把》以及电影《边寨烽火》等。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便写了长篇小说《鹿衔草》等，依然是反映解放军民族工作队与深山老林里的苦聪人的现实生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他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焕发了他深入生活与文学创作的极大热情，接连不断地出版了长篇小说《断肠草》、《师长向士兵敬礼》、《绿月亮》以及中短篇小说集《红指甲》、《巫山一段云》等。上述以文学记载历史的小说的涌现，是与彭荆风本人是解放军部队作家的身份密切相关的。但彭荆风毕竟是1950年春天随军进入云南后便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作家。面对云南的当代历史，作为一位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军旅作家，他必然会关注滇西的抗日战场和中国远征军的滇缅抗日战场。于是，他深入腾冲、龙陵等战地采访体验，埋头进入档案馆查寻史料，勤奋刻苦多年，写出了小说《孤城日落》和纪实文学《滇缅铁路祭》、《挥戈落日》等。我认为，从彭荆风的人生经历、文学实践证明：历史的本真或本真的历史是多线条、多色彩的；这样的历史是经得住记载，经得住文学反映的。

文学记载生活，生活亦是历史。《解放大西南》让历史存活于这部纪实文学之中。无论对于中国大陆解放战争的那场最后的大战，无论对于云南当代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的历史，也无论对于八十多岁高龄的彭荆风的文学创作，《解放大西南》的问世，都可以说是历史和历史的相互补充，从而使历史的记载更加完整、更加真实，也表明文学能使历史更加光彩、更加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