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改革开放40年来，於可训一直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排头兵和弄潮者，他从未淡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主力阵容，始终热情投入到永远都是进行时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与研究中。《於可训文集》就是新时期40年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见证，其中凝聚了作者大半辈子的文学心血与学术精髓，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作者40年来在文艺园地中精耕细作的勤勉身影，可以发现一个评论家多年成长的历史足迹，还可以领略到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历史轨迹与一个批评家的学术选择。

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常青树，於可训不仅奉献了琳琅满目乃至气势恢宏的学术画卷，而且提供了足资同辈乃至后学效法的文学批评新形态。这种新的文学批评形态看似不显山露水，但它开放而包容、锐敏而稳健，能够在趋新逐异的新时期文坛持久发力、长盛不衰。文如其人，於可训为人处世谦和内敛，其作文立论也温润如玉，有学术包容心。其实，於可训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小说的新变》已经初露了他的文学批评新形态，其后30多年的文学评论与研究生涯，大抵沿着这本评论集的学术路径深化和展开。这本评论集里有3个关键词频繁出现，一是“传统”，二是“实证”，三是“文体”。此后这3个关键词一直就贯穿在他的文学评论与研究生涯中，可谓“吾道一以贯之”。

当下谈文学传统似乎很时尚，但於可训早在新时期之初文学新潮汹涌之时就着意考察当代文学与民族传统的关系，且这一学术兴趣持续至今不辍。他尤其信服《文心雕龙》的“通变”观念，所以在考察当代文学新变时能有效地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重视文学的现代化趋势又不废文学的民族化传统，始终坚守在中与西、古与今的立体坐标上考察当代文学的各种潮流，故能高瞻远瞩、气吞八荒。於可训早年谈高晓声“新轶事小说”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此后他就一直很注重考察当代作家与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传统的渊源，从魏晋六朝志人志怪小说到唐传奇，从宋元话本到明清章回小说，这些中国传统小说样式对新时期作家而言都成了丰富的文学滋养。在《王蒙传论》中，他专辟一章谈中国古典“世情书”传统与王蒙小说创作的关系，信手拈来而言之凿凿，无丝毫的枯涩感。进入新世纪以来，於可训为《小说评论》的《小说家档案》栏目撰写的近百篇“主持人的话”尤为人所称道，这些短评正是中国传统文论样式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创造性转化，从中可窥中国传统话体批评如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的流风遗韵。

如果说重视传统体现了於可训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历史精神和史家情怀，那么提倡实证就展现了他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立场。於可训曾写过一篇《走向科学的文学批评》论文，主张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但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具备文学与科学的双重本质。所以於可训从事文学批评伊始就十分注重对作家作品的实证分析，他讨厌那种不读作品就率尔操觚的“空头批评”，这有《说空头批评》一文为证。他还极端鄙视那种拿着各式西方理论而跑马圈地的批评家，无论是哪种理论的黑马，在他的眼中都迟早要现出原形。於可训曾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过度诠释”现象的反思》，有的放矢，专门针对那种夸夸其谈、游谈无根、不能立足于文学文本的文学批评劣习。於可训并不反对阐释，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主观化的阐释。前几年他有感于当下批评界忽视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而理念先行的偏向，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重建批评的感悟》，呼吁从文学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出发，反对各种主观先验性的批评，同样注重的是文学批评的实证精神。

说到“文体”，这是於可训在文学评论与研究中一直极为用力之所。从《小说的新变》开始，於可训就极为重视探索中国当代小说的文体创新与继承传统文体的关系。他早年在评论方方、池莉、刘醒龙等湖北本土作家时就时常从小说文体入手予以分析，其着眼点不仅在于作家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而且最终写得怎样，得失如何，这都是文体学意义上的小说评论，能够给作家和读者带来充分的艺术启示。除了小说文体之外，於可训还多年来致力于新诗文体及相关诗学研究，撰写了《新诗体艺术论》和《当代诗学》两本专著，对百年中国新诗的文体形态与诗学观念做了深入而系统的提炼与总结，他对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秉持着同样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文集里文学评论有4卷，另有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各1卷，这种编排中隐含了作者的修为与奥秘。一个真正的评论家首先必须始终对文学现场葆有持续不断的文学激情，而不是随着年岁增长或时势变迁而对文学现场转过身去。其次，评论家必须善于在具体的文学现场中提炼出具有独特性与普遍性的文学理论或批评话语体系，於可训当年率先参与“新写实主义”文学理论建构以及独立撰写《文学批评理论基础》就是完美的体现。再次，只有建立在鲜活而深刻的文学批评基础上的文学史写作才是可靠的，於可训之所以能够独立完成国内第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与他长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实践积累分不开。於可训投入具体的文学创作，这就不仅是艺术的自娱，更是学术的自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