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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克里玛答《花城》读者问:承担社会责任一直是捷克文学的传统

来源:花城(微信公众号) | 景凯旋  2018年07月17日11:24

5月底,《花城》杂志在微信公众号中向读者征集问答克里玛的问题,收到有数十位读者踊跃留言:童年被关纳粹集中营的影响?如何理解捷克作家的精神力量?如何评价卡夫卡、赫拉巴尔、菲利普·罗斯等作家?……

对话克里玛

此次赴捷克访问,有幸与克里玛见了两面,大家谈得很愉快,克里玛还在我带去的《我的疯狂世纪》上签了名。

我们的交谈涉及到许多问题,以后我会专门写篇文章。这里只是凭记忆,就克里玛回答中国读者的问题简约说几句,读者的问题很多,有些问题作家已在回忆录中提及,我也就没有再提。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交谈很随意,作家年事已高,早已封笔,目前只担任捷克笔会的荣誉主席,他对人生的看法也更加温和。

景凯旋:您在童年时曾被关进特雷津集中营,这段经历对您一生有何影响?

克里玛:特雷津不同于奥斯维辛,只是一个中转站,里面有各种生活设施,甚至可以洗澡。我们当时已经隐约知道了毒气室的事,纳粹看守让我们洗澡时,孩子们都吓得要命,后来知道还真的是洗澡。当然,在那里我经常会感到饥饿,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偷东西,出来时还带着偷来的东西。

景凯旋:“生活在真实中”曾构成捷克作家的精神力量,您是如何理解这个短语的?它与文学有何关系?

克里玛:“生活在真实中”就是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都要真诚地热爱生活,爱自己的亲人、朋友和情人(说到这里,作家笑了)。归根到底,文学是写人性,写人与人的关系。文学应当是一种自由的写作。

景凯旋:捷克文学中有许多性爱描写,这与现代西方文学通过性爱表现孤独的个人性有什么不同?

克里玛:性爱是人与人最亲密关系的体现,我们的生活和人性曾遭到扭曲,甚至人最亲密的关系也是不可靠的,可能捷克作家的作品更注重社会的层面吧,维护人的尊严,承担社会责任一直是捷克文学的传统。

景凯旋:捷克当代作家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克里玛:赫拉巴尔是我很喜欢的作家,他的语言是当代捷克作家中很少使用的,我们的语言曾被严重污染,而他的语言完全是实生活的语言。恰佩克的语言也是生活的语言。

景凯旋:美国作家菲里普·罗斯刚刚去世,他在九十年代初采访您时,你们之间曾有过精彩的对话,他说过,西方作家什么都可以写,但所有事情都不重要,捷克作家什么都不被允许,但所有事情都很重要。他担心捷克作家也将面临西方作家的困境,无重要东西可写,您认为他说中了今天的捷克文学吗?

克里玛:罗斯是个真正的作家,我们的交谈很愉快,他的去世让我很难过。目前捷克有许多杰出的青年作家,他们面临新的时代,新的问题,他们会写出优秀的作品。我对中国文学不太了解,我现在读的更多的是欧美文学。

景凯旋:昆德拉曾认为卡夫卡的人物是一个不自由的人,无法摆脱机构的控制,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解释,而您认为卡夫卡的人物是一个反英雄,他来到城堡是为了证明自己能进入社会,即使陷在泥坑中仍在进行一场捍卫尊严的不屈的斗争,并用自己的失败为人类提供了意义的光亮。我觉得你们的看法都是对的,而您的看法更积极。

克里玛:你说得很对。卡夫卡其实是个只关心自我的人,但他却把这种对个人的维护上升到现代人处境的高度。

景凯旋:您和瓦楚里克、科胡特都是好朋友,出于好奇,我想知道你们在私下相处时会是什么样?

克里玛:我和瓦楚里克是多年的好友,他的小说《斧头》就是我编辑出版的。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聊,瓦楚里克是个很风趣的人,说话特别好玩。1970年以后,我们晚上经常在一起喝酒,喝醉了就互相搀扶着回家。哈维尔也很风趣,尤其是有漂亮女人在场的时候,他的话就变得很多(克里玛笑了)。

 

▲伊凡·克里玛

当代捷克著名作家,一九三一年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十岁时随父母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三年。一九五六年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语言文学院,曾先后在多家杂志或出版社任编辑,同时创作剧本和小说。

克里玛与哈维尔、昆德拉被并称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二○○二年,克里玛获得捷克共和国杰出贡献奖章,此后又获得“卡夫卡奖”,成为该奖的首位捷克藉获奖者。

 

▲ 景凯旋

景凯旋教授系东欧文学翻译家与研究者,曾翻译过昆德拉《玩笑》《生活在别处》、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等捷克作家作品,并发表过许多有关东欧文学的文章,目前正在撰写有关东欧文学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