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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开去”也是走向厚重的一种方式

来源:《小说选刊》 | 王占黑  2018年07月16日16:03

长久以来,我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没想到在生活和创作上,也是如此。

《小花旦的故事》从去年夏天开始动笔,中途经历了初为社会人的种种繁忙和焦虑,又经历了亲人离去和自己的病痛,这让我的思绪常常无法集中,时间也被碎片化了。写作变得很难像从前在大学那样全心和流畅,更无法拥有充足的自由来熬过漫长的阻塞。所以,这个被命名为“小花旦”的文档,在我一贯干净的电脑桌面上孤零零地悬挂着,起初像一个未完成的提示,后来渐渐成了尴尬的摆设,甚至我自己都视而不见了,不知不觉就挂到了冬天。

说真的,我一度不好意思打开它了。

然而当我终于敢重拾,主动迎向那个停留在很久之前的阻塞,当我开始接受和适应走走停停的节奏时,我似乎感到了正面推进的力量。这个漫长的过程不断打磨我的耐心,让那个在昏暗的文本中缓缓摸索的自己越来越平滑,不至于戳伤另一个拉着绳索、要憋着一口气走向终点的自己。两个我之间的角力与合作,构成了写作中的停顿和恢复,框架的打破和再拼凑,情感的溢出、回收和旋绕。在这个反复蹉跎的实验里,我把整块整块的时间拿出去,换回一小段一小段的文字,像在打磨一根形状和用途不明的针。

于是它成了一个漫长的突破,也是惊喜。这种惊喜并非只在几近停笔时才有,它常常跳脱出来,与迷惑、犹豫交织并行——比如文本在许多次的拐弯抹角中得到扩充,注入遥远的映射,也在延长中加剧忍耐的苦痛。可回过头看,会发现弯路不是弯路,而是捡宝石的好路。

再回头,半年四万字,小花旦成了我的第一个中篇。它的横截面和纵深感远超出我最初的度量。原来把社区经验和情感泛开去写,投放到更大的时间和空间里去,不仅没有稀释,反而更加厚重,甚至能触到更近内核的东西。这是我没料到的,又是我一直想要的,这很难得。

在小花旦之前,我已经写了二十多个关于城市旧空间的短篇,人的,动物的,小区里的,大街上的,但我仍然想写,总觉得没完,总觉得还有可探寻之处。我希望这个路径像挖矿一样,沿着历史和地域两条线扩大开去,并期盼这种努力能让更多东西得到联结和呼应。

冒着“重复”的危险写下去,与其说我对这个作品倾注了多少精力,不如说是对我所热衷书写的空间倾注了多少感情。现在看来,这种求索是值得的。小说中“我”和小花旦的牵扯,嘉兴和上海的牵扯,扯出了人情,家庭,社区,工厂,大小城市,也扯出了看似统一的群像中普通人的秘密。它所能牵扯出的东西,几乎能构成一个人的生活史,一类性别少数群体的生存状况,和一些城市近十年的变化轨迹。

我曾听过两个故事,一个是绰号巴黎小姐的北京大爷,一个关于人民公园跳舞角,也见过不止一个被闲言围绕的未婚老人。我一直在想,阿莫多瓦的故事放在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或许会因为奔走疾呼而受到关注,那么更老的人呢,从工厂里走出来的人呢?这些集体群像中的个体,带着隐微的秘密和对秘密的遮掩,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其内部又同大众生活、同复杂的时代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他们一定存在,或许早已建造起如地下金矿般厚重的世界,只是很多人没留意。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随上海双年展的“51人”活动去到虹口区某舞厅,上世纪风格的灯光照亮了爷叔们在舞池中晃动的身影,他们衰老的母亲则在一旁静坐,抽烟。台上的人穿着隆重的礼服,反串身份,用假声唱着优美的歌。其中最红的歌手开心地发放了印有他写真的新年历,盘发束腰,那种粗糙、怪异但鲜活自适的美,令我难忘。

阮巧星这个人物,身上就有这些人的影子。他从工厂走出来,年轻时接触的是女性化的缫丝工种,下岗后在小区开剃头店,与老阿姨周旋。他因不可言说的失败而离婚,与母亲相依为命,种种迹象都在暗示他的不同,但这又是不确定的——在大众话语里,娘娘腔,同志,异装,都会被粗暴地归入“不像个男人”的符号里,吞噬身份的细分。而这种印记投落在他的绰号上,他却不言语。小花旦最终被小区和亲人遗弃,或说主动跳脱旧框架,以新的自我转向都市游荡,其变化不在于身份的转换,而在空间的移动。

小花旦也说“口头语”,也讲江湖情义,但他与过去所写的街道英雄最大的不同,是他的可移动性——他的生活被身份割裂出新旧两个空间,却能和上大学的“我”一样在其中来去自如。他像一颗从旧工厂射出来的卫星,在旧地界闪着扎眼的光,又在新地界闪着复古的光,他的生活路径既有超出秩序,又有随大流的部分。

此处所提的新与旧绝不是大小城市的简单对比。“我”和小花旦的牵扯从嘉兴到上海,正好是对社区空间“泛开去”书写的一种实践。我把对城市景观中落后但蓬勃的部分,从一个原有的固定空间内拉出去,拉到小说中所说的“上海的另一部分”——“电视和海报上没有的部分”里去,也是“我”和小花旦乐于观看的部分,比如嘉兴路,定海桥。它们在风格上很不“上海”,却正是构成上海的实体元素。而这种观看又因时间的“泛开”而生出另一种变动的轨迹——城市风景在“我”和小花旦的十年交往中展现着消失和更替。海宝正是这样一个鲜明的符号,它以当年的微笑姿态残留在各条马路的角落,“当下”沦为一种记忆。许多人把它忘了,只有同样被人遗忘的小花旦还牢记着。他又提醒了另一些身处边缘的人,颇有英雄相惜之感。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轨迹适用于很多城市。几十年发展下来,你四处可见将成未成的现代奇观,也总能惊喜地发现自生不灭的旧地盘。

关于结尾的重逢,有人说是一种温情,我更愿说是一种信心。对时间冲刷后所剩有几的信心,对自在生长的人与世界的信心。就像这个挖矿过程一样,尽管身处黑暗,尽管手酸,脚软,可只要还没被掩埋、僵住,总觉得劲头在高涨,就愈有向前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