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于写作者而言，地域始终是他们的精神原乡。地域为写作者提供了勾连现实与想象的坚实大地，那些由地方语言、地方经验激活的独特叙事，对向往丰富、开阔和神秘感的读者而言，始终有着迷人的吸引力。而那些不顺从统一格式的写作，多少也缓解了人们对当下文学与生活日渐被同质化的焦虑。“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共生地带，语言文化非常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白他们一代、东西他们一代，壮年作家力作不断，李约热、朱山坡等青年作家平地崛起，陈谦等海外华文作家影响日新，文脉不断，枝繁叶茂，成为当代文坛一道奇观。”在谈及广西作家的写作时，评论家陈思和说。

由于自身所处土地而升华出来的混沌之力、生活热流和简洁利落的叙事风格，广西作家的写作一直对当下的文学叙事有着冲击。“1997年的冬天，南宁举办了东西、鬼子、李冯的创作研讨会，与会专家把他们称为‘广西三剑客’，对他们深切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和犀利尖锐的文学个性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以他们为代表的广西作家正在中国文坛崛起。2015年秋天，广西‘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光盘的作品研讨会也开得非常成功。”在谈及广西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崛起与发力时，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白志繁回顾道。当时间来到2018年，对广西作家群的关注又有了全新的开拓和深入。

7月7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南方文坛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王安忆、陈思和、白志繁、陈晓明、郜元宝、谢有顺、何言宏、张新颖、张燕玲等作家与评论家，与来自广西的东西、林白、田耳、凡一平、陈谦、映川、李约热、朱山坡、光盘、刘春、陶丽群、小昌等12位作家围坐一起，在探讨作家作品得失的同时，也讨论起这一有着鲜明特色的作家群体在当下中国文学写作版图中的意义。

选择广西作家作为讨论对象，暗含着王安忆这些年对当下写作现场的观察与思考。今年上半年，她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学。在给香港学生上课时，她观察到，香港学生的作品与那些同质化的写作很是不同。而这些不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他们的方言体系，语言是写作差异化背后的暗中推动者。“语言会驱使写作者找到形式，形式又驱使他们寻找一类题材，一类题材又寻找着相同价值观。语言听起来简单，但背后的内容却是非常重要的，正因如此，我长期对普通话以外地区的作者写作感到新奇，比如广西作家，他们的叙事方式和描述的生活细节，与普通话体系里的人是不同的。地处边远、文化繁复造成了广西作家在语言上的特殊性。广西作家在创作中使用的都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也不是标准的北京话，强烈地体现出语言多元杂交的优势。”

对不同方言语种的新奇，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作家对当下语言日渐简单化、浅近化的忧虑与警惕。“现在，我们说话、表演，用的都是普通话的方式，在整个语言版图里，南方方言已经日渐边缘。我们在写作时，不能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方言写作，而是必须把自己纳入到普通话体系里，把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但普通话有自身的短处，比如普通话里缺少动词，而方言会把名词动词化，把形容词动词化，语言需要很多养料。”王安忆感慨。在研讨会上，她提到近年来被讨论得十分热烈的小说《繁花》，“《繁花》就是试图为上海方言找到一个书面语的模式，作家的尝试，不仅在于语言，他在句式上也和普通话的表达有所不同，而这个不同，正是由方言带来的。”当下，正有越来越多有方言基础的作家在努力让经过异文化不断改变的叙事语言，回到有区隔、有地方性的书写，在自己的方言里找一些资源，再重新出发。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决定了我们生活的状态，也决定了我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作家对地区生活和人物的感受，都跟语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评论家陈晓明对王安忆的观点表示认同。在当下的写作中，方言可以为写作者提供新的文学特质，提供他们对世界新的感知方式。在谈及语言和地域对广西作家的影响时，他表示，广西作家的群体特征非常鲜明，“方言本身会成为他们对生命状态的理解。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对生命的状态尤为关注。他们关注历史，始终能够把人和历史的生活、命运写得非常博大精深，他们总是写个人和灾难性的关系，这是他们要把生命状态孤立出来审视的文学方式”。

于是，读者可以看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广西文学以其鲜明特质，形成了地方和中央、乡土和都市、标准语和方言共同构成的复杂又丰沛的文学创作景观。比如，李约热的小说背景多是桂西北一个叫“野马镇”的乡野荒僻之地，“这里的村民大多愚昧贫穷，又充满稀奇古怪的激情与幻想，这些激情与幻想导致他们陷入更深的穷贫愚昧。李约热小说因此总是带着一种凄清、暗淡、荒诞、怪异的基调——但仔细辨析，又并非没有自身微弱的光亮和奇特的逻辑”。评论家郜元宝这样点评李约热的作品，灰暗、凄清的基调之上，有一层奇怪诡异的色彩，“读惯以北方农村为主要背景的‘乡土文学’或‘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孕育的‘新都市小说’的人，乍一走进李约热的小说世界，多少会有一点不适应”。又比如，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评论家张燕玲早早为朱山坡的写作提炼出了两个关键词：原乡况味和野性隐忍，“朱山坡，也是一位有清醒文学原乡意识的慧心者。本名龙琨，却以生他养他的村庄朱山坡为笔名，这个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城乡结合部的家乡，在他笔下成了‘米庄’，一个可以永远供养作者的精神原乡。——他的‘米庄’系列有着浓郁鲜明的粤桂地域的文化色彩，充满了原乡况味和野性隐忍的小说气质”。

尽管以普通话进行写作，但语言和地域的影响渗透在这些作家的血液里。“纯方言的写作在今天能不能被广泛地阅读和认知，是存疑的。很多人不冒这个险，但是，你能感觉广西作家在作品中写到人物的腔调、口气、用词，人物的状态，和广西的地方环境是有关系的。读者能在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广西作家对这片土地，对这种生活，甚至包括语言传统和当下语言环境之间的对话差异。”评论家谢有顺说。

在谢有顺看来，除地方性之外，现实性和现代性也是广西作家的共同特征。“现在很多人批评作家躲在书斋，躲在阅读经验、二手经验里写作，但广西作家普遍书写现实，对当下的敏感成为他们的一个传统。”在他看来，广西作家有强烈的当下的现实感，他们面对的生活，书写的生活，往往都是身边正在发生的，即所谓未经时间淘洗过的生活，这对作家构成了很大的写作挑战，但广西作家们并没有因此畏难。“他们所写的现实跟他们自己的生活有某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形成，来自他们对偏僻的、甚至被损害的、被侮辱的、被遗忘的人群的书写，他们全部站在无声者或者弱小声音这边。他们让那些看起来没有声音的人，或者声音很微弱的人，或者即便有声音也容易被别人忽视的人发出声音。如果说作家有什么使命，那么站在小的声音里，让本来没有声音的人变得有声音，让声音很小的人的声音被放大，让我们在各种主流的声音之外，增加了解世界的角度，这就是作家的使命。如果没有这个时代的作家把这些人的声音、生活、情感记录下来，再过50年，当人们再来回忆这段生活时，大家都在喝咖啡，都住高级宾馆、游历世界，如果没有人写这种强势生活、文艺生活之外的生活，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

而作家东西对写作的思考和实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对当下的敏感和对写作的无限追求，会成为广西作家的共同传统。“广西的作家为什么有点荒诞，他们的格言可能就是卡夫卡的格言，即‘所有障碍都摧毁我’。这种自我感觉是有道理的，和地理环境、和当初对文学的神圣感都有关系。以前写作时，一往无前，有激情有勇气，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或者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写作越来越难。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想，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学法则？”东西表示，“广西作家的写作是挑战文学法则的，每一次写作都有可能改变文学法则。如果我们的文学法则一成不变，永远用一个文学法则来要求创作，那文学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为什么作家想表达的东西，会被误读，是我表达得不好或是信号被阻隔了？也许，这和我们只用固定的不变的文学法则要求文学创作有关。我联想到大熊猫现象。大熊猫有野生也有圈养。都是大熊猫，野生的很艰难，也很稀缺，某种程度上是靠野生的大熊猫证明大熊猫之所以是大熊猫。但是，现在的游客只要跟圈养的大熊猫拍一张照片，就兴奋不已。我们正在糊模野生和圈养的大熊猫的区别。如果读者和作家也忽视了这种区别，那写作将会变得越来越平庸。”东西的自省体现了写作者的警醒与自觉，而“挑战法则”或许也是广西作家能在文坛长年保持新鲜感的要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