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今天,我们从容面对新旧诗的“百年和解”

来源:解放日报 |   2018年07月12日07:30

访评嘉宾 谢冕 访问整理 徐芳

■新诗的最大贡献在于:可以接纳和表现现代世界的信息、知识和思想,以及与世界沟通的现代人的情感

■ 要说中国诗的传统,传统只有一个,自古到今,没有变,也没有断流。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有一个从容冷静的心境来讨论新旧诗之间亲缘关系的问题,消解对立情绪,实现新旧诗的“百年和解”

■新诗的“变”应该是“恒常”的状态,我们并不奢望新诗就此“定格”

写诗虽变得容易,但新诗不能等同于说话

朝花周刊:新诗一百年从哪一年算起,没有准确的说法。您是用模糊的看法,或者一百年,或者一百多年。您如何评价这百年里新诗的发展?

谢冕:新诗的出现是一个实验的过程。朱自清讲“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他把起点放在1916年,是从胡适最初的试验开始算的。说1916年“起手”意味着新诗诞生未尝不可,但我更注重《新青年》1917年发表胡适的八首白话诗和1918年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诗九首这两个时间节点。所以,对于新诗的百年起点,我采取了模糊叙述的方式,有时我甚至把叙述往前推移到晚清的“诗界革命”。

百年的实践,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诗歌从此打破严格的格律的束缚,放弃格律化和文言写作的诉求,开始以白话为工具的自由诗的写作。去掉格律之后的诗歌,仿佛是鸟儿张开了飞翔的翅膀,可以无拘束地展开想象的空间,使中国人的诗歌思维得到无限的展开。新诗的最大贡献在于:可以接纳和表现现代世界的信息、知识和思想,以及开放的与世界沟通的现代人的情感。这是新诗革命带来的最好的结果。

至于有些负面的影响,就是中国诗歌告别古典之后,传统的诗歌韵味有了减弱甚至基本消失的趋向,人们为求“新”而忘“诗”,为用“白话”而忘记“诗”。新是新了,却是诗意没了。因为用了白话而把诗的本质给忘了。

新诗诞生之后,写作变得容易了,但是古代诗人那种对于词语的刻苦锤炼的功夫,那种“苦吟”的功夫却没有了。另一负面的结果是去掉格律之后,诗的音乐性也削弱了。诗可以不用格律,但不能没有作为音乐性的核心的节奏感。我们不妨反问,当新诗等同于日常说话,那还是诗吗?

新诗一百年,仍属于几千年诗传统的一部分

朝花周刊:新诗走过百年,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新诗与旧诗共存,是融合还是和解、共舞?

谢冕:应该是和解,而且期待着共舞。在中国,诗分新、旧,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清末民初,列强虎视,国势艰危。有识之士探求救亡图存的道理,锁定于中国旧文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的认识,于是决心变革文学以适应世界潮流,遂有新文学革命之举。新诗革命走在了文化革新的前面。

当时的看法认为,以文言写作的旧体诗词是阻碍中国前进的根源。新诗就是以旧体诗为假想敌而进行的一番革命。废格律,立自由体,以白话代替文言,这就是新诗革命。当年的人们对于旧文化和旧诗词的情绪是激进的和对立的。

其实,中国的诗歌传统并没有因新诗的出现而中断。中国诗歌的血脉是“诗言志”。中国传统的诗学强调,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在中国,诗不仅是审美的,而且是实用的,中国诗学从来看重诗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五四新诗完全沿袭了这个传统,它志在弃旧图新,救亡图存,从诗入手,并以诗的方式改造人心,进而改变国运。传统没有断流。要说中国诗的传统,传统只有一个,自古到今,没有变,也没有断流。

而且从语言的骄傲度看,中国诗使用的语言一直是汉语,这也是一贯的。当然,在时代的跟进中,社会生活有了变化,使用的汉语随之有了变化,但汉语依旧是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渐变的过程。白话入诗,是以现代化为主的一种因时而变的自然。新诗发展已经一百年,形成了新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属于几千年传统的一部分。中国诗歌几千年的传统如长江,如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曲折蜿蜒,奔流到海,从未断流。

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就诗的形态说,虽然新旧有别,但是血缘仍在,依然血脉贯通。新诗是从旧诗变过来的,正如唐诗是从六朝诗变过来的一样,所以它们不是敌人,而是同胞兄弟,是共有一个母亲。中国文化的源头是长江黄河,中国诗的源头是《诗经》和《楚辞》。新旧既然同源,当然可以互补、并存。

当前的选择只能是以新为主,强调新诗向旧诗学习它的长处。我本人对此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我不反对有兴趣的人写旧体诗。从目前的情况看,写旧体诗的人很多,有许多倡导旧体诗歌的团体,起了很好的作用,培养了人们的兴趣。但我希望新的旧体诗必须继承固有的声韵格律传统,可以有变,但基本的规律要遵从。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有一个从容冷静的心境来讨论新旧诗之间的亲缘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冷静下来,消解对立情绪,从而实现我称之为的新旧诗的“百年和解”。

至于诗的标准问题,这比较复杂。我的基本看法是,标准不能定于一尊,应当宽泛一些。需要坚持的是,诗必须是诗,诗不能混同于文。形象一些说,诗是跳舞,文是走路。胡适当年说“要使作诗如作文”,是误导。

维护白话新诗的自由精神,“变”应是“恒常”状态

朝花周刊:您说过自己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研究新诗。在新诗的发展进程上,新诗理论建设起到何种作用?百年新诗的理论建设又有什么具体成果?

谢冕:我小时候梦想做诗人,但是后来发现诗人并不是容易当的。一是本身缺乏才情,二是发现时代不对。在我的青年时代,那时对诗的理解很狭窄,限制太多,后来这种倾向愈演愈烈,诗流为标语口号。既然如此,我只能选择放弃。诗人是当不了了,因为总有一个诗人的梦,就转而研究起诗歌来了。研究诗歌,那是到了北大之后的事。理论的基础,专业的训练,加上一种机遇,我就成了一个专心做诗歌批评的人了。

中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很有趣,是理论先行,创作跟进。是先有理论、后有诗的实践,这种奇异现象,其产生原因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新诗的首倡者是胡适。他当年在美国留学,接触了西方的诗歌,有感于中国传统诗歌对于自由表达的束缚,深感诗应当破格律,弃文言,用白话写诗。有了这种理念,于是开始“尝试”。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是按照自己的“预设”来创作的。胡适把自己最初的诗集取名《尝试集》,强调的即是“试验”(尝试)的意思。白话新诗最初的样本是外国诗,胡适甚至把译诗也当成了自己的创作,并且收到自己的诗集中。为了新诗的建设,他们尽量排除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即所谓的“去旧词调”),按照翻译过来的外国诗的样子写。

新诗的灵魂是从内容到形式彻底的自由而摈弃格律的规范,近百年间不断有人想恢复或部分恢复传统诗词的格律形式,闻一多、徐志摩、臧克家、何其芳等,都试验过或提倡过“新格律”,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因为有悖于新诗的自由精神,很难被普遍认可。对此,我本人的态度是,所谓的“新格律诗”,有心人不妨试试,但不宜提倡。维护白话新诗的自由精神是当今以及以后的第一要义。

新诗最初是按照西方诗歌的理论进行自身建设的,它最初并不讳言这一点。百年来经历过几代人的实践,新诗的理论建设已经形成自身传统,可以说已经自立。北大中国新诗研究所为了纪念百年新诗的理论成果,编辑了《中国新诗总系》,计六卷,约四百万字,九月即将问世。这是我们对新诗的理论及史料的一次总结,也是我们对于中国新诗一百年的一个纪念。

朝花周刊:您对新诗未来发展有何期许?下个百年的新诗,依旧是“新”诗吗?

谢冕:最近有人对新诗的命名提出质疑,希望改变名称。质疑者认为,百年前的“新”,放到现在已不再“新”了,新诗不能永远地“新”下去。他们希望另铸新词以代替它,例如用“现代汉诗”等等。但我却不主张改变新诗的名称。我以为对于中国的古典诗歌而言,新诗是一种新的诗歌形态,它代表中国诗歌新的一个完整的阶段。对于几千年的“旧诗”而言,“新诗”总共才及百年,是一个始终仍在尝试和完善的过程。

新诗的“变”应该是“恒常”的状态,我们并不奢望新诗就此“定格”。四十多年前新诗潮崛起的时候,我们办过《诗探索》,这个理论刊物现在还在办。对于新诗而言,探索、新变是它的常态,它永远在探索的途中。

【嘉宾简介】谢冕,1932年生,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多年来居于中国诗歌评论前沿。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新诗评论》主编,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委会委员,第六、七届名誉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