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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夏阳》张大春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顶着“说书人”的帽子多年，作家张大春决心要拾起旧行头，重返说书场，写一套书名分别涵盖“春、夏、秋、冬”四字的传奇体笔记小说，于是，在《春灯公子》之后，就有了这部《战夏阳》。

古时的说书人，还真有点儿像现如今的网络主播，捧的是巧舌如簧的饭碗，靠的就是围观群众的捧场和粉丝们日积月累的流量供应。可张大春这个“擅书法、爱赋诗”，既出得了通识读物 （《认得几个字》）和文学评论（《小说稗类》），又写得出严肃小说（《聆听父亲》）、历史小说（《大唐李白》）和先锋文学（《四喜忧国》）的多栖文人，明摆着就不甘心只做一个简单纯粹的说书艺人。在小说集为首的同名篇目《战夏阳》里，他披着说书人的“夜行衣”，正儿八经地捏造着小说家身份的 “我”和《史记》作者司马迁会面交谈，一场看似相互抬杠的“尬聊”，进行到最后，却抛出了一串严肃而发人深省的问题：史家和小说家谁更可信？小说里的段子和史书里的记述哪个才更加纯粹？

一圈关子卖完，那个藏在幕后把持着话语导向的张大春，还是按捺不住抛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答案：“君非小说家者流，而仆亦非太史令矣”，意思大概就是说，史家真真假假，小说家假假真真，谁都不是谁的倒错，两者相互交叉，当然没有清晰的界限划分了。张大春如释重负地开过宗、明完义，接着，便像是亮出十八般武艺一般，用十余则涉及古代官场和科场的精巧故事，不厌其烦地论证他的中心思想了。

以其中一篇《剑仙》为例，先是故事的起始处，张大春一会儿说要摘抄一段旅游解说作为事发地的背景资料，一会儿又说要寥寥附上一段煞有介事的人物简介当成延伸解读，跟着还拉上了难辨真假的徐霞客轶事进行补充，弄得原本虚构无疑的志怪故事，让人迷迷糊糊地就产生了些许“真实预期”。再接着，在故事快要讲完的时候，张大春突然一掌惊堂木，摆出故弄玄虚的语气，在结语里悄悄透露给读者：那家为了百斤上好碧螺春，放弃声名和清誉的书社，竟然就是正史里以精校刊印典籍而留名存世的汲古阁。一边是史书里近500年白纸黑字的定论，一边又是小说家言辞凿凿的揭秘，针尖对麦芒，好像真的是要替历史 “翻案”一样。更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紧接着的《小毛公与文曲星》一篇中，“汲古阁”的梗又被张大春重新挖了出来，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突击出五个不同的故事，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讲述了毛晋创办汲古阁只是因为曲解了游僧意图，汲古阁刻录古籍传之后世更是为陈腐旧思想掌管新人类提供了契机，汲古阁“倾家荡产”刻印古籍之量与它刻印给声妓的流行读本比起来简直九牛一毛等等，“黑”得毛晋和汲古阁体无完肤，大有语不惊人笔不停的气势。而在其他的一些篇目，比如《科名还是要的好》《道学无真，黄金无假》中，张大春仍旧用着引经据典的手段，有时还搬出（或是生造出）自己师傅高阳的言论，来附加小说的真实性。

当然了，和绝大多数的志怪小说一样，张大春的用意也绝非哗一时之宠，或者真的就是对某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着什么特别的偏见。一方面，以“顽童”之名蜚声文坛的张大春，借着以假乱真的手段，又一次证明了自己作为说书界最为全能的小说作家的稳固地位；另一方面，张大春当然也有着借古喻今之意，他假意嘲讽古代书商的生财之道，言下之意或许更是为了对当下的出版业置喙一二；他虚构古代官场的任用顶包、古代科场的烂文上位，虽明知同样的案例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复制在如今，却也是为了告知类似的稀奇荒诞仍然客观存在。

作家毕飞宇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大意是说，小说里的任何叙述，只要技术上成熟，都是绝对合理的。有别于“虚构”和“真实”，我们似乎还应该有着一套关于“存在”和“现实”的概念。也就是说，一切尚未完全实现、具有可能性的存在，事实上都应该被视作现实的一种指向，或者是对现实的寓言，而非绝对的对立状态。这么说来，当我们谈论说书人张大春时，似乎也应该以对待史官的态度来对之肃然起敬；当我们谈论这本《战夏阳》时，也可以像读正史典籍一样地认同和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