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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尔伯·昂托《月光下的旅人》: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在写自己内心

来源:文艺报 | 符晓  2018年06月01日09:43

任何时代都不缺少伟大的作家。然而吊诡的是,有很多伟大作家只存在于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显然高于文学本身,倒是有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常常能够走进千万个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瑟尔伯·昂托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至少匈牙利读者一直没有忘记他。

瑟尔伯·昂托1901年出生在一个匈牙利犹太家庭里,但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侨居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后来回到匈牙利,开始文学研究、翻译和创作生涯。因为过人的博学研究,他年仅32岁就成为匈牙利文学学院院长,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廉-布莱克和亨德里克-易卜生,后来撰写了《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即便在今天的匈牙利也享有盛誉,此外还创作了《英王传奇》《月光下的旅人》和《女王的项链》等几部小说。因为犹太血统,他1944年被纳粹送到匈奥边境为德军服劳役,1945年死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从文学史的维度看,与其说瑟尔伯·昂托是一位作家,毋宁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风度,《月光下的旅人》确实是一部值得回味的作品。

《月光下的旅人》是一部关于行走和回忆的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叙事逻辑完成了对主人公米哈伊在意大利所见所闻的叙述。米哈伊本来和新婚妻子蜜月旅行,但头脑中却一直萦绕着十几年前童年挚友托马西的自杀和艾娃的消失,和妻子走散后,他更是离奇地邂逅包括艾娃在内的少年玩伴,上演着关于死亡、爱情、往昔、历史和文明的一幕幕。作品首先是一部爱情小说。米哈伊和三位女性的爱情关系不尽相同:他对艾娃的爱完全建立在崇拜基础上,艾娃是他心中圣女一般的存在,爱而不得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孤独感并将此深藏在内心深处;他和爱尔琦的“现代婚姻”事实上有名无实,婚姻形式后面潜藏的是无爱的内容,貌似“偶合家庭”或者契约婚姻,所以无论他们谁离开谁,双方都不会感到惊奇;相比之下,他和米莉珍的爱情虽然短暂,但更显真实,米哈伊在米莉珍身上需要的并不是绵长的爱情,而是在人生低谷时对性或爱的阶段性慰藉。可以说,这三重关系代表了爱情存在的三种方式和可能,在爱情故事背后,昂托讨论的是爱情伦理问题,无爱的婚姻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对往昔恋人的爱是否可以持续到生命的尽头?爱情是否可以拯救一个处于生命低谷中的人?直到小说结束,昂托也没给出这些问题的真切答案,而是做了开放式的处理,尝试与读者完成一次“视域融合”。

瑟尔伯·昂托在小说中还想要表达自己的生命哲学。死亡,一直都与主人公米哈伊相生相伴,“病理性死亡想象”成为他的重要标签,在他的怀旧中无不充斥着对死亡的恐惧、迷恋、向往等多重矛盾倾向。在托马西和艾娃的爱情中,在儿时的童年戏剧表演中,在意大利比奥的死门中,米哈伊都看到了死亡,可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死亡意识”基因的携带者,一直在考虑用死亡摆脱“此在”。那么,为什么昂托要在小说中出离爱情而着重描述死亡呢?

从浅层说,作者言说的是作为人类独立个体面对死亡的态度。从少年时代起,米哈伊就深受死亡哲学和生命政治的影响,他和他的身边人(包括托马西、埃尔文等)对死亡有一种本能的“莫名”“好感”甚至“快感”,所以对他来说,“向死而生”和赴死都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面对死亡,米哈伊又表现出了深刻的矛盾性,按照弗洛伊德的逻辑,他的自我很难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平衡,导致他成为一个怯懦、敏感、孤独和游移的人,体现出来的是歌德所谓哈姆雷特的那种“软弱”。一方面,死亡成为米哈伊逃避现实的归宿,他不谙社会规则,出离于世俗社会之外,好友的离世、爱人的消失、婚姻的虚无,加上他在旅途中经历的意大利民间生死观念,使他一步一步增强了赴死的决心,成为和托马西一样的“英雄”,他的回忆和多次幻觉事实上无一不是在说服自己存在的“无聊”和死亡的解脱。另一方面,虽然米哈伊鼓足了死亡的勇气,但是面对故乡和来自故乡的父亲,勇气又显得格外单薄,解脱无非是自己的说辞,当活生生的现实真的摆在自己面前时,他却感受不到死亡带来的任何甜蜜,反而心生“倦腻和疲惫”。他发现,“从众”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只要人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可见,昂托通过米哈伊关于死亡的思想与行动表达的是人类矛盾性。

从深层上说,死亡在《月光下的旅人》中成为某种人类历史的象征。在米哈伊和瓦尔德海姆关于死亡的对话中,后者坦言,“文明越强大,死之爱就越好地埋藏在意识下方”,“在文明社会里,死亡完完全全是一个禁忌概念”,米哈伊深以为然。这说明,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人们思考死亡的时代行将终结,因为现代产生的很多事物深深吸引着人们,使他们无暇思考死亡,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思考死亡,使得死亡成为禁忌。而米哈伊之所以“迷恋”死亡,完全是出于对传统的“忠贞”。死亡观念是托马西承袭或延续给米哈伊的,正因为他们思想的共鸣,导致米哈伊一直想要赴死,其共鸣在于,他们无法接受现代社会的诸多现实,以致将死亡看作是传统的隐喻。换句话说,托马西和米哈伊都是“厚古薄今”主义者,托马西认为“古老即是正常,现代则是怪诞诡异”,可以说也是昂托关于历史观的宣言,只不过这种观念通过死亡表达出来而已。

在《月光下的旅人》中,一直存在意大利与匈牙利的对照,与其说这种对照是空间上的,毋宁说这种对照是时间上的。为什么米哈伊的旅行一直在意大利?就是因为他灵魂的寄托托马西“一直憧憬着意大利,那里一切皆古旧,正合他的口味”,同时,米哈伊也发现了“佛罗伦萨城里一条街比匈牙利的七个州府蕴涵着更多历史”,可见,米哈伊迟迟不愿意回到故乡,在于他倾慕托马西眼中共同的意大利古老传统。可以说,匈牙利是现代的象征,意大利是传统的象征,死亡则是传统的象征,米哈伊之所以在小说最后回到故乡,恰恰是因为他对现代的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月光下的旅人》讨论的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人作为个体所面临的历史选择问题。这是作者对现代匈牙利的思考。这是匈牙利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

其实,无论是死亡与爱情,无论是过去与现在,无论是故乡与异乡,主人公寻求的都是与自己的和解。米哈伊事实上一直生活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所有叛逆、反抗、探索和疏离所引发的关于人生和生活的矛盾最后归于平静,“从众”成为通往澄明的必然路径。这也许是《月光下的旅人》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写在自己的内心,宿命的星辰也在那里恒久闪烁”,实际上,在米哈伊远去的背影中,我们看见的是逝去的斑驳岁月,还有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