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7年是以擅写都市文学而著称的上海女作家唐颖的丰收年。她的《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以“双城系列”新版，出版了新作《上东城晚宴》、另有口袋书《无性伴侣》等。诸多作品以集束状态面世，一时引起了读者的热情关注。在出版社策划的多场读者见面会上，唐颖与不同年龄的批评家、作家嘉宾们共同探讨写作对当代人心灵的救赎意义，分享对都市人的爱与痛的思考，某种角度上也正好提示了她的小说对不同年龄段读者群所可能产生的宽广的共鸣性。

唐颖的作品具有一些鲜明的特质，比如以对女性青春成长与情爱纠葛的细腻深刻揭示见长，常以交织着异域风情与多元文化的时尚大都会作为故事背景，并且警觉于历史之眼对时代和个体命运的凝视。

一个周日的下午，笔者与唐颖约了见面，听她聊聊创作心路。地点当然是唐颖选的，不用说，她对上海的各种时髦休闲场所了如指掌。这家位于上海繁华商业区徐家汇的茶室闹中取静。唐颖穿着一身黑白条纹的休闲装，笑容灿烂轻松。她选了临街一排落地大窗前的位子，坐在那里，可以一览整片闪亮流动的街景扑面而来又擦肩远去，有种对都市繁华既帖近又隔开的感觉。这或许正是唐颖作为一位作家所擅长把握的状态－－做一位深谙生活实相的尘世体验者，同时，又保持着一位冷静的观察者的角度。我们的谈话就那样散漫地展开了。

朱自奋：您从小梦想当个作家吗？说说对您的写作有影响的成长历程？第一篇小说是怎样完成的？

唐颖：其实我没想过做作家，我父亲一直希望我学医，我也有这个愿望，高考恢复时无法通过理工科的考试进入医学院，而改考文科，因为也的确喜欢文学，便选了中文系。小时候父亲每晚对着英语读物给我和妹妹讲故事，其中有李尔王、格林童话、马克吐温和王尔德写的故事，故事讲完了，我却无法从故事的情境中出来，常常一个人对着天花板复述故事。我被母亲送进托儿所的全托班，我哭闹要回家，老师便让我给小朋友讲故事，我一讲故事就安静了。我的讲故事才能一路发挥，在中学，即使和同学看同一本书，她们也会要求我把看过的书再讲一遍，我给她们讲《呼啸山庄》讲《简爱》，一遍又一遍，她们听不厌我也讲不厌，我的小说被公认“故事性强”。可见，我是无意中养成了讲故事的童子功。当然，阅读小说是我成长年代唯一的娱乐也是救赎，虽然书得之不易，但居然也读了不少，在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上，老师开出的十九世纪经典小说的书单，大半都读过了。

1978年我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华师大中文系，有孙顒、王小鹰、赵丽宏等知名作家，整个中文系有一股写作热潮。我没有当作家的准备，也没有在学校如何做学霸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在“名学生和名人子弟云集”的中文系成就自己，内心孤傲却无法找到自己的目标，心里是压抑的。

大一的小说创作课，我的小说得了班级第一，于是我也想写小说了。当时最受关注最有影响的是伤痕小说，我感觉自己写不来这样的小说。但我对期刊《外国文艺》上刊登的西方现代派小说却很有感觉，读书报告写的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我的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是模仿法国新小说派米歇尔·布托的小说《变》，这是一部第二人称十分心理化的小说，书中主人公人在妻子和情人之间、也就是巴黎和罗马的火车上来回奔波，描写了他和两个女人相处的大量的细节，非常有感染力。这是我第一次写中篇小说，我完全无法判断，便拿给校友王晓明看，他提了些意见让我修改，之后便推荐给《上海文学》副主编周介人，顺利发表了。这时已经是大学毕业四年的1986年。第一篇小说发在当时全国名声响亮的刊物，于我当然受鼓舞，更多是满足了想发表东西的愿望，但并没有因此想做作家。接着，我又写了一篇校园主题的小说，给南京《青春》丛刊。他们不仅发表了，还到上海开了研讨会。我心里又涌出新的故事，但写得很慢，基本每年只写一篇，我总是想，写完这篇就不写了，但会有新的故事出来，写作就像掘井，你越写越有东西可写，现在不是一个故事涌上来，而是许多。这时，整个社会观念、民间生活也更开放了，我内心觉得，我写作的年代到来了。1997年以后，我的大部分作品在《收获》杂志发表。《收获》的高标准，给了我文学上的标杆，我必须不断朝前走。

朱自奋：从你开始写作以来，你就十分擅长描写都市女性的生活、情感、心理与命运，忠实于自己作为女性的人生体验。是不是受到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观点的影响？你小说的女主人公常有并不软弱的一面，不会完全丧失自我，不会轻易让自己落到太严酷的处境。

唐颖：我自己是女性，所以更擅长女性视角吧。其实在西方，也没有像中国那样强调女性作家的性别，至少在普通生活中，不那么关注性别。当你很真实地关注生活时，女性主义其实已经包含在里面。我不可能在小说里阐述女性主义理论，但我骨子里是个女性主义者。我小说中的女性都是独立的，她们的命运本身就携带了女性主义的元素。

朱自奋：你在上海长大。你对都市生活有一种天然的嗅觉与敏感，对都市繁华的细节有到位的捕捉。你甚至被评为“最具时尚元素的作家”。这种时尚的都市气氛是你刻意营造的吗？

唐颖：但我真正要写的是淮海路的背面，今日时尚只是表面，城市经历的的血腥的过往必须被记住。我用这些伤心故事来展示充满历史印痕的城市最真实的一面。我的小说因为描写了城市的生活和消费场景，被认为是写城市的物质性，然而，写城市，不写城市的物质化，是没有说服力的。我恰恰要表述某些女性，如何在城市的物质诱惑中挣扎并找回自己。所以有评论家认为，我书写了时代变革时的城市女性，她们的价值观遇到挑战，她们的情感关系饱受冲击，这个时代变化，是指从计划经济的禁欲时代转向市场经济的物欲时代。

当然，我不能腾空地写一个抽象的城市。上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所以我的故事主要背景是在上海。人物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要让人物有说服力，必须要给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和前史。福克纳虚构了一个南方小镇，却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但是，我在福克纳小说中读到的是超越时代和地理的人的困境的共鸣。我希望我的故事一定要有超越地点和时代的东西。

朱自奋：你在新加坡、美国都生活过。你小说里出现的纽约、新加坡等城市，既是故事发生地，同时也是一个参照，对它的描写似乎更多的是为了回望上海，乃至回望生命和来路。你说过你重回了一趟童年时住过的弄堂，这是一次怎样的回访呢？是为下一部作品搜索素材吗？

唐颖：有人说，所有的作家都在写她十八岁之前的生命体验。我们年少时的经历，是我们生命中的刻痕，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但我们不知道而已。前些日子我再次回到童年弄堂，唤寻旧日记忆，拍了些照片。其实我有很多年没有重回弄堂了。似乎我在与它保持距离。也许肉身上的距离，可以给写作一个想象的空间。评论家吴亮说过一句话：“小说就是一种幻相。”我觉得这种想象力的驰骋也是让小说家感到有无比乐趣和幸福的地方。

朱自奋：你是那种写作像上班打卡一样非常自律的作家吗？现在你的普通一天生活是怎样安排的？

唐颖：我长年睡眠不好，要到凌晨两三点睡，中午才起来，喝一杯咖啡，吃一片面包，然后开始我最有精神的写作时段，从下午一两点，写到黄昏。当年每天带孩子，没有时间写，反而有一种抓紧时间写作的状态。但现在呢，压力解除了，有很多时间了，紧迫感反而没有了。

写作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从年轻时我就养成一个习惯，认为白天用来看书是挺浪费的，看书应该放在晚上。写作是我的人生中的一个支点。如果没有写作，我不知道该如何打发白天的时间，除了旅行之外。

作者简介：朱自奋，《文汇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