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两条道路在秋木林中分岔

可惜我不能两条都走

作为旅人，我久久地站在岔口上，

极目眺望其中一条道路的尽头，

直到望见它消失在林木深处。

……

我将会轻轻叹说，

——在我年老的时候：

两条道路在林中分岔，

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条，

人生就此迥然不同。

——罗伯特·弗罗斯特《未行之路》

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批中国年轻人，不管是由乡村入城市，还是从中国到异国（主要是美国），差不多都经历过双重生活，并有一个从卑微转为自豪的阶段吧——那个曾经遥不可及的乐土，我们不是终于置身其中了吗？或者，用弗罗斯特的诗来说，一个人不是有机会走向一条未行之路了吗？那曾经说不上道理的禁忌，无法摆脱的束缚，累累赘赘的人事，在转身奔赴美丽新世界的同时不就可以一刀两断，抛诸身后吗？人们从此面对的将是白纸一样崭新的生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是吗？

当然了，生活不会就此一劳永逸，那个美丽新世界也不是极乐净土，一旦踏上就可以莲花化生，不再食人间烟火。不过不用着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桥段会成为新的神话，激励另外一批人去开始他们新世界的生活。即便遭到不同文化的伏击，弄不好也会催生出些民族国家的微言大义，把日常行为生生提炼出一副金刚不坏的普世框架，好用来证明新殖民主义、后来者理论或后什么后后什么这类更新不已的世界性概念。

话说到这里，爱好文字却懒于思考的人或许早已摩拳擦掌——你看，所以人总是要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相夫兼教子，这不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吗？最终文学会回到吃饭、旅行、爱情、争吵、和好这些不是？或许这就是很多在国内显得不疼不痒、无足轻重，最终是以凡俗书写日常的文字，却在某个范围的华文圈子大行其道的原因？而且，除了跟某个特殊年代相关的作品，一不小心，我们也会把20世纪80年代末去美留学、后在硅谷工作的陈谦小说，划入这个不必进入文学的日常生活范畴——那些家庭间的恩怨、夫妻间的情仇、抚育子女的艰辛，不正是陈谦小说的主题之一吗？

表面上看起来，陈谦小说的主题确实是这样的，原生家庭带来的没法摆脱的影响，夫妻之间无法弥合的性格差异，子女带来的拖累之感，理想人生设想的无法实现，转瞬间已经步入中年的尴尬……仿佛掀开温暖灯光笼罩下人家的窗帘，屋内种种不如意的生活情境呈现在眼前，牵丝攀藤，无休无止，仿佛《繁枝》中立蕙的感慨，即便那些外人看来被成功光环围绕的家庭，内里并非如此：“你看，我去看叶阿姨，就听说了何叔叔去世的、锦芯肾衰竭这些非常坏的消息。我去见锦芯，又扯出了志达跟锦芯婚姻出问题这条线。今天跟施密特医生见面不到半小时，又知道了锦芯曾服毒自杀。我都不知道这树下的河有多深的水。”或许这就是陈谦小说区别于凡俗书写的第一个原因，她清楚地意识到，生活不是炫耀，也不是委屈，而是一条隐藏着无数潜流的绵长河流，人要有准备面对那些水下可能更深的漩涡。

那个更深的漩涡，翻译出来，大概可以说是生活的真相。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里借鸟儿之口说，“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我不太相信，人会有足够的力量承受太过残酷的真实，不过，所有对真实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如何保持触碰真实的分寸，是写作在文字之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陈谦对真实的探索，就显示出相当出色的节制。就拿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对婚姻的认识，人物看到的真实往往是：“成个家，两个人（谁牺牲）就要有取舍了，要不日子怎么过？”“你早晚会懂的，婚姻这东西，不平等是最可怕的。”或者竟至于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离婚是因为妻子的爱让他觉得窒息，你能明白吗？”

面对这些真实，陈谦小说中的人，起码是那些有过自省的人没有回避，如同面对创伤：“最要紧的是对创伤不回避。就像面对一个伤口，不要捂。”或者如同对待仇恨：“当你宽恕别人的时候，受益的不是那个被你宽恕的人，而是宽恕者自己。”并且，无论即将面对怎样的真实，经历过苦痛的人，知道自己的界限，明白人性“最好不要被考验”，不在假想条件下预测自己的情感反应，他们得留着精力郑重地对待事实，而不是把力量用在揣测上。当然，这样说有个必要的前提，即要让这些看起来温和的结论有效，背后需有对人心的犀利认知做基础，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乡愿，用似是而非的结论取消了人生的残酷性，因而也削减了小说的力度。

2

唐诺在《眼前》中说过一段话，我觉得很可以用来理解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准备做坏事或至少不愿作好事的自私之人会这样，因为我童年受过苦被施暴，所以现在我有某种道德豁免权，社会还欠我、人生还欠我、你们所有人都还欠我不是吗？”经历过一个特殊的时代，并在这时代之中受到创伤，或者自小生活在贫苦环境中的人，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心理？这种情形，是不是出于一种推卸责任的欲望？是不是如丹内特所说，“只要你把自己变得足够小，你几乎可以外部化任何东西？”如果小说也跟着流行的风气把本该个人承担的责任外部化，那写作的意义何在呢？

说得稍微具体一点，陈谦的小说，跟很多直面自我的作品一起，构成了对上述问题的反驳，也即取消了向外界推卸责任的企图，把所有的问题首先建立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陈谦很多跟那个特殊时代相关的小说，都是建立在这个自我反省的基础上的，并没有企图推卸责任，就像《特蕾莎的流氓犯》里的那个长大后的女孩后来明确的，“她为了她十三岁的嫉妒，利用了那个时代”，“我是常想，将它推给时代，很多人都是那样做的，由此寻得太平。像你我的父辈，像你我的兄长”；或者就像那个长大后研究历史的男孩意识到的，“我少年时代做下的事情，一直咬噬着我的内心。那种感觉之磨人，它没法跟别人说的……它让我看到一点，那么大的一个时代背景里，那么多的悲剧。很多很多，很可能就是由像我和我的家庭的人参与造成的”，因此他想找出真相，“想看一看，在动乱的时代里，时代巨大的悲剧是怎样一笔一画地给写出来的”。

在陈谦的小说中，有不少跟那个特殊的时代有关，《谁是眉立》《下楼》《残雪》《我是欧文太太》等等，都很难得地贯彻着自省意识。这样说，并非要把时代的责任全部反向地推卸到个人身上，而是提醒，在反思时代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自己也是时代中的人。当然，在说到个人责任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总会有一些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这样的能量慢慢累积起来，那个反省的声音即便在喧嚷的潮流之中显得并不起眼，是不是人物起码可以从刻板的时代套路中站立起来的，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命？

稍微深入一下，差不多就可以发现，对属己责任的推卸甚至完全的外部化，并非特殊时代的产物，而是几乎适应于任何时期。就像陈寅恪在《读莺莺传》里说的：“当其（社会）新旧蜕擅之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有贤不肖拙巧之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贤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何以言爱》中的勤威，在面对自己该负的责任时，会强调自己的贫苦出身，然后理直气壮地说：“你没有理由恨我。”他的贫苦，他的顺应，都给他的推卸责任提供了支援，就像小说中人意识到的：“顺着这个思路说下去，勤威就将自己撇得越来越干净了。”或者像《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的王夏，过着看起来随性自在的生活，却又不对任何事负责，其实“他是被‘艺术’这两个字害了，以为做了艺术家，就要这样或那样，其实怎么会？”

只是，人意识到了这样的状况，又该如何选择呢？道歉？“他准备了那么多年，就为着说一声道歉。这道歉还有意义吗？它不过是形式。”或者，即使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仍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理解，就像苏菊对王夏：“按王夏的艺术潜力来讲，他是个LOSER。可是，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啊。我现在大概懂了，他是当作另一种自我实现的，或许是要补偿那些天天压裤线的日子呢……自我放逐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到这里，我们是不是会对陈谦的小说生起疑问——仿佛她小说中的人都有可能是对的。如果这样的情形都能被理解，那她是怎样认识人性的？

3

在名为《小说存活下去的理由》的文集后记中，陈谦说到了自己写作的理想：“对人类生存困境进行思考和追问，应该是小说存活下去的理由。好的小说，应该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人，理解生活，进而在面临生活的选择时，行为有所依据。如果从小说中我们不能找到榜样，却能够体察到警醒，也是收获。”假如我理解得没错，陈谦的意思应该是，她致力于理解的是人性深处的困境，并期望通过小说为这困境给出某种榜样或警醒的力量。对一个年轻时就到美国生活的人来说，她会给出的是怎样的警醒呢？

经历过城乡或国内外双重生活的人，几乎等于在青年时期忽然转向，走向了一条原本可能的未走之路。这条未走之路会给人带来无处安顿之感，离开前不开心，去了美国也不开心。这不开心，当然与离开了他们在一块土地上习与性成的言行举止有关，他们要在另一个世界经受考验，直到学会新的一套规范。而更为重要的或许是，那些在离开前足资凭借的“强大的压抑气场”，那可以让人“一路滑行到老”的东西消失了，人心原先没有也不会敞开的部分在另外一个环境中得以打开，此前对人心和人生的设定就此有了改变的可能，不少人的“人生就此迥然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应该是对自我的认知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个体的实现变成了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便从此前的禁忌中慢慢脱离出来，进而导致了选择的不同。

在《望断南飞雁》中，南雁已经随丈夫在美国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可她仍未得到内心深处的满足：“我听你们的话，做实验员，培养标本，处理细胞，照顾小白鼠。不是实验员不好，可那不是我要的生活。”进而开始抱怨：“我们十几年的夫妻，你都不晓得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或者像《繁枝》中锦芯的女儿告诉她的：“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幸福，而不是为我们活。我们都要长大离家的，最要紧的还是你们要开心地过你们的生活，而不是仅仅为了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残雪》中那段关于喂鸽的话，几乎可以看成施受间不对等之爱的一个象征：“他们掰面包时，总是两指一捏，随意乱掰的，那些面包屑多是跟人指尖尺寸差不多的半英寸见方小方块。人是方便了，但鸽子呢？鸽子是习惯吃细长的虫子的。抢到面包屑的鸽子，总要试很久，却怎么也吞不下去……我不怀疑那些人对鸽子的爱，可他们只以他们认为是‘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却从来不问一问，那是不是鸽子能够消受的。”

自然，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把这一切归于文化优劣带来的极端变化，而国外的文化有着明显的优势地位，但陈谦的意思仿佛没有这么简单。看陈谦的小说，有时会觉得是在看某种心理侦探小说，开始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一切，随着作品的展开渐渐变得摇摇欲坠，甚至会在某些时候出现极大的反转。大部分时候，小说则在人心的两端来回摆动，既认识到个人实现的必要性，也没有轻易地否定每种文化携带的不同经验内涵，有时甚至还会探究某种个人实现的合理性。即便在如何明确的个人实现合理情形下，陈谦笔下的人物也不会忘记提醒，“规则是经验的总结，肯定是有道理的”，“婚姻是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有些社会的明显暗礁，就像《虎妹孟加拉》里的老虎，未必能够轻易触碰：“野兽可以训练，但无法驯化。而且虎是独行兽，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兽性发作时，血亲都要拼得个你死我活。现在的人，迪斯尼的片子看多了，会出问题的。”

霭理斯在《塔布的作用》中提到了由克制而来的塔布（taboo，禁忌）的变化状况：“生活永远是一种克制，不但是在人类，在其他动物也是如此；生活是这样危险，只有屈服于某种克制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取消旧的、外加的塔布所施加于我们的克制，必然要求我们创造一种由内在的、自加的塔布构成的新的克制来代替。”或许我们可以说，无论一个人走向了怎样人迹罕至的未走之路，从其一生的情形来看，他走的仍然只能是自己的性情标示出来的路，并非可以同时走在两条路上。陈谦小说的意义，大概正是在对人在人生这条唯一的路上可能遇到的问题的提示。只要注意到陈谦的提醒，小说的阅读者或许就能在小心地维护日常生活或大胆地试走未行之路的时候意识到——“看顾自己内心其实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