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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岳的创作定位:写出历史的真相和人的本真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杨立元  2018年05月24日10:17

李西岳的小说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思想容量,多年来,他从不追风和跟风,有自己坚定的创作方向和审美追求。他的小说以真取胜,以情感人,以理动人,写出了历史的本相和人的本真,因此,他的作品颇有些“史记”的味道,让我们记住历史,回味历史、反思历史。他曾这样讲:“凭良心讲,我绝对不是有意给读者制造苦涩,我只是无主观恶意地在透视那段历史。我稍有些得意的是,那段历史,是我用现实目光折射过的历史,是融入我生命体验和痛苦沉淀与思考过的历史,是我等到了受得了的时候才说出来的历史。”

塑造了中国农民父亲的形象

李西岳以《农民父亲》到续篇《人活在世》,将父亲的一生连缀成篇。在《农民父亲》里,父亲就是中国农民的象征,勤劳、节俭、仁爱、宽恕、礼让、自强、钢质、诚信等等。父亲是家庭的脊梁,用个体的生命撑起了家庭的天空。作为长子,为了尽孝,他放弃了城里的生活回到农村侍奉父母;作为长兄,他宽宏大度,当奶奶把家里好房的继承权让给对家庭没有任何贡献的叔叔。自私狭隘的叔叔用高价卖房的把戏来蒙骗他的哥哥,父亲没有任何怨言;作为乡亲,父亲在村里率先垂范,施爱助人,就是结了深怨的阴险狡诈的刘爷处处算计父亲,父亲虽心知肚明,也都忍让了。在《人活在世》中的父亲已经消褪了壮年的辉煌和豪气,而更多的是对自己、晚辈和家族的理性思考,更多地透露和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中国农民的精神美质。我们完全可以把父亲作为中国农民的代表。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民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积淀和重要构成。这种精神是我们这些农裔城籍的农民儿子继承和发扬的。我们并不拒绝城市文明,但在我们走入城市的时候,这种精神早已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中并体现在行动上了。时至今日,这种精神对于我们抵制物欲的诱惑和防止精神的迷失仍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作者所塑造的农民父亲不仅仅是一种实状化的再现,而重要的是一种宝贵精神的呈现,对于我们的精神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导引作用。

作者平实的叙述时时能激起我们情感的轩然大波。我们似乎不是在读小说,而是在回望父辈们的人生行为,并从中可以归结出农民父亲多方面的精神向度,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农民父亲的形象就是这样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每个农民的儿子都不禁要拷问自己:我们人生在世做得怎样?愿我们从此都认定一个共同的人生方向:要做一个像农民父亲那样的人,以报答和告慰我们的父辈。

展现了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

李西岳经过多年的积累沉淀,精心打磨,六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一部全景式反映当代军人精神风貌长达42万字的小说《百草山》。这部长篇小说有着突出的创新意义和审美价值:它从人性的角度细腻深刻地刻画了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从理性与非理性的人格层面上揭示了当代军人的英雄层面和庸常层面,特别是他将古老的乡村文明和先进的军人素质融汇在一起,以此支撑起小说文本的建构,凸显出两代军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百草山》的意旨是鲜明的,那就是表现民族精神和当代军人的气质。作品以百草山作为小说的母体和叙事的基点。小说起始就对百草山独特的风貌进行了传神的描绘:百草山是挺立在冀中平原上一座百花吐艳、绿草茂盛的花草山,它在白花花的盐碱地里一峰独秀、脱颖而出,是那样的珍贵与神奇。在它的滋养和哺育下,百草山人养成了一种坚强不屈、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刚正不阿、奋斗不止的性格。这些性格如百草芬芳,荟萃成了百草山精神。这些精神又如百草茂盛,虽历经磨难,但绵延不绝。当作品用这种审美形式表现百草山这种独特的精神风貌时,使我们得到了一种清心爽目、启志凝神的审美感悟:百草山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经久不衰的民族精神。因此《百草山》也就成了一座坚实的民族精神的丰碑,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百草山是作者创作的丰厚资源。李西岳作为从百草山走出来的军旅作家,一直把百草山视为他的精神家园。在这部作品中处处充溢着一种朴素浓郁的乡情。这种情感来自他对家乡、对人民的爱恋。尽管他长期生长和生活在部队和城市,但他的审美视域始终投注在家乡。他对那里一直那样的眷恋、痴迷,因为那里是他生命的根源、精神的家园,因为百草山早已成为他心理的“图式”,成了他生命的“邮戳”,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改变不了他对家乡的挚爱、对百草山的迷恋。他的审美向度是爱我家乡,爱我部队。所以在这部作品中,处处表现出了他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强烈追求和怀恋,透溢出了他重新建构精神家园的追求和期盼。他用百草山人的朴实正直、刚强勇敢的美质作为作品的灵魂,用百草山人顽强拼搏、忍辱负重的美行作为情节的链条。正因为如此,作者这种真诚的呼唤、热烈的企盼、不懈的追求在当下才那样的弥足珍贵。民族精神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仍是一种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坚强基石。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作者心性的张扬,民族精神的弘扬,这种寓教于美的创作在当今时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谱写了昂扬悲怆的民间抗日的壮歌

李西岳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血地》是一首昂扬悲怆的抵抗外侮的民族壮歌,也是一曲荡气回肠的冀中抗战的壮丽史诗,更是不多见的一部真实反映“民间抗战”的长篇小说。

书中的抗战人物都不是可歌可泣的英雄,或智勇双全的斗士,几乎都是平平常常的庄稼汉。就是这些人饱尝了战争的苦痛,饱经了战争的磨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肉体的和情感的,个人和家族的。正是这种痛不欲生的屈辱生存,欲哭无泪的精神压抑,在刀尖上行走的生存状态,促使他们与敌人血拼、肉博。这些人物中还有一些人有些劣迹和丑行,以及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而表现出了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甚至是一度被日寇利用的人也有良心发现。这部书就是这样从平民的视角写出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英勇悲壮。

为写这部小说,作者利用三年的时间足迹踏遍冀中冀西和冀东抗战老区,作为冀中人的后代,他一直在想:“我的冀中前辈们,当年是以怎样的生命姿态在刀尖上行走?是以怎样的精神力量在旷日持久的灾难中奋力挣扎,繁衍生息?后来,我渐渐悟出来了:是‘宁当刀下鬼,不做亡国奴’的朴素誓言,是‘死了的已经死了,活着的咱还活’的生命态度。由此,而造就了冀中人特有的达观精神和血性品格。”这样,他一边在“血地”上行走,一边用心跪拜英雄的冀中前辈们,要为这片“血地”贡献文字的自觉性和创造力,便在他心中不断生长,不断燃烧,成为了他的创作动机。创作中,他深入解读、解剖了在抗日期间冀中百姓在刀尖上行走的生存境遇和人生态度,“把积压多年的东西抖搂出来”,完成了这部40万字的《血地》的写作。

进行了人生反思与道德批判

李西岳的 《独门》是颇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农村度过了童少年和青年初始的阶段,这是他人生最宝贵和最美好的时光,令他终生难以忘怀。这个阶段的人生经验是作家创作最深刻最宝贵的生命体验,是进入艺术殿堂的原动力,对创作的影响是深远和深刻的。它不但可以培养作家创作所必备的心理功能和素质,为创作提供素材体验的内容,并由此引发和产生创作冲动和创作动机。从创作主体心理的构成看,童少年到成为青年初期正处在个性心理的发生发展期,为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起到了奠基和建构的作用,对作家创作起着制约和决定作用。李西岳在农村的生活的时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独门》的叙事时空正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冀中平原农村。那是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亢奋的年代,那是一段激情燃烧、血脉喷张的岁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一个‘怪胎’所演绎的家长里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男耕女织、悲欢离合、人情世故、酒色财气、柴米油盐、鸡鸣狗盗、个人荣辱、家族兴衰、世道人心等等,就格外具有鲜明的荒诞色彩和悲情色彩。

这部长篇小说是以“我”的视角叙述了农村三个家族三代人命运的起承转合,沧桑裂变。虽然书中的“我”并非是生活中的我,但作者的影子随处可见。这种亲历性的表现源于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和生命体验的真切。对此,作者这样说:“小说中的‘我’并非生活中的我,但直言不讳,确实有我的影子。我出生在一个有着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爷爷奶奶、爹娘、叔婶儿,三个小家庭组成一个大家庭,周围三乡五里没有这样的大家庭,别人都羡慕我们家和睦。其实,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家庭更不例外。的确,《独门》中的“我”从不会服服帖帖、老老实实,而是天生的叛逆,他从小到大,做了很多让人不消停不省心的事。如作品的起始所写的“我”与“麻五家的小闺女婷是同班同学”之间的恶作剧等。作者这样写道:“他的存在,成了一个家庭不安生的导火索。然而,他执着地奋斗、顽强地抗争、不甘平庸地生活,他在一路折腾一路成长中获得了人生意义上的某些成功,也同样给家庭带来许多痛苦”。“这个人物有着复杂性、多面性和怪异性。二来中国读者向来爱看故事,我必须把故事讲好,离了这一点,我就没丝毫的本事了。另外,我还对卢梭的一段话颇感兴趣:‘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我就写成卑鄙龌龊的;当时我是忠厚善良、道德高尚的,我就写成忠厚善良道德高尚的。’可以说,这两位大作家对我写《独门》影响很大,我大致确定了方向,也确定了作品的类型及表述方式,那就是用纯属于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

可见,此书是作者的生命史、心灵史,充满了作者的“忏悔意识”和“道德批判”,表现了一个作家应该坚守的道德良知和所保持的人性操守,这使得这种人生回望充满了道德情怀和人性力量。我们应对对作家的批判精神予以充分肯定和褒扬。同时,作者在回望自己人生历程时,也对已经逝去的历史进行了沉重的思考和深切的追问。这不仅让我们总结历史的教训,也感悟未来的社会应该如何行进。此书可以视为作者的人生记忆,同时也是一部精神“忏悔录”。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唐山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