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答北京财新记者问

王艺妃 vs 尹学芸

01

你从事写作已30余年，佳作频出，涉猎的范围包括散文、诗歌、小说等，我很好奇作你创作的动机和动力分别来自于哪里？你被称为“现实观察家”，你是怎么形成自己目前的写作风格的？

我的家乡在天津市北部的蓟州，是史书上记载的千年古县（蓟县），曾产生过《三字经》里的人物和“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典故。2016年撤县建区，千年古县从此走进了历史。但对于我来说，这座叫“埙”的城市，永远在时间和空间中定格。比如，李海叔叔远从大山深处走来，就是从埙城外围的国道南下，去我的家乡。也许坐标不甚明显，但在我心里，它这样活着。

我一直想说，蓟县是整个大中国的缩影。有高山、平原、大洼、库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有小范围的移民。不仅有移一代、移二代，现在又有了拆一代、拆二代。行政区划解放前后一改再改，但属性一直没变。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是想说我身处的这个环境，是个完整的社会大环境。这个城市又很小，轻易就能看到舞台中心。人在背景中特别容易凸显。所以有评论家说我的小说一篇一个样，我想，这与生活有关。

我出生在洼区南部洼区边沿上的一个村落，在我的笔下称为“罕村”，坐落在津围公路不远处，可以让李海叔叔从容地自远而近走来。明确一下方位，有时对解读和熟悉作品有好处。比如，我经常说村庄三面环水，只有南边有条通天路。有时读者会纳闷：为什么要这么写？生活就是这样的构架，你不写自己熟悉的也难。

很多作家都是半路出家，我想我不是。我从会认字就喜欢讲故事，听别人的，自己也讲，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写的字能变成铅字。这在我，更像一种命运。第一次听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我心说，那是你没出生在靠山屯。一个乡下孩子，父母都是农民，周围没有一个从事与文字相关的人，要实现作家梦，得需要多少机缘和巧合。偏偏，我又没走寻常人的路，高中毕业刚满十八岁，就着急八荒地来到了生产队，后来才知道。很快就要包产到户了。这半年小社员的经历，也不知能抵几页课本。每天上工的钟声一响，我第一个到派活的地方，坐在横放在地下的电线杆上，与姐姐们一样，手里拿着针线。那是我此生做过的惟一一件针线活，要为不知哪位做双鞋（也许是自己）。针錐也学别人在头发上抹一抹，然后在鞋底上穿针引线。那肯定是只非常难看的鞋底，手艺都不怎么敢示人。我那么想活成一个与别人没有分别的人。我会的，别人可以不会。但别人会的，我一定要会。

写作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嵌入了生活。我不单没有野心，我甚至不存奢望。一切都按部就班，没有潮起潮落。跟随岁月的更迭和变迁，进入一种再寻常不过的角色。偶尔往外地投稿，也能发表，但一直也没建立起良性循环关系，让世界认识并记住你，真的很难。像我这样的作者太多了，我身边就有不少。所以，于我而言，写作就是种习惯。当发表变得毫无障碍，时间已经到了2016年，在这一年中，我发表了14部中篇、3部短篇。几乎是，覆盖了所有约稿的期刊。很多读者隔空喊话，说阅读的速度跟不上我发表的速度。他们要想尽办法，到处买刊物。

对于我来说，写作更像一种生活方式，很多年里，我甚至很少想功利这回事。作为偏远山区县的写作者，远离大都市，其实也远离了名利场，只要你不出挑，你的写作永远是默默无闻。这种状态对心性、品格和意志都是考验。但好处是，人一直是潜在深水里的感觉，想漂浮都难。

“社会观察家”的称呼来自中信出版社。这让我好好回想了下几十年来所走的路。岁月逶迤而过，寂寞中更容易拾得沉淀，也更方便使用眼睛甚或心灵。你不在别人的目光下，别人就容易在你的目光中。创作风格的形成肯定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很多时候属于灵机一动。

02

你的众多创作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母题？

应该说不存在同一母题。这大概与我的经历或者性格有关。我一直是种率性写作状态，从无计划，也无规划。老百姓有句话叫天养人。说的是过去的土地靠天吃饭。多下几场雨，秧苗就活了，就丰年了。遇到大旱，可能颗粒无收。

创作与其何其相似。

03

有人将《我的叔叔李海》与鲁迅先生的《故乡》作对比，认为不论是《故乡》中的“我”还是《我的李海叔叔》中的“我”，都是时代变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且都存在性格中的“污点”，那么你这篇小说是有意在批判知识分子吗？

关于李海叔叔的各类解读已经很多了。我也留意到，有评论家把这部作品与鲁迅先生的《故乡》作对比：

不管是故乡中的“我”，抑或是《我的叔叔李海》中的“我”，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就此而言，也如同鲁迅先生一样，尹学芸也还是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阶层，挖掘和批判知识分子皮袍下面藏着的“小”（王春林）。

坦率地讲，批评家的眼睛何其尖锐，总能透过脉脉温情的文字表象看穿肌理。我初写的时候，其实没想那么多。可在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渐有了重心和总体把握。李海这个人物不孤立。小说发表以后引发热议，有知名作家，有业余作者，也有普通读者。我发现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都说，家里也曾有过这样一位李海叔叔。甚至有个湖南读者留言，他的叔叔就跟李海叔叔一模一样，总是估摸着他父亲发工资的日子来讨酒钱。而父亲又慷慨，每每看见叔叔，一家人都心惊胆战。我想这部小说之所以能打动人，是触发了很多人共同的情感记忆，那段共和国的日子饥肠辘辘，所有的李海叔叔们莫不与此相关。

相比闰土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日新月异的改变中，大概不含幽灵这个物种。乡间的传说中，幽灵不老甚至不死。它很像痼疾或者顽症，在一代一代人的灵魂里驻足。闰土和他的“老爷”如果活到现在，不知都会变成怎样的人物。按当下的规律看，应该不难想象。

04

现实生活中造成悲剧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我相信作家有独特的敏感，对你来说，今天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所展示出的显性的和隐形的问题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文学及其创作者能够做什么？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其实很少专门去考虑。但拿到这个采访提纲我还是认真琢磨了一下。这个时代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尽管很多时候我们稳、准、狠，或者越来越高、精、尖，你会觉得，构成命运的元素越来越摇摆。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深有体会，那时的日子简直是凝固的，一天跟一年没有什么两样。一年跟十年也没什么分别。我从十多岁的时候就参与集体劳动，那是麦假或秋假，跟着大人去地里拣玉米、拾麦穗。是为了享受地里的那份热闹。有社员专门从远方的河里挑来水供大家饮用，为防止奔波时水往外泼洒，会在水面上放一朵麻叶——跟荷叶相仿佛。从场院，到地里，再到家里。这是很多人的活动半径。村里唯一的变化是，谁死了，或者谁出嫁了。而且没有什么嫁得好与不好，大家惟一关心的是，你嫁的那户人家是不是贫农。生活没有意外，命运也很少有。但冷丁会有一个好好的人得了癔病（其实就是神经错乱），现在想，肯定是她或他的心灵遭受了难以承受的重创。但那时不会这样想，大人说，那是被黄鼠狼迷住了，我们便从她或他身上找符合黄鼠狼的特征。眼睛黄了，喜欢追老母鸡，哭的时候像小孩。至于造成悲剧的原因和隐情，不会有人关注。

这个时代应该是文学的时代，社会给文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小说就是个不确定因素的集大成者，如果读到心仪的作品，真是唇齿留香。很多社会事件比小说更像小说。经常听有作家感叹，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文学创作者也越来越懂得关注人的心灵。不管别人怎样，我是在尽最大可能书写我的认知和生活。我的生活和感悟只属于我自己，没有谁能代替。我不写，就不会有人替我呈现。就如李海叔叔这样的主人公，在我的意识里潜伏了若干年，若不是衍变成艺术形象呈现给读者，就与这个时代擦肩而过了。

05

你的新书《我的叔叔李海》包括四个中篇小说，其中《我的叔叔李海》这篇主要讲述了两个家庭之间的人情往来，小说本身也是作者和读者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但今天人际交往有了新的形式，那就是通过手机和互联网。你怎么看新形式带来的变化？文学，在这个人与人频密交流的时代里，其价值何在？或者说，你认为文学的存在在维护着什么？

新书的四个故事互无关联，它们也是偶然走到一起，成就了这本书。虽说信息时代人们对读书这件事越来越隔膜，但喜欢读的人，喜欢读纸质书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隐匿。大概也是人以群分的缘故，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纸质书的爱好者。有个在北方银行工作的朋友已经去世了，有些书买不到，他就用打印机打印下来，自己装订成册。他说他一年读的书，比他的身量还高。还有位朋友买两本签名书，我以为他是送给朋友，原来是看一本，藏一本。

大家也都知道，六零后的作家撑起了一个文学时代。有时我会想，除了那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在童年和青年时代读书有些便利，很多生活在小城镇或乡下的孩子，接触书籍的机会都非常少。我十多岁的时候才知道世界上有杂志这回事。第一次接触十六开本的“大”书是《河北文艺》，至今都记得里面有首儿歌是写抗旱的：一对水罐两头栓，挑担水，上南山，咯吱咯吱走得欢……还记得里面有个小说写矿工，在塌方的地方被堵在矿坑里，却发现墙壁上有血书：某某某是叛徒，他出卖了工人大罢工……当时被震得地动山摇。记忆能储存的这样牢固，肯定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当时物以稀为贵。

我想说的是，即便是童年和青年时代有限的阅读，也奠定了一个人基础和走向。虽然成长得艰难而缓慢，可生命的过程，不就是这样体现意义么。读书有一种仪式感和庄重感，能强化一种向内的力量。有次我下乡，在大堤上看到看杏园的小妹拿本戴尔.卡纳基《人性的弱点》在读，那是一个有着大太阳的午后，整条大堤上只有她一个人。一大片杏林，杏子已经泛黄了。这个场景会让人生出感动，我们短暂交谈，交换了微信，我还给她起了名字叫青杏伊人，她现在都还用着。

你如果说文学有多重要，很多人肯定不同意。但换种说法，对有些人很重要，估计就没有异议了。文学维护着一个人最起码的精神高度。一个读小说的人，肯定是个有想法的人。

文学能对复杂的世界给予相应的解释。

06

你经常从多个维度来分析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现实关怀，善于抓人们生命中的痛点，你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社会事件有什么？

我的创作更贴近生活和现实，这是由经历决定的。创作强调生活的重要性，这一点，写的年头越久，体会越深。没有哪段生活是白费的，没有哪一段人与人的交往没有意义。认识一个人，就是认识了一个世界。文学让我变得温柔，宽阔，包容。受委屈的时候不会那么难受。不会刻意为难谁，也不会刻意为难自己。喜欢看世道人心像自然一样改变颜色。对一只秋虫都心怀悲悯。我总能看到自己前进的方向，文学让人生变得有广度和深度。

我当然是关心社会事件的。有些事件搞不清楚我会找朋友弄清原委。但我的创作不依赖社会事件。我喜欢写寻常人的正常情感，觉得这更具有普遍性。像《士别十年》这样的话题，不只是属于主人公郭缨子，也属于每一个自然人。我也正经问过朋友，他给我的回答是，能喝酒了，惰性大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痛。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变得麻木且习焉不察。但有个体的清醒者，年龄越大，越拒绝浑浑噩噩。我曾经被文学这盏灯照亮过，我也期待能照亮更多的人。

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就像拍照一样。拍群像时摄影师经常会喊：插空。就是找两个人中间的缝隙，站在那个位置，可以最大限度的彰显自己。写小说就是填补生活中的缝隙，只是，准确的捕捉和把握，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是揭示给读者。

07

或许因为经济的冲击，小说家编剧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你怎么看待？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各有各的责任和使命。你不能说瓦匠就做一辈子瓦匠，做木匠就是错的。我年轻的时候试过写电视剧，但吃过两次盒饭，就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文学事业神圣而伟大，但对个体而言，仍然是生活方式而已。我们这个时代，出大师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学养不够，气候不够，温度不够。我最近换了新单位，拐出来就是条步行街。我特别喜欢整条街的烟火气。一出门，就是小商小贩的摊子。卖煎饼、毛蛋、铁板鱿鱼、炒螺狮、烤白薯，煮玉米、馅饼子，真是应有尽有。我愿意看食客吃东西，很多都是时尚的人，围在一个脏乎乎的板子上，把麻辣烫吃得热火朝天。也愿意看小老板，忙的时候投入，闲的时候自在从容。有时半天没有一个食客，也看不见他们着急。有知情人告诉我，他们每年都有十几万的收入。

选择坚守的人像熊猫那么宝贵。但总会有人坚守，这个不用担心。

08

《我的叔叔李海》中的李海和父亲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层，他们都是时代的受损者，你认为现在的阶级固化给人们的感情交往带来的弊端是什么？

这貌似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蛮启发我。如果说固化真的存在的话，肯定不是现在才有。比如，我完全可以写这样一个父亲，为了让女儿进城如何穷尽心思。那才真正是铁板一样的时代，所有的流动渠道都是封死的，上学要推荐，招工要推荐。普通农家子弟，基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我的一个同学因为家境富裕本人娇弱，她的父母真是穷尽了心思，想让她嫁到城里来，但最终未能如愿。小说中的父亲无疑是个能干的人，走南闯北，一辈子挣的钱可以压死一匹骆驼，且以救济李海叔叔一家为荣，即使这样，父亲也在许多年里保留了对李海叔叔的仰视。这里有人性问题，更有阶层之间更大的落差。

两家人长达几十年的感情纠结，无外乎两点：我仰视你，或被你仰视。小说与历史发展并行，从中可以得知，两家人命运的改变都源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可以解决境遇问题，但解决不了情感问题。也许是历史因袭的太深了，实现愿望的途径反而越来越诡谲，所以复杂的是社会，比社会更复杂的是世道人心。